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欧盟委员会能源总司、欧盟地区委员会主办的2013中欧城市博览会将于11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举行。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受组委会邀请，作为北京市唯一一家新型金融服务机构参展。

　　中国城镇化迅猛发展，随之产生了大量城市病，面对不健康不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城镇化，中央和地方急切需要探寻一条更优的发展道路。由此，荣邦瑞明将参展主题设置为“打造金融都江堰”，借鉴都江堰水利工程合天道，顺民心，取妙法的思想内核，诠释荣邦瑞明在城镇化领域所倡导的金融系统工具理论、方法与实践，践行城市投融资管理专家。  

　　11月21日，荣邦瑞明借中欧城市博览会平台，召开新书《政企合作、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本质》发布会即13期城市中国沙龙。参加沙龙学者专家主要有本书作者李伟先生、出版方恽薇主任、许秀江先生，以及陈凤玲博士。  

　　荣邦瑞明城市研究院李伟先生首先对书名里蕴含了当前最热的关键词和写书的出发点进行了阐述：  

　　写这本书是源于我们的一项工作，或者说我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在宏观层面的思考，这是我们的出发点。站在个人角度，我92年下海，02年开始在北京为各城市政府做顾问，正值这一时代，政府力量越来越大，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导性也越来越强。  

　　经过两个十年的实践，我们团队一直围绕城镇化中的金融问题进行研究，过程中我们一直站在政府怎么做好城镇化，怎么科学发展城镇化，怎么科学发展经济的视角上为提供服务。2003年上一届领导班子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中央可以讲，但城市政府就不能单纯提科学发展观了，面对我们的客户，当时就开始站在金融角度，以资金管理为突破口，配合从科学发展观落地的角度来探索问题。  

　　近十年过程中有收获，更多的是一种遗憾。因为科学发展在城市政府，尤其是政策层面，越来越倾向于地方政府，各种资源配置脱离了市场手段，出现了很多问题，导致中央政府无奈选择了刹车的办法来限制地方政府融资，又导致了当前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更多的问题。  

　　因此我们也在思考，下一届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应该是什么？究竟应该怎么去做？十年以前，我们就瞄准了城镇化，未来城镇化仍是中国发展重要的主题，但中央政府层面的思路非常重要，我们总结了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两个十年，一个是92年到02年，站在我们的专业和投融资资金配置的视角总结这十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市场主导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十年。 我们在市场上为地方政府和开发企业服务的第二个十年，是政府主导的十年。  

　　其实，这两个阶段的优点和缺点我们都看到了，利用中国哲学思维从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角度分析，下一步阶段一定是趋利避害的。中央领导人不可能全面否定任一个方面，一定是继承了这个阶段的优点，鄙弃这个阶段的缺点。我们基本上遵循这样的逻辑，找了一条主线，做出了初步的判断，是未来政企合作的十年，我们写这本书就是这个立意。  

　　我们从去年十八大召开之前，开始酝酿写文章来影响各个中央决策部门的想法，也希望能把我们的一些在实践和理论上，尤其跟各类投资人和政府打交道积累的经验，看到的问题客观的反应出来，提供一种真实的，更有价值的东西来影响中央政府的判断。借助凤凰网开设专栏，陆陆续续把我们的观点推出。我们写书的第一类对象就是中央决策部门，希望能为他们提供一些素材。  

　　第二类对象是我们客户，主要有地方政府、大型投资人。他们当前需要对形势有所判断，最近两三年我也一直面临类似的问题，也一直为他们在找方法。另外还包括很多投资人，房地产开发商、各种大型建筑企业等，他们都在转型做投资，包括国开金融等，我们有很多的接触和合作，我们希望可以和这些机构共同推动新型城镇化下一个十年，政府和投资人合作真正把一个城镇和产业发展好。  

　　第三个对象是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学者，还有学生，这也是我们重要的读者。以前我们写过几本书，在大学里有相当的读者群，我们在理论上能有些认识，实践中也有积累。我经常开玩笑，在企业家中我是学者，在学者中我是企业家，但恰恰这形成了我们的优势，能了解到各个领域中的东西，这是很多学者和实业家愿意看我们书的原因。  

　　近两年，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之后，以城市和城镇化为主的书也特别多，社科出版社恽薇主任解释了这本书到底有什么吸引力。  

　　一本书的读者是怎么定位的，某种程度来说，李总比我们说得更清晰，定位得更准确。这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在写作的时候就知道，写作风格符合哪类人，他们读起来有什么感受。  

　　当时我还没有读过稿子，问李总大家都在做城镇，你这本书有什么特点？他说我有，你看了就知道。当时的书名也很普通，我说得把你的亮点提出来。在过程中，我们团队跟他交流，一本好书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可读性，应该要好读。第二是资料性，它能给你提供很多资料案例。第三是启发性，你读完之后对你有所启示。其实这三点你只要具备一点都算一本好书，但我们看这了本书之后，它这三点全具备了。  

　　首先在看的时候，我们的陈凤玲博士跟我说，觉得这本书挺好，挺有意思，虽然算不上严格的学术理论专著，但文字很好读，还能给人提供很多启发，而且李总你们本身有很多实践过，操作过很多案例，所以接地气。  

　　第二，要是从这本书的现实价值，实践意义来说，我觉得不言而喻，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几个，一个关于新型城镇化的一揽子方案，这本书始终围绕着城镇化这个主题在走。这本书涉及的核心是城镇化的金融服务，资本的配置。金融要服务于实体，你们谈到城镇化核心的本质就是资本，资源的配置，要进行合理的配置资源。  

　　第三，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其实《政企合作》这本书中也说，实际政府与市场本质就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所以真本书一直围绕着政府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来构建一种合理的关系。  

　　这本书提出的平台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其实我首先要说，李总的团队非常有实力，他们一方面做实务，提供方案，同时在过程中总结规律，挖掘本质，提炼出来，形成具备一定理论体系的一本书。以书的形式展现出来，说明李总也非常高明，这也是对自己最好的宣传。  

　　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刚刚开始，可能李总还有一系列的规划，我们可能还要继续合作。当然也希望得到各位媒体的关注，对这本书给予积极的报道。  

　　陈凤玲博士是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作为责任编辑和大家分享了过程中的感受和最感兴趣的问题。  

　　看到这本书时，我就被第一章就吸引了。一本书好与坏，首先一定清楚主旨要点。这本书开篇就提到了什么是模式，在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模式借鉴路就走得很顺利。但是模式是谁创造出来的？模式的本质又是什么？如果我们都在学模式，没有人创造模式，这个路根本就走不通了。在这本书里面，首先点明了到底什么是模式，到底什么是新型城镇化的模式，最终把投融资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抓手，政企合作就成了实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一个基本模式。  

　　这本书是真的把开发建设实践和政府管理结合起来，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模式，并且它是实实在在的，对政府、企业、产业发展提出了规划思路，从哪个角度提出比较务实的做法。 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有很多宏观的想法，但必须要有一些人去实践它，我相信这本书里的思想，实际上提到了真正实践的道路。  

　　陈凤玲博士对李总在引言里提出的“模”和“范”非常感兴趣，想了解李总是怎么想到把它说清楚的？ 李伟先生解释如下：  

　　“模”和“范”，应该说指的是具有全国性文化的大城市内的合作模式，源于在一些博物馆里看到“模”和“范”，我当时在想“模”是什么，“范”是什么？我们从小就听说谁谁谁是模范，是典范，“模”和“范”它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神奇，几千年以前是靠“模”和“范”来形成(标准)的，后来演绎成一个词，包括模式、模型，在演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很多原有的意思。  

　　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探索模式化的问题。我感觉中国人比较喜欢模式，都愿意偷懒。但如果人不偷懒就没有技术进步了，比如说汽车。懒人的发明也是社会创造的一种本质，所以中国人愿意学别人，有什么现成的告诉我怎么干就行了。我们经常听到企业家，市长抱怨，你就告诉我谁谁怎么干的就行了。  

　　但在实践中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模”和“范”可以形成一模一样的东西，那是一种机械化的结果，是物理空间或者是物理性的物质空间形态的制造问题，用“模”和“范”是可以大批量生产的。但我发现在城镇化领域模式是不合适的。  

　　我们国家各城市和企业对模式情有独钟，所以我就很伤心，也很痛苦。明明模式对城市和企业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以真正的复制，但大家都在复制。所以我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我们不断的研究，研究人们思维的误区，发现误区是从模式和模范中来的，人们跨越了模范的研究阶段直接进入模式，想当然把模式和模式联系起来，产生了很多问题。所以这本书叫《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本质》，就是希望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家，不要总持着简单模范的思维，来套模范空间或者物理形态，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变成不可控的状态。所以我不希望这样的要素再继续发酵，否则我们所谓的中国城镇化转型，新型工业化的转型就不行了。因此模式本质上不是简单的拷贝，一定是通过系统化的方法，判断事情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这时候就发现了生老病死。  

　　当前中国的城镇化问题仅仅是生的问题，所以必须认识到生老病死的全过程，你才能真正知道什么叫新型城镇化，什么叫新型城镇化生的问题，才能解决好。  

　　许秀江先生对这本书进行了点评。这本书的主题既是一个大问题，也引出了中国转型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政企关系问题一直是热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更是一个敏感问题。处理不好政企关系，将导致企业经营失败，政府腐败现象发生。建立新型的政企关系，不光是口号，需要实践的探索和经验总结，总结出一条协调发展的道路，共同促进经济发展。我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重大，这本书选题抓住了要点，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问题，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员和企业家，应该认真阅读，好好的体会。  

　　这本书提出了两点，第一，政府如何转变管理机制；第二，企业主如何转变经营观念。  

　　政府与企业打交道，已经不再是通过计划经济发挥权利来控制企业，而是要靠市场为企业服务。在这方面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内容和新特点，希望政府不断的总结。在《政企合作》这本书中，作者有关这些方面做了具体的分析和总结，就是作者说的所谓的“模范”，作者把它的规律找了出来，便于政府去参照。  

　　企业层面，90年代我们有一种说法，到底是找市场还是找市长，那时候不找市长找市场，把这个事情说得很绝对。实际上作为一个中国式的企业，既要找市长，也要找市场，问题是什么时候找市长，什么时候找市场，这里大有学问。今天我看到一条新闻，南京市长倒台以后，很多与他关系紧密的企业家也跟着倒了，这是一个政企合作的悲剧。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企业家都应该思考的。  

　　因此，企业怎么样和政府保持很好的互动和合作关系，政府如何转变机制，企业如何关心政府政策，希望读者认真体会。  

　　恽薇主任描述看完这本书整体感觉是，李伟先生把城镇化的本质定义为政企关系，但更认为城镇化的本质是资源和资本的有效配置，政府把握一部分，企业掌握一部分，合理配置使得城市得到高效的发展，或者是正常的发展。因此也想知道李伟先生如何考虑这个问题。  

　　李伟先生回应，资源和资本配置是最关键的部位，政企合作最重要也就是资本如何配置的问题。我是学数学出身，喜好把任何工作都能变成数学问题，能把它刻划清楚，实际上是认识这件事情本质的过程。  

　　社会系统中，包括资源配置问题看起来包括各种各样的资源，但都可以通过金融思维把各种工具通过当量的方式来数字化。本质上政府和企业的资源要转变成符号，最简单的符号，就是货币。  

　　比如我们说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这个过程本质又是什么问题？政府的财政资源，怎么去配置？过去我国财政资源配置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对地级市和小乡镇其实配置得非常少，所以导致北上广深的房价和生活成本非常高。这是政府配置货币资源，财政支出造成的。未来无论采取什么政策，落脚点一定落在财政货币资金，企业货币资金，老百姓手中的钱到底往哪流动的问题，政府引导最本质性的就是货币，引导它流动得更好。政府的财政资源要起到杠杆作用，要把市场不愿意做的事情干好，整个区域发展就好了。所以用最简单的符号揭示城镇化的运作规律，就是这件事情的本质。  

　　我们国家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有一个提法，就是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服务型政府的观念非常好，政府本质上就是做服务的。西方发达主义国家城镇化完成之后，政府基本上就是服务职能了，已经不存在发展职能。  

　　中国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差别就在于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严重短缺，这是接近本质的问题。短缺导致市场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很少发挥作用，必须政府发挥作用。新型城镇化中的各种设施没有赚钱的工程，未来一定是政府和投资人一起来承担的，要更好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一定要有作为。  

　　当前大家容易陷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误区里面去，权利完全交给市场，这样就错了。政府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在这个时点，需要我们的政府把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做好，为企业搭建好一个有利于发挥自身作用的空间和平台。  

　　站在这样的角度，我们借鉴了IT市场平台型企业的概念，大家可以在上面做各种各样的插件，效率非常高，每个人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去创造。政府也是一样的，通过用财力资源，用看得见的手把事情搭建好平台，因此在我国要打造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下，我们提出最好的方式是，由管理型政府向平台型政府的转化。  

　　90年代我国也有筑巢引鸟的说法，从操作结果来看，政府实际上是不作为的，政府那一时段作为很少，所以导致产业化过程出现了很多问题。这就是我们在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政府主导的十年，是因为前一个十年出现了很多问题。企业大量圈地，导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根本就没有配套。比如北京的天通苑，为北京市政府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到后来政府再建配套系统，成本就非常高了，如果当年做到位的话，天通苑就不会出现后期大量的问题了。  

　　90年代是市场主导的城镇化，似乎也有各种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实际上是缺位的。所以现在借助政府转型的概念，我们提出“平台型政府”，我们感觉国家提出的服务型政府还有一些不恰当的东西，我们用“平台型政府”的概念使这件事情更清晰一些，操作过程中少出现一点误差。希望未来十年是少流汗的十年。  

　　因为时间关系，《政企合作——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本质》作者、出版方、编辑以及专家之间交流到此结束。相信这本书一定能给广大的读者，包括政府、投资人和学界带来一些启发。  

　　打造金融都江堰旨在平台型政府信用建设  

　　新书发布会后，荣邦瑞明又以“打造金融都江堰”为题举办了第二场沙龙，来探讨金融都江堰与政企合作的关系？参与沙龙的嘉宾有滕州市高铁新区管委会主任马冀先生、北京嘉富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渤海金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人孟永超先生、中铁四局集团安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吴新荣先生以及沙龙组织者荣邦瑞明城市中国研究院李伟先生。  

　　首先李伟先生对“金融都江堰”做了总体概述。  

　　当北京市政府邀请我们参加中欧城市博览会时，我们感到很荣幸。借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希望能把很多理念真正传播出去，这也是思考这个主题的出发点。  

　　我们想讲一个故事，是一个信用的故事。我在这几十年的人生和社会经验中感觉到，国人的信用每况愈下，社会的信用状况也是。老百姓不讲信用，企业不讲信用，政府也不讲信用。这种不讲信用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我记得看到一个报告，说20年以后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这个报告可能有它的视角，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这种信用滑坡，没有底限的进行下去，如果不成为最贫穷的国家是对不起上帝的。所以在这个场合讲信用，是希望真正能够唤起全民的信用。  

　　我们是城镇化的主题，讲信用怎么讲？现在大家把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转变到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好像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才值得借鉴，我觉得不对，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  

　　中国有没有值得我们新型城镇化可以借鉴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研究课题，过程中我和国学界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交流，他给了我一个提法，说想想都江堰，都江堰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讲的一个信用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对我启发非常大。我们讲信用的故事，就是要讲金融怎么能够真正服务好经济，服务好城市，都江堰是一个最好的主题。  

　　第一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的社会，水是最重要的，老百姓靠天吃饭，靠水吃饭。所以管理好水，利用好水，这是都江堰最本质的精髓。都江堰真正利用好了水有利的一面，规避掉有害的一面，造就了天府之国。它几千年不倒，确实值得借鉴研究。我们不敢指望中国城镇几千年不倒，但持续几百年不倒总可以吧。  

　　现在我国城市所建的楼房三十年，物理生命有的已经结束了，从经济性和实用性，以及老百姓居住意愿，一些楼房二十年就结束了，有的甚至十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中国的现状。  

　　我希望中国的城市至少变成几百年城市，这样才有意义。我们的道路今天建明天就开始拆，有些有管道排水，另外一些还没有排水。我希望大家深入研究一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历了几千年的工程作为参考。  

　　中国传统是一产为主导的社会，我们进入二产和三产主导的社会，这是城市未来发展的特点。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就是水。我们认为金融就是城市的水，相当于一产的水。我们分析一产的水，和二、三产业中的水都有共同的特点，从金融角度说第一是驱利性，第二是获利性，第三是生命性。中国传统文化中水和货币本身也是同样一个属性。我们研究城市时，需要管理好城市的信用，管理好货币，树立好城市的观念，都江堰就有了参考价值，能不能借助研究货币的管理，打造二、三产的千年工程，由此“金融都江堰”或者说城市都江堰这个主题就呼之欲出了，这就是我们策划的创意，把金融都江堰作为这次中欧城市博览会我们的核心思想和想法。  

　　城市中国沙龙请李总针对本期沙龙撰写了几个关键词，针对嘉宾最感兴趣的词来开展对话，关键词一是平台型政府，二是信用，三是城市营销，四是投融资管理，五是契约精神，六是规划土地管理，七是城市消费者。  

　　孟永超：我选平台型政府。  

　　马冀：我选平台型政府和城市建设谈一下我们在工作中的想法。  

　　吴新荣：我选信用吧。  

　　首先，孟总从一个社会投资人或金融工作者角度阐述了对“平台型政府”的理解。  

　　孟永超：这个话题我是抢了马主任的命题。历史上我们认为城市建设，都应该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如果在平台型政府的情况下，我们公司就可以深入参与进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也是当今社会政府的方向。  

　　李伟：这次三中全会开完了，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政府治理能力体系的建设和治理的现代化，您怎么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孟永超：当今的城市远比古代要复杂得多，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利用金融来助推城市建设，让金融的水流入城市的方方面面，包括绿化、空气、暖气等等方方面面，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李伟：打造平台型政府，作为管理者，您觉得应该做哪些转变？我在读三中全会报告时有一个感觉，从治理型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说，我个人理解是不是地方政府希望管理城市，如果在治理城市的时候，真正发挥其他社会组织、企业的作用，这是不是真正能使政府做好转型，做好平台型政府最关键的东西？  

　　现在城市规划都希望有一个展示，展示的过程中也会根据多方意见修改。各种力量怎么参与到城市管理发展运营中来，这是不是平台型政府应有的含义？可不可以理解成政府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各种社会组织，各种企业，老百姓，都能参与到城市的管理中来？  

　　孟永超：应该可以，当前转化政府管理职能非常重要，如果政府转变理念，让各种投资渠道，各种组织，各种单位来一起参与，这是最好的。  

　　马主任站在新区领导角度，围绕做好平台型政府，真正把大家吸引到高铁新区来，建设千年不倒城市，就一些具体想法为金融都江堰做了解读。  

　　马冀：我也很关注平台型政府这个核心概念，因为平台型政府这个概念和理念，最近几年在政府层面是在积极推进的。同时平台型政府的打造，也是地方各级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转变政府工作职能，转变政府角色的发展方向。  

　　要打造平台型政府，地方政府的领导者、规划者和发展者就要变成和企业共赢共发展的这么一个角色，这里有很多具体的想法，或者自己的一些概念。在平台型政府打造过程中，它是互利的，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大家都共同关注几个环节，尤其我们基层政府特别关注第一个环节，就是要担当。因为我们政府是为了城市发展的政府，是为农村发展保障的政府，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政府主导者，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共同发展的概念，政府由过去的主导，领导，改变自己的职责和角色，他的担当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复兴，国家和民族未来文化的助推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光是政府有担当，企业也要承担社会发展的责任和职能，共同理解政府的职能，才能坐在一个平台上，把平台型政府打造好，建立一个合  作共赢的平台。

　　第二个观念，刚才李总讲到信用，信用是一个固化的概念，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属性。信任体现的是一个互动的概念。政府打造平台时，要放下身段，要和企业成为一个共同体，大家共同为城市的发展如何规划，如何谋划，如何策划，如何进行建造，如何为市民提供服务，在合作过程中，首先要把信用放到一个平台上，政府要信任企业。同样对于企业，不能是一个纯市场化的企业，也不能是一个政府领导下，尽情发展做大做强单纯的企业，企业要和政府共同担当，和政府一起把政府不能做的做好。大家同呼吸共命运，这才是政企合作的重点。  

　　第三平台型政府打造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不断的转变自己的职责和职能，政府和企业互动也要包容，我们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城市消费者的问题都包办。过程中大家要包容各自的瑕疵，这样才能把平台型政府打造好。  

　　第四就是效率问题，我们地面的工程比较多，地下的问题考虑比较少。我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要求一届政府把几十年的工作，在这一届当中都做完，他也没有这种能力，没有时间。但市民有期待，城市的消费者有期待，这个期待是时间点，政府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的把职能发挥好，但不可能都管好。因此就对企业也要有个要求，你要短平快，你要有诚信，规范建设过程中每个环节都要使城市消费者满意，就有了效率的要求。如果我们政府和企业都做到了，我相信城市消费者一定会对城市发展和经营的都江堰非常满意的。  

　　李伟：其实马主任当过乡镇的镇长，党委书记，当过建设局局长，所以经验非常丰富。马主任希望我把信用修改叫信任。说到信任和信用的关系，信任是信用的基础，一个社会的发展，更多是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把目光和视角都放到经济性上了。  

　　西方学界有一个理念，叫嵌入性，经济系统已经嵌入到社会系统中来了。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改革开放到今天，嵌入性问题会成为主要矛盾，这就是信用和信任之间关系的不存在，这是根本问题。  

　　现在地方政府和企业，和百姓之间的信任，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政府不得不做老百姓希望我做的事情，但是老百姓又说政府是短期行为。老百姓希望政府干出来的事情，今天干的事情明天一定要见效，这是老百姓的心理预期，政府也不得不去按照这样一种心理预期来做。这也是为了求得一种信任。但这种信任下，有更高水平的人说，你应该考虑长远，实际上社会结构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群体，对政府是有不同要求的。但我们看起来比较长远的专家水准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看政府，说政府急功近利或者对老百姓不负责任的人，实际上并没看到政府是真真正正考虑大多数老百姓做事情的。这是我对马主任观点一个浅显的总结。  

　　接下来，中铁四局吴总作为投资人，就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以及对地方政府、自己和城市消费者信用的期待，深入探讨了对“信用”的看法？  

　　吴新荣：我是来自于最基层的投资者，建设者，所以就谈一点浅显的认识。  

　　我个人理解信用，包括个人的信用，包括企事业单位的信用，包括社会团体的信用，还包括政府的信用等等。社会的发展是需要行为，是需要做法，需要感觉来实现的，好的理念和思想就是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信用。因此我感觉到信用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相关方很多，政府投资，土地开发也好，工程承包也好，和政府打交道比较多，当然相关方也很多，我就感觉到信用非常重要。没信用会让我们很累，我在国外待了十多年，老外很简单，我们中国人很复杂，讲得确实有道理。我们甚至有人说老外傻乎乎的，我们中国人很聪明，这句话有表扬的含义，也有自我批评的含义。我有时候分析为什么这样，老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很简单。我们中国人，我们某些人，某些时候把自己看得很聪明，很简单搞得很复杂，某种意义上也有不信用的含义。政府和企业有时候也有这种情况，政府老想把自己的权利放大，无限的放大，把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尽量的缩小，越小越好，某种程度上是不讲信用的。  

　　我们投资的项目，有的项目已经做成了，有的正在实施，有的是将来实施。我们过去投资一个项目，政府讲得非常好，合作约定也非常好，实施的时候也还可以，但是到了回款的时候，时间可能比较长，政府换届，领导换人，能拖就拖，他也不说不还，就说那是上届政府的事情，现在不一样了，导致回款很难。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肯定先要付出，但也要回报。  

　　第二，我投出的钱怎么能够安全的回来，就想到一个担保的问题，其实担保也是个信用问题，如果大家都讲信用的话就不需要担保了。但我们在政府投资的时候，往往是几个亿，十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这时候我们觉得信用就越发重要了。  

　　地方政府希望企业多花钱，但一谈到回款，他就说你还信不过政府嘛。我们建一个项目时，可能是一年，两年，三年，建完以后又要竣工验收、审计，手续办完可能要两年多。可跟我谈的政府领导，也许一年半年提拔了，高升了，下届政府就可能说上届政府有问题，现在的事情又变成了过去事情的延续了。因此我们和政府谈项目时，在基本回报满足的条件下，优先考虑信用的问题。一般政府需要投资，我们希望有银行或担保公司担保。  

　　信用问题非很可能影响到我们企业和政府投资的推进。  

　　在过程当中，没有信用将影响到以后项目的进度和质量等等。信用问题小到个人，大到社会，到企业和政府的合作，都是非常关键的。  

　　李伟：您阐述了对信用的理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信用。这里重点提到了关于契约的问题，契约精神。我在《政企合作》这本书里也强调了契约精神，企业的契约精神，政府的契约精神。  

　　吴新荣：契约非常重要，不讲契约的话工程就没法实施。我作为投资方在做项目的时候，采购钢材、水泥、木材有一个合同，一般违约责任最多是20%，100万违约就20万块钱。当物价上涨超过20%的时候，他宁愿违约。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官司，法院很忙，律师很忙，这就是一个信用问题。但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李伟：一个城市信用出现问题在招商引资上是非常正常的，尤其是在执行过程中，当一个企业家在一个城市发现城市不守信用时，很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这个区域的招商引资，乃至经济发展。所以信用是非常重要的。  

　　四位嘉宾代表了我们城市发展四股重要力量。大家在选择未来最关键点的时候，关键词代表了最直接的基本的判断，大家选择的平台型政府和信用这两个关键词，我们都希望政府能做得更好，也代表了大家对政府的期望，期望我们城市有非常好的领导者，希望政府能够发挥作用，希望有一个好的发展环境。这两个关键词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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