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流浪儿童王宇（化名）从重庆回到了北京，继续在北京光爱学校就读，为了解决王宇未来的生存问题，校长石清华继续留在了重庆，为王宇跑户口。

　　在从事了多年流浪儿童救助工作后，石清华认为，户口一直是流浪儿童群体难解决的问题。

　　怕回家宁愿再流浪

　　更换户口所在地，意味着姜林要回家见父亲，出于对父亲的恐惧，姜林最终放弃了有家的希望，选择继续流浪。

　　7月27日，流浪儿童王宇（化名）从重庆回到了北京继续在北京光爱学校就读，而作为校长的石清华却留在了重庆，继续为王宇跑户口。

　　几天前，石清华被告知，王宇的户口办理仍需等待。

　　14岁的王宇一直是“黑户”，由于在外流浪时间过长，当地并不承认他是本地人，户口办理因此被搁置。

　　石清华说，王宇一直没有户口，未来在读书、就业、医疗等方面会面临一系列问题。

　　“户口”问题被石清华称为民间救助流浪儿童的头等大事。

　　重庆森森孤学院是全国最早的民间救助流浪儿童的组织，3年前，因为未获得合法资质，学院被强制解散。学院的创办人姜林本身就曾是一名流浪儿童，而“户口”成了他心中最大的遗憾。

　　姜林11岁时父母离异，母亲离家出走后，父亲对姜林又打又骂，冲动之下，姜林从四川通江老家跑了出来，开始四处流浪。

　　从成都到广州再到贵阳，姜林用了三年的时间。回到重庆时，一名民警对姜林非常照顾，希望姜林重新回到学校读书，甚至希望收养姜林。

　　然而收养首先遇到的问题即是户口，由于姜林在其四川通江的户口仍然存在，这名民警不得不让姜林回老家找父亲，让其开具证明，撤销姜林在原籍的户口，这样姜林才能在当地重新上户口。

　　姜林说，像他这样的流浪儿童都希望能有归属感，但他想有个新家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更换户口所在地，意味着姜林要回家见到曾长期打骂自己的父亲，出于对父亲的恐惧，姜林最终放弃了有家的希望，选择继续流浪。

　　17岁时，姜林因抢劫被判入狱8年。出狱后，因自身的遭遇，姜林创办了关爱流浪儿童的重庆森森孤学院，三年前学院被迫解散后，姜林进入一家公司上班。

　　石清华说，之所以对孩子们的“户口”这么上心，是希望给流浪儿童一个身份，让他们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

　　流浪儿童上户靠“磨”

　　石清华找公安局长求情，把孩子的情况说给对方听，不停的软磨硬泡说尽好话，一年多后，刘乐终于有了户口。

　　根据多年经验，石清华分析，没有户口的流浪儿童通常有三种情况：未婚先孕生子、超生以及因身体问题被遗弃的弃婴。

　　“没有户口，首先遇到的就是上学读书的问题，之后就业、结婚、医疗都会成问题”，石清华说，没有身份，这些孩子们就彻底成了“废人”。

　　刘乐（化名）是让石清华感触最深的一个孩子。

　　刘乐是一个弃婴，养父在抚养她一段时间后，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渐渐觉得刘乐成了一个负担。

　　十几岁时，刘乐到北京打工，由于没有身份，她只能打黑工，受尽虐待，出逃后她开始四处流浪。

　　光爱学校的志愿者找到刘乐的时候，刘乐就躲在菜棚子底下瑟瑟发抖。

　　进入光爱学校以后，石清华一边把刘乐送到一所中专学校里继续读书，一边寻找刘乐的家和养父，派老师去当地找公安机关，帮刘乐上户口。

　　转眼刘乐面临中专毕业，然而由于户口问题一直没有任何进展，无法毕业的刘乐不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石清华自己前往刘乐的户口所在地。他堵在公安机关的门口等，找分管的公安局长求情，把孩子的详细情况说给对方听，不停的软磨硬泡说尽好话，拿了光爱学校所属公益基金会的介绍信，就这样，在来来回回跑了三趟，前后耗时一年多后，最终，刘乐在毕业后一年终于上了户口。

　　但不是所有流浪儿童都这么幸运。

　　今年22岁的周宇（化名）因身体残疾从小被父母遗弃，后来进入光爱学校，由于不知道周宇的家在哪里，石清华把他的户口问题称为“死结”。

　　“不知道该给他在哪里上户口”，石清华说。

　　目前，22岁的周宇只能在石清华朋友的帮助下，偶尔打打零工，对于这类孩子，石清华也不知道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上户口成救助站“危险选择”

　　如果救助站为流浪儿童上报了户口，救助站将要承担孩子的监护职责，这对救助站来说承担的安全风险非常大。

　　事实上，在中国的法律法规中，对于流浪儿童户籍问题的解决方式早有体现。

　　2011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规定，对经过2年以上仍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公安机关要按户籍管理有关法规政策规定为其办理户口登记手续，以便于其就学、就业等正常生活。

　　规定已出，为何仍有流浪儿童遭遇黑户尴尬？

　　按照姜林理解，政府对流浪儿童实施的救助模式即是千方百计地找到流浪儿童的家，然后送他们回去，“因为没有一个机构肯承担流浪儿童的长期抚养责任。”姜林说。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研究部副主任韩晶晶表示，北京、上海等地受人口压力限制，在这里为流浪儿童上户口也根本不现实。

　　一名救助站工作人员冷军（化名）表示，对于救助站来说，送走这些流浪儿童是首选，其次才是心理辅导等社会服务工作，主要也是为了更多地了解流浪儿童的信息。

　　冷军说，很多救助站的观念仍是只救不养，救助站本身是一个临时救助机构，因此滞留流浪儿童的情况并不多。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救助站是不会采取报户口的方式长期抚养流浪儿童的。“对于救助站来说，解决流浪儿童救助的方式有很多，他们不可能选择最危险的一种方式”，冷军说。

　　“如果救助站为流浪儿童上报了户口，意味着这个孩子就养在了救助站中，同时还需承担孩子的监护职责，直到孩子年满18岁才算结束，救助站本身承担的安全风险非常大”，冷军说，比如流浪儿童在救助期间发生意外或逃跑等情况，救助站作为孩子的临时监护人是肯定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冷军说，有了这样的思维，再加之按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救助站应当根据受助人员的情况确定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报上级民政主管部门备案。

　　因此有的救助站在此情况下，选择在救助流浪儿童时“快进快出”，10天时间一到就将流浪儿童送出。

　　权责不明导致“踢皮球”

　　由于中国大部分法律法规都是权益规定而并非责任规定，因此对机构责任没有明确规定，这容易造成各相关机构互相踢皮球的现象。

　　冷军认为，流浪儿童的户口问题应进行属地管理，比如发现流浪儿童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流浪，应将流浪儿童送回流出地，由当地政府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而这种方式存在的问题是流出地相对贫困，而流入地经济情况相对较好，因此冷军建议，流入地可以采取中央财政支付转移的方式，对流出地进行经费资助，这也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解决现有的问题。

　　同时，冷军也不赞同类似石清华这样的民间组织为流浪儿童代办户口。

　　“应该有一个清楚职责分工，民间组织的特长是为流浪儿童提供个性化服务，而为流浪儿童上户口这类的事情，应由政府承担责任。”冷军说。

　　未划清职责分工并不完全出现在民间组织与政府对于流浪儿童的救助之间，中国公益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高华俊表示，对于流浪儿童的救助，相关政府部门之间也未明确规定各自职能。

　　比如，剥夺监护权是对儿童保护最有效的方式，救助站也有能力甄别无监护能力的家庭，但救助站无法提供后续的人性化服务，解决儿童后续抚养问题的应当是儿童福利院。

　　“然而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未明确指出各机构的权责，流浪儿童问题到底由哪个部门负责，这些部门应负责什么，都没明确。”高华俊说，由于中国大部分法律法规都是权益规定而并非责任规定，因此对机构责任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是造成相关法律法规执行难的原因，容易造成相关机构互相踢皮球的现象。

　　大部分流浪儿童由于家庭问题四处漂泊，家原本是最适合儿童生长的地方，然而当家已经不适合他们生活，国家就应当承担责任。

　　此外，观念问题也是目前流浪儿童问题难解决的一个潜在因素。高华俊表示，目前很多人仍然认为儿童出现问题是家事，而非国事。“这种观念直接导致儿童法迟迟未出”。

　　基于此，国家对于儿童的责任是什么？社会对儿童的责任是什么？没有人能给出清楚的答案。

　　石清华说，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下，周宇们的未来，只能去打黑工。而这样的人生与未来，是没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