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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基金会创始人:组装一个更好的世界

  能源基金会是美国如今几乎每一项主要能源法案的幕后推手,能源基金会让克林顿总统亲自参与到政策推动中来,能源基金会还在中国推动了多项能源政策法规出台。在22年前创立了能源基金会的这个人,何以调动如此超常能量。

美国能源基金会创始人 何豪(Hal Harter)

  对于现年52岁的何豪(Hal Harter)来说,汽车不是一个复杂事物。年方12岁时,他得到一辆汽车,但发动机是坏的,花了几个月时间,他竟然亲手将发动机修好了;31岁时,他动手制造了一台电动汽车,并且开了5年时间;40岁时,他拥有一辆6缸的奥迪车,为了使该车拥有更满意的性能,他在车上加装了一个高效变速器。谈起对汽车的工程师式嗜好,他说:“我从小喜欢拆开一切东西,研究事物运作的奥秘。”

  他最终并未成为汽车工程师,因为整个世界有更多的奥秘需要他去研究,对他来说,世界是一部大得多的待整修汽车—他成为了处理能源使用和环境问题的专家,并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推动世界发生改变的策略和方法。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先后创办了一个全球性的基金会—气候工作基金会和四个地区性基金会—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欧洲气候基金会和印度及持续能源基金会。此外,他还带领团队建立或扩展了各主要能源领域内的专家,组成了六个“最佳实践网络”,为大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监管部门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

  借助他所创立的能源基金会(The Energy Foundation),他影响了美国近20年来几乎所有关于能源的新法规与政策出台,并参与了很多个州的能源政策制定。

  在除美国之外何豪最为看重的中国,第一部燃油经济性法规出台、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获得通过、第一条快速公交线路开通、第一个全国商业建筑法规施行背后也都有能源基金会的推动。

  当这位瘦瘦高高、留着络腮短胡、穿着精致西装的中年男性在谈起能源、环保、气候变化等话题时,他像工程师一般在滔滔不绝中透着严谨思维,谈起个人经历时则带着一丝腼腆的笑容。如果不是他跟你讲述在美国大型牧场长大的经历并向你展示手机中的牧场生活照,你很难想象他还有牛仔的一面。

  “自己动手、创造一切”的牛仔生活信条,“凡事皆可拆解并加以分析”的工程师式思维,再结合慈善的手段,便迸发出无穷的威力,这种威力使得克林顿总统愿意帮助推动他的团队研究并倡导的有关政策,也使得HP的两位创始人威廉休利特和戴维派克德的家族基金会愿意慷慨解囊资助其能源环保项目。

  2008年,何豪还与人合著了一本名为《好好花钱》(Money Well Spent)的书,专门介绍慈善手段如何借助系统分析的方法,来创造高效率的改变。“运作一个大的基金会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它涉及很多问题,你必须有非常清晰的策略,但很多人都缺乏这一点。”何豪告诉《中国慈善家》。

  能源是一把万能钥匙

  何豪在慈善领域所有努力的共同目标是阻止气候恶化。“一些问题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不可逆的,威胁到我们的社会基础,这样的问题不多,只有四个,气候变化是其中一个。”何豪说,“很少有人明白这个问题将会有多危险。”

  何豪这种关心社会宏大事务的习惯,可以说是沿袭自祖上。他的外祖母穆里尔莫里斯(Muriel Morris)曾远赴奥地利并成为那里的一名社会主义者,其第二任丈夫是反纳粹社会党领导人约瑟夫卜迪阁(Joseph Buttinger),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难民组织—国际救援会。

  何豪的母亲康妮也是一位积极关心社会的人。她婚后定居于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Aspen),在当地拥有一个大型牧场。那里有着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世外桃源般的自然风光。当康妮发现当地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开发在破坏环境时,便自发采取行动了。40年中,她对科罗拉多州的50万英亩荒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最终制定出一套荒地保护方案,并递交美国国会。在她的努力下,先后有两部环境保护法案得到通过。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关心社会事务、关注环境,似乎就是何豪与生俱来的基因。

  20世纪70年代末,何豪进入斯坦福大学就读工程系能源规划专业。整个70年代,中东战争先后引发了两次石油危机,报纸上每天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能源事件的新闻,这刺激他深入思考能源问题,并在日后以能源研究为业。大学还未毕业,他就和哥哥创办了一家太阳能建筑公司,给家乡周围的农场主盖节能的房子。虽然干了不到四年,但他发现,房屋经过精心设计可以节省能源,并减少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

  他也逐渐意识到,能源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能源是很多问题的核心,比如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居住、交通,甚至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为了得到石油,美国在中东派驻了大量军队。如果解决了能源问题,其他一些问题也迎刃而解,杠杆率很高。”何豪说。

  而能源的不当使用,是导致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必须找到最重要的事情并加以改变,找到最好的改变方法。”

  1984年,何豪结束建筑商生涯,重返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参加了学校的核武器控制项目,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没有战争的安全:冷战后安全政策》(Security Without War: A Post Cold War Security Policy)。这使得他有机会在1986年应邀到前苏联参加一个有关核武器控制的高端会议(当时他年仅25岁)。当时,美苏关系还十分紧张。

  那是一个只有六人参加的会议,包括戈尔巴乔夫的科学顾问、苏联科学院院长依维里霍夫(Yevgeni Velikhov),以及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罗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我们就核武器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何豪回忆说。会后,他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接见。

  在此次会议中认识的威斯纳,后来推荐他加入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能源课题。由此,他正式踏入了自己感兴趣的能源领域。他对威斯纳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是一个敢于向权力说出真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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