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光伟 发自贵州仁怀

　　喜头镇是贵州省仁怀市下辖乡镇，与出产名酒茅台的茅台镇毗邻，这为当地村民在茅台酒厂的扩建工程中打工提供了方便。周正兴就曾长时间在扩建工程中从事打墩儿工作。

　　目前，扩建工程的风钻工每天的工资可达到250—300元，如果每天都有活干，月薪可达近万元。这与当地一碗羊肉粉卖10元、平均工资不超过2000元的消费水平和薪资标准相比，的确相当有诱惑力。

　　与工友们一样，从2003年起，周正兴通常农忙时耕种，农闲时便到茅台酒厂的工地上打墩儿赚钱。

　　但在两年前，周正兴被查出患有尘肺病。由于无钱医治，他现在每天既不能躺下，也不能趴下，只能靠在椅子上痛苦地坐着。

　　周大友是周正兴的邻居，他在2011年11月就因尘肺病过世。周大友的堂兄弟周大文，也在2011年被查出患了尘肺病。由于家境贫穷，这两年来他为治病几乎花尽了积蓄。他们此前都曾长期在茅台酒厂的扩建工程中打墩儿。

　　伴随着近年来茅台酒价钱不断飞涨、需求量激增，茅台酒厂不得不年年扩产扩建，承建方以及他们的分包单位招募了大量农民工前来作业。但恶劣的工作环境产生大量的粉尘，正在缓慢吞噬农民工的生命。

　　眼看着身边一起长大的兄弟朋友都得尘肺病过世，周大文每天都觉得死神正在一步步逼近自己。他不得不尝试起诉用工方与茅台酒厂为自己索赔。

　　不被认知的尘肺病

　　周大文于2003—2006年间在茅台酒厂的工地断断续续地从事风钻打墩儿工作，目前被诊断为尘肺病三期，丧失了最起码的劳动能力，仅能自理生活，再也不能从事以前的体力劳动赚钱养家了。

　　这个43岁的农民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全部开销几乎全靠他一人承担。生活的压力不得不让他利用农闲间隙打工。他当时唯一的去处就是离家较近的茅台酒厂建筑工地。

　　周大文向时代周报回忆，彼时，茅台酒厂的建筑工地上没有任何防尘措施，包工头有时不在，也没见政府部门来检查过。

　　正是由于工程承包商及分包商的预防措施薄弱、农民工对尘肺病的缺乏了解，以及当地政府部门的监管失职，使得新的尘肺病案例在不断产生。

　　在茅台酒厂打工的日子里，包括周大文在内的所有农民工，每天按要求必须干完该干的活才能下班。

　　施工方与茅台酒厂并未告知农民工粉尘可能带来的危害，工人们也从来不知道打墩儿会让他们患上尘肺病。

　　周大文说他只想利用打墩儿赚钱养家，从来都不知道防止粉尘伤害身体。他当时甚至不知道还有“尘肺病”这种病。

　　离开茅台酒厂的工地后，尽管周大文停止了从事粉尘多的打墩儿工作，但他发现，工友们一个个离开了人世。

　　2011年，周大文发现自己出现咳嗽、胸痛、胸闷、气喘、无力等症状。到多家医院检查后，他被确诊为尘肺病。

　　由于没有足够的钱去大医院治疗，直到今年1月，在一个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周大文才被送到四川华西医院接受洗肺治疗。

　　但遗憾的是，他的肺部已经出现肺泡，无法进行洗肺治疗，只能靠吃药和别人捐助的制氧机维持。每个月吃药的钱需要700-1000元。

　　而在另一边，年产已达4.3万吨、营业收入逾264亿的茅台酒厂，在贵州官方的号召下，正在朝着 “十二五”计划末期销售额达500亿元、“十三五”计划末期销售额达到1000亿元的目标进发。

　　茅台酒厂近几年来一直积极实施扩张策略，其中包括“十二五”万吨茅台酒工程第二期（2012年）新增2500吨的茅台酒技术改造工程。

　　这些雄心勃勃的数字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基建工程和更多的农民工。如果不改善工作环境或加强工作风险的监察与防范，类似周大文一样无法自主呼吸的尘肺病农民工群体或将再次出现。

　　从2005年起就开始给茅台酒厂扩建工程打工的卢甲明，尽管自己是一名小包工头，但也在2012年3月查出是尘肺病三期才停止在茅台酒厂工地上的工作。

　　由于茅台酒厂的特殊地理位置，防止山体滑坡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其所有工程和道路都必须要打防滑桩和基础桩。这给卢甲明带来了商机。他原本在云南从事砌墙的泥瓦匠工作，后来回到仁怀老家招募附近的农民揽活给茅台酒厂扩建打墩儿。

　　据卢甲明向时代周报介绍，打墩儿一般都在在30-40米深，小的直径有1米，大的直径有5-6米。

　　来茅台酒厂打工的农民工很多。卢甲明称，茅台酒厂的扩建工程每年开工时都有几千人，白天晚上都有人干活，上下班“跟赶集一样”。

　　所有人都不知道如何防范尘肺病。卢甲明证实了周大文的说法，整个工地的工作环境恶劣，桩基挖到两三米，喷起来的粉尘就很难看到人。

　　正在等死的人

　　与周大文一样，此前同在茅台酒厂扩建工程中打工的刘远雄尽管也是尘肺病三期，但他的起色看起来远比前者要好。

　　刘远雄也是一个小包工头，在被查出患有尘肺病之前，他在承包茅台酒厂扩建工程的打墩儿中赚了一些钱。这让他的日子稍微好过一点。

　　但现在，他不得不把赚来的钱拿出来治病。就在去年，他两次去北京洗肺和做其他治疗，花费了好几万块钱。并且，他已经在借债了。这个拥有3个孩子的家庭，现在全部的生活希望都寄托在茅台酒厂打零工的刘远雄老婆身上。

　　自觉尘肺病如同癌症无药可医，便也只能靠心态了。刘远雄对时代周报说，他现在的心态很好。因为他对“后事”已经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现在要珍惜自己的每一天，希望每天都开开心心地过下去。

　　刘远雄跟重庆渝永建设（集团）公司签署的一份《工程劳务用工合同》显示，他负责承建该公司承包的2006年度2000吨茅台酒扩建工程马鞍山酒库区26#酒窖第3、4轴基础桩。

　　合同中并没提及工作中产生的粉尘危害。在用工方的责任中，仅要求施工中所有工人必须佩戴安全帽。

　　最初跟刘远雄一起打工的有5个人，但其中王小华、张国兴、王朝凯和龙正刚等4人都已因尘肺病过世。他们中除龙正刚是四川古蔺人外，其余3人都是仁怀人。

　　刘远雄至今仍然忘不了王小华跟他一起干活时说的一句话，“我们每天至少要吃一酒杯灰”。

　　王小华在2010年过世，他生前花完了家里的积蓄，连借债治病一共花费了十几万元，但最终还是人财两空。

　　事实上，现在有能力治病或维权的尘肺病患者，大都是一些在茅台酒厂扩建工程中的包工头。

　　而更多的普通农民工，刘远雄说，他们养家已经很不容易，根本就无钱治病，更不会想到他们患病了还能找人索赔。

　　1968年出生的徐泽平，是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水渡滩村人。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来到茅台镇，一直在茅台酒厂的扩建工程中包活干。

　　徐泽平告诉时代周报，茅台镇的中华村、沙坎村和四川古蔺县的石宝镇、水口乡，都是在茅台酒厂扩建工程中患尘肺病人数最多的地方。

　　卢甲明的话印证了徐泽平的说法，他手下这些年有近300名农民工，90%以上都是来自古蔺县，其余的就是以茅台镇为主。

　　虽然很多时候不用自己亲自干活，但徐泽平依然得了尘肺病。他老婆的哥哥在2008年死于尘肺病，此前跟他一样也在茅台酒厂扩建工程中打工。

　　徐泽平至今仍然住在茅台酒厂附近，他还在继续给茅台酒厂扩建工程打墩儿。他必须要赚钱，否则他治病就无法得到保障。

　　钱挣得再多，也没治病花得多。徐泽平的老婆抱怨说，人都死了，还要钱干吗？

　　更多在茅台酒厂打工患尘肺病的农民工，现在只能活一天算一天。卢甲明现在每周吃一只鸡补充营养。他觉得他就是在等死。

　　据几位受访的包工头统计，自茅台酒厂扩建以来，怀疑因在其工地上打工患上尘肺病死亡的农民工超过50人。

　　起诉茅台

　　所有因在茅台酒厂打工患上尘肺病的农民工，只有杨能芬比较幸运。她的事情此前因媒体报道获得“特事特办”，当地官方落实和解决了杨能芬的医疗救助、生活保障和子女教育问题。

　　但更多在茅台酒厂扩建工程中打工患上尘肺病的农民工，由于无法出示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或是申请工伤赔偿的程序过于复杂，而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获得相应赔偿。

　　茅台酒厂的扩建工程层层转包，农民工与雇主之间没有劳动合同证明或合同丢失，加之农民工的流动性大等，造成众多尘肺病农民工的依法维权难。

　　周大文比较“幸运”，至今还保留着承包商与包工头签订的承包协议，以及包工头马远强与他签的雇佣协议。

　　周大文与包工头马远强签署的用工协议显示，该协议用于承建马鞍山酒库区34#酒库工程。而马远强则是受江苏省第一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下称“江苏一建”）雇用。也就是说，周大文并没有与茅台酒厂马鞍山酒库区34#酒库工程承建方直接发生劳动关系。

　　但由于承建方与包工头的协议里，都注明了其参与建筑的工程是茅台酒厂34#酒库，这就为周大文将茅台酒厂作为第二被告提供了依据。

　　时代周报获得的一份《仁怀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显示，就在6月13日，周大文起诉茅台的诉讼请求被驳回。理由是：周大文并没有与茅台和江苏一建签署劳动合同，而且申请仲裁早已超出1年的有效期。

　　此前，周大文跟其他尘肺病农民工曾经去茅台酒厂反映过在为其建酒窖时产生的尘肺病问题。但对方的回复是，造成的尘肺病不是他们的责任。

　　周大文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受治疗时，遇到了很多与他相似情况的尘肺病农民工。他们在一起交流经验时得知，尘肺病患者可以团结起来维权。

　　周大文从华西医院回到仁怀后，开始统计身边的尘肺病患者人数，并在律师的帮助下商量如何维权。据其统计，仅身边给茅台酒厂扩建工程打工患尘肺病的，已经超过了50人。

　　今年年初，为申请得到医疗和生活救助，周大文曾和喜头镇其余14位在茅台酒厂扩建工程中打工患上尘肺病的农民工去找喜头镇政府出具证明。

　　喜头镇政府为这些农民工开具的证明显示，他们确实是因在茅台酒厂的扩建工程中打工患了尘肺病，希望民政部门能解决他们提出的要求。

　　在代理律师王胜利的努力以及包工头的配合下，周大文又找回了一些证据。仁怀市人民法院已在6月24日受理了周大文起诉茅台酒厂的案子。

　　周大文递交的民事诉讼状显示，茅台酒厂的法人袁仁国也成为被告，他和律师正在等待法院方面的开庭通知。

　　卢甲明也在积极搜集证据准备起诉茅台酒厂维权。他认为不管有没有与茅台酒厂签署劳动合同，茅台酒厂的工程都是他们建的，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不过周大文和卢甲明也承认，如果要追究工伤赔偿，目前可能不现实，因为仁怀市地方法院可能“惹不起”茅台酒厂。

　　在当地的尘肺病维权志愿者看来，尽管茅台酒厂不是尘肺病农民工的直接雇佣方，可能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他们应该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且，在工程的建造过程中，监督工程承包商履行保障农民工的职业安全卫生，也是茅台酒厂的应尽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