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蓝：苟延残喘 奄奄一息(5)
非遗：新的机遇
上世纪50年代，为了保护和发展首都特种手艺，北京市第一、第二、第三珐琅生产合作社先后成立。1956年，第三珐琅生产合作社与42个私营小作坊合并成立了公私合营珐琅厂。1958年，三个珐琅生产合作社联合成为北京市景泰蓝工厂，并在同年与公私合营珐琅厂合并为北京市珐琅厂。早年在民间私营景泰蓝作坊里滚打的手艺人，被请回了錾胎、掐丝、点蓝的工作台前。在1956年北京确认命名的56位“老艺人”中，景泰蓝艺人就占了10席。
北京市东城区南部，即更名前的崇文区，是京城历史上手工业小作坊集中的地块。玉器市、布巷市、磁器口、景泰路、琉璃井路……这些不同年代路名，都透着老北京南城与工艺美术行业的渊源。至今，不少工艺美术业者还住在此地，集合了100多种中华工艺绝活的京城百工坊便在崇文区距天坛不远处。
在响应工艺美术出口创汇的年代，珐琅厂曾汇集了2000多名职工，但1990年代后，随着出口经营业绩下滑，珐琅厂为了维持经营，将一整栋楼租给了京坛医院。
2011年盛夏，当《艺术评论》记者第一次来到珐琅厂时，几百平方米的工厂大院里停放着一辆捷达车，走进生产大楼，底层的磨光车间里，一台磨光机器在昏黄的灯光下转动，其余四台没有动静。楼上的点蓝车间里，一派安静。
2013年深秋，当《艺术评论》记者第二次来到珐琅厂时，正值午饭后不久，底层西侧精品展销厅的入口处和门内，堆放着不少锦盒，有的装着景泰蓝，有的空着，五六位大姐麻利地取出、搬动、摆放，也顾不得厅里零星的两三个客人。
不多时，北京市珐琅厂总经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钟连盛应约而来，他说，这天北京文博会刚结束，眼前这些景泰蓝是才撤回来的。近些年，珐琅厂每年都会参加各大展会，既展示珐琅工艺，让年轻设计师的产品和设计也露露脸儿，又兼顾销售。两天前刚卖了一对百万元的景泰蓝花瓶。
钟连盛告诉记者，珐琅厂成立后，老师傅们不断改进釉料的配方，现在已经调制出60多种原色，设计师画出的颜色，配方都能实现。“明代的景泰蓝有六七种颜色，主要是蓝色为地，还有深红、油墨绿、黄、黑、黑绿几色。清代以后颜色逐渐丰富，康雍乾时期达到高峰期，研制出20多种釉料。”根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年间，除自制釉料，还进口10余种外国珐琅料。
“以前烧蓝用煤，煤渣对产品质量有影响，温度也不好控制，釉料里的杂质还会形成砂眼。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用天然气，实现了温控，火也特别干净，砂眼的问题大大改善，掐丝越来越规矩，点蓝也点得特干净。到今天，传统技艺的真实性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工艺更精到了。”在展销厅的墙上张挂了几张黑白图片，其中就有很熟悉的林徽因青年时期照片。实际上，景泰蓝传统工艺从上世纪30年代消失在北京街头到上世纪50年代的抢救性保护和传承，林徽因是其中一个不能被遗忘的名字。
北平解放后，清华大学费孝通教授带领学生利用暑假，对北平特种手工艺开展调查，梁思成、林徽因利用暑假研究特种手工艺。1949年8月，北平市人民政府邀请费、梁、林等30多人召开了一个关于特种手工艺的座谈会。会上，徐悲鸿建议：特种手工业今后要与美术家密切联系，以改良现在产品的图案。梁思成、林徽因强调，产品的艺术性与销路是一致的，必须认识过去中国美术的传统，目前研究试验的目的，是要求在形体上、花样上、颜色上进行改良。
1950年，在梁思成的倡导下，建立了景泰蓝创作专门研究小组和实验工厂，银行为工厂发放了贷款。清华大学建筑系牵头景泰蓝研究小组，设计出一批景泰蓝图样。1951年8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总结中提到，“一件好作品，除了花纹好看以外，还要形体美，颜色衬托得当。创作中往往将形体放在第一位，要求一件器物一眼望去就产生单纯的完整的明朗的效果。造型又是决定功能的，所以在创作中以形体为第一位的、首要的决定性因素加以考虑。”
景泰蓝研究小组的成员，除了梁林，还有建筑历史学家莫宗江、油画家李宗津，以及刚从美国回国的敦煌学者常书鸿之女常莎娜等人。当年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求学的钱美华、孙君莲也是成员之一。
钱美华生前回忆，林徽因第一次组织小组成员开会时，拿出一件在海王村古文化市场买到的景泰蓝花瓶给大家看，这只花瓶是由老字号“老天利”生产的。林徽因细细说起景泰蓝工艺的历史和特点，还带着小组成员挨家走访散布在北京城东南郊区维持着景泰蓝生产的小作坊，并到每个小作坊跟随老工人学习景泰蓝工艺的每一道工序的制作技艺。梁思成不仅训练钱美华的造型能力，还为她引荐了当时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钱美华得以常常求教于研究古代历史和服饰文化的沈先生。沈从文帮助钱美华得到了故宫的批准，免票参观学习，并接触到很多不对外展出的古代精品。尽管林先生体弱多病，但每周还是坚持给常莎娜、钱美华她们授课。后来，常莎娜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执教。钱美华没有选择大学，也没有选择特种工艺品贸易公司，而是走进了最基层的珐琅厂，直至退休。几十年后，她谈起当时的选择，人们才知道，1955年春，钱美华去医院探望因病情恶化入院的林徽因，身形已极度憔悴的林徽因听完钱美华汇报了分别数年来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后，对钱美华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会面后不多时，林徽因与世长辞，最后这句话，字字铸入钱美华心中，最终决定了她一生的人生追求。
《艺术评论》记者通过友人几次联系常莎娜，但已退休的清华美院常教授因为身体状况欠佳，记者在京采访时未能见到她。2010年3月，83岁钱美华也走完了与景泰蓝难分难解的一生。2011年，钱美华逝世一周年时，珐琅厂在中国第六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期间，举办了钱美华个人遗作展。珐琅厂从几百张钱美华遗存的设计图纸中选出了60幅投产制作，设计稿的时间跨度跨越了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前，景泰蓝研究小组因为历史原因仅持续了2年，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当年的小组成员中，莫宗江师从梁思成学习建筑，李宗津曾在苏州美专学习西画，染织专业背景的钱美华擅长平面设计，出生在法国里昂的常莎娜回国前求学于波士顿美术学院，其他成员都来自高等美术院校，拥有扎实的艺术背景。半个世纪后，在现在的北京市珐琅厂里，却不复清华美院的余脉了，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等高等院校每年浩浩荡荡的毕业生，再也找不出一个当代钱美华或孙君莲。目前的清华美院工艺美术系下设金属艺术专业，毕业生中也没有人选择珐琅厂的设计师工作。
在故宫专家张丽看来，珐琅厂真正创新的设计并不太多，大部分还是依据故宫图录稍加变化而作，有一些设计作品显得比较匠气。
《艺术评论》记者在展销厅转了一圈，所见器形不外乎是瓶、盘、罐一类，少有新颖、使人眼前一亮的设计。几年前，曾有一位台湾商人想与珐琅厂合作，设计生产带有珐琅工艺自行车，在车辆的支架部位嵌入珐琅工艺，但这项合作因价格或其他原因，最终不了了之。
日本箱根有一项超过200年的传统工艺，寄木细工，也称作木片儿拼花工艺，它运用多种木材的天然色泽拼成几何图案，传统的工艺成品包括信匣、宝石匣、密码箱、杯垫、托盘等。现在到箱根旅行，要错过这项传统手艺还并不容易，因为它被开发成梳篦、书签、筷子、耳环等各种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的产品。
二十多年前，在上海友谊商店曾对外销售景泰蓝制作的精美梳妆套件，包括一枚镜子和一把梳子，但这样的物品，目前并不在珐琅厂的产品系列中。珐琅厂办公室主任苗永生道出原因，以前的很多小物件都是根据国外的订单来生产的，做出来的都出口了。2013年的一次对外集中优惠销售活动，出售的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出口尾货和珐琅厂的老存货。随着人力成本、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生产小物件的成本太高了，是否继续生产，都要考虑市场和企业经营等多方面的因素。
钟连盛告诉记者，前些年景泰蓝行业人才匮乏的情况凸显，这些年随着景泰蓝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逐渐好转。从事设计、制作类岗位的，均有大学毕业生，车间的技术类工种也有高学历的职工了。目前珐琅厂300多人中，半数是设计和制作人员。干得好的设计师，三十岁刚出头已经评上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了。
在车间里，记者看到一些聋哑女孩儿。钟连盛说：“她们都学过一些美术知识，干这一行得坐得下来，耐得下心。”米振雄曾告诉记者，“景泰蓝评上非遗后，政府每年拨给厂里8000元，让大师带徒弟。”8000元，折算到每天，不足22元。
从申遗成功到收藏市场的打开，再到文化产业的兴起，的确给传统行业带来了变化。珐琅厂也在响应这些变化。2012年，珐琅厂内的“景泰蓝博物馆”一期工程对外开放，450平方米内，展示了元明清各时期制作风格的珐琅器，以及珐琅厂自建厂以来各时期的精品和工艺美术大师和老艺人的代表作品。
2013年9月30日，珐琅厂建厂5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优惠销售活动“老物件淘宝大集”鸣锣开张，首饰盒、筷子、相框、小刀，很多生产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物件以几十元、几百元的优惠价销售，珐琅厂清早7:30就为排队等候的市民提前打开了大门。
2014年春节期间，“首届景泰蓝皇家艺术庙会”在北京市珐琅厂举办，除了参观上千件景泰蓝工艺品，珐琅厂还设立了六场景泰蓝艺术讲座。庙会期间，市民还参观了景泰蓝生产车间，观摩景泰蓝的制作过程，在工艺美术师的指导下体验制作乐趣。
非遗的机遇以及珐琅厂自身的探索，使珐琅厂的经营逐渐摆脱困难局面。钟连盛告诉《艺术评论》，这两年珐琅厂的年营业额有3000多万元。
2005年，钟连盛为北京某酒店设计了景泰蓝工艺主体与喷泉、灯光系统相结合的大型环境装饰工程，2007年又参与设计了新加坡佛牙寺超大型《景泰蓝转经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