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蓝：苟延残喘 奄奄一息(4)
藏品：深宫几许
2007年，苏州博物馆举办了香港张宗宪先生珍藏御制宫廷掐丝珐琅器特展，展期9个多月。这是近年来国内少有的珐琅精品展览。据当时报道，“展出的90件精美掐丝珐琅器来自故宫和圆明园的海外回流文物，由祖籍苏州的香港收藏家从各类拍卖会上购回。”
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国内珐琅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此外在承德避暑山庄、辽宁省博物馆、沈阳博物馆、旅顺博物馆也有部分藏品。张丽告诉《艺术评论》，目前北京故宫藏的掐丝珐琅有4000多件，画珐琅2000多件，总数6000多件。北京故宫可供公众欣赏的藏品约有上百件，分布在不同殿内，更多的藏品存于库房，仅供专家研究，外界想要调阅藏品需经复杂的审批流程，普通人调阅几无可能。“圆明园的景泰蓝比故宫还多，但在被劫掠时都丢失了。现在包括大英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古董收藏家卢芹斋以及美国不少博物馆都有中国景泰蓝，海外艺术品拍卖市场也时有精美的景泰蓝。”
明代的传世珐琅有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两种。从已见存世的器物看，有纪年款识的掐丝珐琅仅见宣德、景泰、嘉靖、万历四朝，大量的各朝掐丝珐琅都无款识。
目前发现掐丝珐琅的实物还没有更早于明代宣德年款的，但从明代宣德款产品制作的精美程度看，可以断定不是草创之作。明代景泰蓝，丝用黄铜制作，火镀金，釉色明亮，有玻璃光泽，色彩喜用原色，对比强烈，形成华丽、浑厚的风格。
宣德时期金属胎掐丝珐琅制品，有年款者分两种类型：一是在器物的某个部位用珐琅釉烧成款识，款识内的釉色同整体器物的釉色浑然一体。这种款识是造器时，已包括于总体设计之中，属于原款。另一种年款是在铜胎上铸或者錾刻出来的，多位于器物底部。
到了景泰年间，金属胎掐丝珐琅工艺大为繁荣，产品有高与人齐的大觚，高约二三尺的尊、壶、鼎等仿古铜器的器物。尺寸和纹样设计也有进一步发展。景泰年间釉料与宣德时代基本上相同的颜色有：天蓝、宝蓝、红、浅绿、深绿、白色。宣德釉质光彩稍逊于景泰。新出现的为宣德时代所没有的釉料有：葡萄紫、翠蓝、紫红。此外，在图案设计、色调搭配、“掐丝”整齐、“磨光”细润、“镀金”匀实等方面，都是在宣德时代基础上的又一步提高。
在孙承泽《天府广记》中曾记述：“景泰御前珐琅，可与永乐朝(1403-1424)果园厂的剔红、宣德朝的铜炉、成化朝(1465-1487)的斗彩瓷器相媲美。”
这种说法令人生疑。景泰皇帝朱祁钰，在位不足七年，其间内忧外患连年不断，国力处于衰败之中，众多美术门类均已陷入困境，毫无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工艺难度大的金属胎掐丝珐琅工艺，何以能在短暂的几年里得到大的发展呢？
事实上，朱祁钰登上皇位后，为了满足内廷的需求，把先朝遗存的大量金属胎珐琅器进行改制，然后镌刻“景泰年制”款。从而“景泰御前的珐琅”便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宫廷中，并传诸后，真正景泰年制的珐琅作品反而很少。
明代有很多无款的铜掐丝珐琅器，和瓷器、漆器的花纹来对照，可以发现多是嘉靖、万历左右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出色的设计，是景泰诸款中未曾见到的做法。
清代宫廷中，专门设“作”制作珐琅器物，初期在武英殿附设的制造部门中设有珐琅作。康熙五十七年(1718)和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合并。从现存实物来看，康熙时代的铜掐丝珐琅无大发展，只一般的保持了明代的制作水平，有款识的器物也寥寥可数。
现存清代初期的画珐琅山水人物梅瓶是我国传世最早的一件画珐琅。康熙年间的铜胎画珐琅已十分精美。张英告诉《艺术评论》，现存于台北故宫的景泰蓝有2800余件，多为画珐琅。
广东是清代制作铜胎画珐琅的主要地区之一。江宁及附近的苏州、扬州在当时也是铜胎画珐琅的产地。
画珐琅既有铜胎也有填白瓷胎，尤其是后者成为清代瓷器中的极精品。画珐琅的画工，既有画院画家，也有著名的花鸟画家，宫廷画师郎世宁也偶有参与。
雍正年间设有珐琅作，并有制造掐丝珐琅器和仿制“景泰珐琅瓶”的记录，但目前尚未发现有年代款识的掐丝珐琅器。但当时的金属胎画珐琅，却有丰富的品种和造型。郎世宁就奉旨为金胎珐琅杯及随盖、随托碟绘制过花样。
乾隆时期景泰蓝得到了极大发展，在宫廷造办处的景泰蓝作坊内，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能工巧匠。当时景泰蓝在宫廷工艺品中占有重要位置，制作的景泰蓝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技艺之精细、色釉之丰富、造型之多样前所未有。由于蒙古族、藏族地区信仰佛教，清代宫廷大量制造佛教法器，热河避暑山庄的外八庙和北京的各大喇嘛庙，都烧造有金碧辉煌的法器。故宫宝相楼、梵华楼里面有“大清乾隆壬寅年造”款高与楼齐的佛塔。
乾隆时期的制作，胎骨厚重不减明代，铜质精纯。掐丝、磨光、镀金等技术超过明代，“圆润坚实，金光灿烂”，八个字当之无愧。釉料方面，一方面砂眼(烧蓝时，景泰蓝釉料经加工残留的杂质，因爆裂、碳化现象，会产生崩蓝、砂眼、黑斑)的现象大大减少，并出现了“粉红”和“黑”的新釉色，但另一方面，明代透明、纯净以及泛着玻璃感的几种釉色不见了。釉料的变化说明，这时因大量的制造，原来的产料地区已经不够供应，由于选择了新的开采原料地点，所以呈现出釉色变化。有人认为可能原来用的是云南料，到了乾隆时代改用山东博山的原料。
嘉庆时代的铜掐丝珐琅器，只是乾隆时代一般制作水平的继续。道光至同治时期制作很少。光绪年间，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出口商品，所以又以新的姿态繁荣起来。在此以后，商营的作坊纷纷开设，最著名的先后有“老天利”、“洋天利”、“德兴成”、“达古斋”等，老天利主要以仿古铜器著名，德兴成以制作陈设品为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此后海禁大开，光绪二十九年，按照工艺局的要求，景泰蓝等京货源源不断出洋，中国景泰蓝的声誉日隆，于是便出现了《京华百二竹枝》中的记载。
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的英美法德日商人，争相购买景泰蓝，输往国外。由于出口贸易的刺激和张謇、蔡元培、朱启钤等有识之士的扶持，民国政府还组织手工业品和艺人参加各种博览会。1923年至1924年，北京的私营景泰蓝作坊已有15家，仅老天利一家，全年交易额就达到30余万元，并在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分销处。1931年，北京的私营作坊发展到100多家，从事生产的工人约2000余人，是1949年前景泰蓝行业最兴盛的时期。
1930年以后，由于作坊迎合一部分买主的低级趣味，制作日趋庸俗低劣。一些营业者偷工减料，胎骨轻薄，放在水里能漂浮起来，人们常称之为“河漂子”。掐丝、点蓝也十分马虎，器物表面砂眼遍地，粗鄙不堪，人们甚至认为景泰蓝“有丝有蓝，(釉料、铜胎)不崩不漏就算是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