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6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前夕，一个让人揪心的消息传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江东门纪念馆）首任馆长杨正元病危。这个消息很快引起关注，不少网友、市民为杨正元祈福。
现代快报记者 毛丽萍 顾元森
首任馆长病危，网友、市民揪心
“今天晚上，南医大二附院重症病房，一位84岁的老人仍将与死神搏斗。这位老人，就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第一任馆长杨正元。这是老人痛苦却清醒的第三天。老人1985年开始为搜集南京大屠杀人证物证倾注了大量心血，立碑编史建馆，功勋卓著。ICU病房7天是一道坎，要么好转，要么加重。让我们为老人祈福。”11月29日晚，网友“@秋天叔叔0203”发出了这条微博。
发微博的网友姓夏，20多年前曾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11月30日，他在回答网友问题时，又发微博称，当天是杨馆长在重症监护室度过的第四天。医生怕老人情绪波动较大，给他用了一点镇静剂，所以他有时闭目静养。但是，只要在耳边告诉他探视者的名字，老人会轻轻点头，用力抓住来人的手，默默地流泪。家人说到现在为止老人肺部没有被感染。
杨正元病危的消息引起不少网友关注。“老人勤劳奉献，为南京大屠杀人证物证倾注了大量心血，为老人祈福！”“祝福老人渡过危险期，早日康复！”“为老人祈福！”……数百名网友送上祝福，希望杨正元早日康复。
女儿拿着他的手，写下“争取出来”
昨天下午两点多，现代快报记者来到南医大二附院，在重症监护病房外见到了老人的儿子。他说，父亲是1949年前参加工作的，23年前就离休了，离休之后一直深居简出，对外非常低调。老人此前患癌就已经多年，这次入院后检查为心肺功能衰竭，“医生也说了，情况很不好。”
每天下午两点半到三点是家属探视时间，杨正元的大女儿探视后告诉记者，目前老人不能完全自主呼吸，“现在医生说10%呼吸靠他自主，90%靠机器。”她说，此前父亲患前列腺癌、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膀胱，加上年龄大了，这次病情很严重。“我进去的时候，拿着他的手，比画着写‘争取出来’，他都知道。”她说，父亲神志还是清醒的，虽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病情，但他仍有很强的求生欲望。
看到老同事，不能说话的他眼泪流下来
杨正元虽然说不出话，但几乎每个进去探视他的人，他都会在纸上写出对方的名字，即使是十多年没见的。
段玉萍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副馆长，一直与杨正元搭档。“我去看他，我喊他，他睁开眼睛，看到我的刹那，眼泪就出来了……你知道，我们老同志在一起，感情很深的。”段玉萍说，看到杨馆长的样子，她的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也许是不堪病痛的折磨，杨正元在纸上告诉她，“一定要走！”段玉萍说，由于探访的人很多，一个人进去也就一分多钟，可是这种场面让她心里实在堵得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也经常去看望这个老前辈，他说，虽然接触不多，但杨老非常让人尊敬，“每次见面，他都会流泪，前两天出差刚回来，我又跑医院去看他，让人很心酸。”
1983年，“领命”建馆
段玉萍说，她跟杨正元早在1953年就认识，由于不在一个单位，差不多30年没见面，可没想到，1983年南京市成立"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领导小组”，两人又碰面了，成了同事和搭档。
段玉萍回忆，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订通过的历史教科书将“侵略中国”的记述改为“进入”。日本在教科书里美化其侵略历史的行为激起了南京人民的义愤，市民纷纷来信来访要求南京市委市政府为大屠杀遇难同胞建立纪念馆、纪念碑。1983年底，南京市政府经江苏省委和省政府批准，开始筹建纪念馆，设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领导小组，由当时的南京市长张耀华任组长。“小组下面就是办公室，张允然（当时任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是主任，杨正元是副主任，我是其中一员，负责收集图片、文字等历史资料。”
这项工作进展神速，当年就破土奠基。江东门既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殉难地之一，又是死难者的一处丛葬地。史料记载，攻陷南京的日军在这一带屠杀无辜同胞28700余人。12月13日是侵华日军屠城的祭日，一锹锹黄土下，是沉默的白骨。黄土和白骨上，埋下黑色的基石。这是庄严的祭奠。
段玉萍说，当时邓小平来到南京，听说南京正在筹建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非常赞赏。所以，当张耀华市长提出请他题写馆名时，邓小平欣然挥笔，在宣纸上落下一行大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和杨馆长接到市长秘书的电话时，高兴得扔下饭碗就赶到市政府。半张宣纸上的题字还飘着墨香。”她说。
1985年纪念馆成立，杨正元成为第一任馆长，段玉萍为副馆长。
老同事：杨馆长低调敬业，不求回报，让我学到很多
发微博的夏先生曾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员工。他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杨正元在任馆长期间，为人很低调，工作认真负责。“记得有一次，他动了一次手术，手术后第二天就来上班了。”在工作上，他注重奉献，不图回报。“他是老领导，我记得有一次单位分房子，他是排在前面、最有资格分到房子的，但他主动把机会留给其他人。”夏先生说，与杨馆长一起工作的日子里，自己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树立遇难同胞纪念碑，寻找大屠杀幸存者
除了建馆以外，筹备期间，还有两件大事，就是立碑和寻找幸存者。
“把血写的、不容篡改的历史永远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1983年11月，南京市委市政府在“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下设建馆立碑组，在全市多处建立起遇难同胞纪念碑。
“当时建立了17块纪念碑，比如挹江门丛葬地纪念碑、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煤炭港遇难同胞纪念碑、东郊丛葬地纪念碑、北极阁附近遇难同胞纪念碑、上新河遇难同胞纪念碑等。”段玉萍说，这些都是根据历史资料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侵华日军老兵等人的回忆，寻找到的侵华日军的集体屠杀地和遇难者丛葬地。
同时，他们还首次启动了寻找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行动。段玉萍说，“在建馆初期，我和杨馆长还有很多专家，曾在南京6个城区、4个郊区组织调查、寻找到1756位幸存者。”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后来的1991年、1997年又先后两次发起大规模的幸存者普查行动，1997年南京高校14700多名大学生，用了3个月时间，把南京市70岁以上的老人集中普查了一次，共发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线索2400多个，经专家认定，共发现幸存者1213位。此后，幸存者口述与调查工作步入常态化。
老搭档：如果没有他当年的辛苦付出，就不会有纪念馆现在的成就
参与这几件大事的，还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提及杨正元，他非常尊敬地说，“杨馆长待人很热情，做事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是一位很有道德修养的领导干部。”他回忆说，杨正元做起学问来，对专家学者非常尊重，办事事无巨细，“不管宏观还是微观，事必恭亲，一忙起来就没有上下班的概念。”
孙宅巍直言，如果没有杨馆长当年的辛苦付出，就不会有纪念馆现在的成就，“他，真的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