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在即，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再次成为城镇化背景下的核心议题。

　　门槛高

　　农民工身份难转变

　　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过渡性政策，居住证制度已在多地探索实行。然而，不少地方在居住证、户籍、公共服务方面设置学历、技能、投资等诸多门槛，居住证已成为农民工落户新限制。比如2010年至2012年5月，广东省通过积分入户的大约为农民工总量的百分之一，73.7%的积分入户者具有一定职称或者严苛的职业资格。

　　负担重

　　地方财政力不能支

　　户籍制度改革最终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需要社保、财税、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改革配套。很多城市不愿意放开户籍，主要就是因为地方财力难以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高成本。有测算称，一个典型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左右。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一次性将外来人口全部改成城市户籍人口，将会出现人口倒挂情况。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应分期分批实施，重点解决长期举家迁徙，在城镇就业多年有稳定居住条件的居民。在李铁看来，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因为它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资源。

　　脱钩难

　　“逆城市化”现象显露

　　前几年，一些地方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实行“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的政策。比如重庆曾经提出农民进城的“三件旧衣”（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换“五件新衣”（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子女读书、就业、住房）的政策，一度引起了很大争议。

　　专家认为，农民应该带着土地权利进城，转为市民后也保留其原有的土地权利，或采取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即使“土地换社保”具有合理性，其前提也必须是农民能够获得和城里人同等的社会保障。

　　据了解，国土资源部已考虑在加快完善农村医疗、养老等保障制度的前提下，逐步放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浙江、安徽、广东等地也已着手进行宅基地流转试点工作，意在探索建立宅基地流转制度，真正体现农民的财产权益，让农民带着“第一桶金”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