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国人大常委会首听反贪报告

罗辑

叶惠伦

陈振东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8日作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反贪污贿赂报告。这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听取反贪污贿赂报告。

24年前，也就是1989年10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听取当时的最高检检察长刘复之的《关于检察机关开展反贪污、贿赂斗争情况的报告》。以此为标志，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中国从上至下进行了改革开放后规模和力度均为空前的反贪污、贿赂斗争。

南都记者找到当年在检察系统不同领域从事反贪污、贿赂工作的官员，回忆当年反贪报告的历史背景、反贪工作情况以及产生的影响，并对我国今后反贪的形势作出建议。他们认为，今后反腐力度肯定会加大，今后的反腐工作应该着眼于制度反腐，把权力真正装进笼子里，而不应效仿24年前那样“限期坦白”等运动式的反腐。

价格“双轨制”等因素造成腐败蔓延

南都：24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反贪污贿赂报告，背景是怎样的？

罗辑：我国腐败的蔓延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我国开始尝试市场经济时，存在权钱交易，有可钻的空子。比如，一个汽车的指标可以卖两万多元。同样的钢材，政府批的指标或者计划内的价格，与计划外的价格差别很大，存在价格“双轨”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府审批权不断扩大，如矿山、房地产等审批权，许多商人巴结官员，搞不正当竞争。

叶惠伦：有一些还是高级干部的子女办公司，赚了大钱，群众对此也反映很强烈。

陈振东：我在铁道部工作时比较突出的犯罪就是“一车一票”，火车票就是紧俏商品，北京到上海的火车票根本买不到。车皮当时也很紧俏，因为当时计划经济车皮就这么多，但运营量大。因此，铁路部门负责管车皮的很多都成了“万元户”。

刘复之批评“光抓小耗子”

南都：面对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新问题———腐败持续蔓延，在中央层面，以及最高检前后都做了哪些工作？

叶惠伦：刘复之1988年担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后，就很重视发挥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这跟他当过公安部长，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有关。上任之初，他就提出，要把查处贪污贿赂犯罪作为检察工作的重点，作为打击经济犯罪的第一位工作。

陈振东：我记得，1989年7月中旬，最高检召开各省、市、自治区检察长座谈会，内蒙古一名副检察长发言说，“把反分裂放在第一位”，刘复之当场纠正，“是把反贪污贿赂作为工作的重点。”我在最高检铁路运输检察厅时分管铁路，当时刘复之曾批评我们“光抓小耗子”，“要抓小老虎”，后来，随着反腐败的大气候到来，铁路系统也有副部长等高官被查处。

叶惠伦：1989年8月，最高检建立侦察贪污贿赂犯罪的专门机构———将经济检察厅改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厅，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都作了相应的改变。此外，广东省检察院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反贪局。

当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是中央向人民群众宣誓了反贪污腐败的决心。8月15日，“两高”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期限内自首坦白的通告》，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贿赂斗争席卷全国。

“两高”通告发出后，坦白自首排不上号

南都：“两高”的通告发出后，全国是一个什么情况？

罗辑：“两高”发出通告时，我还在郑州市检察院任检察长。按照通告规定，在规定的两个半月内，凡投案自首、积极退赃的，或者有检举立功表现的，一律从宽处理。数据统计，这段时间，全国检察机关收到举报贪污贿赂线索13万多件，受理投案自首的3万多人。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太大的经济犯罪不算多。我在1990年到最高检工作后，查出的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创全国纪录，法院最后认定，他收受他人贿赂现金及实物折款共计港币173 .3万元，人民币63 .03万元，美金5000元；青海的副省长韩福才仅几万元，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收受的钱物折合起来也只有几千元。

陈振东：当时某省检察院一名检察长说，他们的工作方法就是查几个主要的犯罪分子。一些坦白自首的人到检察院都排不上号，来了检察院给他们作个登记，让他们回去“戴罪立功”。当时，上缴到检察院的B B机、“大哥大”都堆了几箩筐。

当年反贪报告是对社会关注的回应

南都：在“两高”通告规定的限期还有6天时，刘复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反贪报告，为何做这种安排？

罗辑：因为检察机关承担反贪污贿赂的重要职能，凡是涉及腐败问题的犯罪，都归检察机关查处。兼之，群众对反腐的呼声高，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最高检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反贪工作，首先是对社会关注的回应，人大对检察机关有监督的职能。另外，当时反贪工作是党中央比较重视，检察机关理应向中央和人大作报告，引起中央、人大、社会对这一块的重视，并不断推进这项工作。随后反贪工作越搞声势越大又查处了一批案子，比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欧阳德、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维泽芳等。当年反腐需要这个形势以及反腐所取得的成绩，促使最高检反贪总局于1995年11月10日成立，这标志着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工作进入专业化、正规化轨道。

今后不会再搞“运动式反腐”

南都：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再次听取反贪污贿赂报告，是不是意味着今后反腐力度会加大？

陈振东：今后反腐力度会加大。但我不同意用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式的打黑，或者再发出类似1989年那样的“通告”，这个办法在现在没多大的效果，当年主动自首的官员级别并不高。

建议要形成几个合力：第一，党中央的决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形成合力。第二，反贪和预防腐败的合力。现在反腐败机构太分散，建议将反腐败的党、政、纪，与预防和反腐形成合力，就像香港廉政公署的办案方式。第三，各方面全方位、多领域的监督。

另外，官员财产公示势在必行。有人说财产申报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也有人说来个赦免，我不同意这些观点，不能开这口子，法律和老百姓都不允许。

罗辑：为什么反腐成果显著，而腐败却遏制不住呢？就在于权力没有在笼子里面。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子涉及高铁招投标，招投标本来是防腐的，而在权力的作用下是腐败的。

叶惠伦：我有几点建议：第一，制定一套系统的反腐败法，应包含有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内容。与反腐败法配套的，还要制定行政机关程序法，用来规范“一把手”、热点要害部门的权力。第二，制定政务公开法。过去有政务公开条例，其地位不高，应该上升到法律。第三，制定公职人员道德伦理法。就是把原来中纪委那些纪律规定上升为法律。

建议向人大作反贪报告制度化

南都：从2005年起，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始尝试听取专项的反贪报告，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听取反贪污贿赂报告，在人大对反贪工作监督上，有何建议？

罗辑：过去检察机构反贪污贿赂工作，都包含在一年一度的工作报告里，不可能涉及到深层次问题。反贪污贿赂涉及深层次的问题，该如何预防，如何解决等，向人大常委会报告，还可以从立法等方面着手，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

陈振东：人大听取检察院专项反贪报告并监督，应该制度化、常规化。

叶惠伦：建议人大要加强问责制，对反贪工作做得不好的、做得不对要怎么办？这需要有问责制，人大要行使弹劾、罢免这些宪法赋予的职权，进行刚性的监督。

出镜人物

罗辑

(首任反贪总局局长)

1983年- 1990年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90年- 1992年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厅长

1992年- 1996年最高检举报中心主任

19 9 3年6月- 19 9 5年最高检贪污贿赂检察厅厅长

1995年- 1997年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

1997年-1999年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9年退休

1999-迄今北京市汉衡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执行主任

叶惠伦

(最高检监察局原局长)

198 8年- 1991年最高检经济检察厅一处副处长，处长

1991年- 1995年最高检贪污贿赂检察厅副厅长

1995年-2003年最高检贪污贿赂局副局长

2003年-2004年最高检监察局局长

2004年2月退休

陈振东

(最高检监所检察厅原厅长)

1984年1月-1987年铁道部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

1987年6月-2000年1月最高检铁路运输检察厅厅长

2000年2月-2004年4月最高检监所检察厅厅长

2004年4月退休

采写：南都记者杨章怀实习生刘佳昕徐丽敏摄影：南都记者杨章怀统筹：南都记者王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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