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针对一些人关于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一国两制”政策会不会变的担心，明确表示：“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接着，邓小平还说了一段富有哲理的话：

 

　　“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

 

　　这里，邓小平提出了一个看待问题的重要思想方法：“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同时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阐述得精辟透彻：大政策上的稳定，是一种“不变”，小政策上的调整是一种“变”；“变”是事物发展的常态，但是“变”中又有“不变”；“变”与“不变”取决于政策是否对头，人民是否拥护；关键看变好还是变坏，要向好的方向“求变”。看似简单平常的一段话，隽永深刻，令人回味。

 

　　邓小平的这番话，也可以看作是他提倡的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如何看待改革本身的一个科学的思想方法。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改革、主动“求变”呢？邓小平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原来的经济体制僵化，经济管理效率低下。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著名讲话中，他尖锐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自认为“算是比较活泼的人，不走死路的人”，因此他毅然决然倡导改革，认为尽管这是一件大胆的事，也是一件冒风险的事，但却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

 

　　在邓小平看来，影响实行改革的主要障碍，来自人们的旧思想旧习惯，简单地说就是“怕变”、“担心变”，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新社会、新事物，本应当如恩格斯所说，“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然而在一些人的脑海中却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将社会主义当作某种固定程式，这样就在思想上僵化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之所以在提倡实事求是的同时强调解放思想，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破除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任何改革都无法进行，新的发展和进步也无从谈起。

　　将“主动求变”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思考，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同时还要进行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不变”的；而实行改革必然要对某些具体制度上的薄弱环节或存在的弊端加以变革。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是“革命性的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这种“革命”绝不是要动摇和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恰恰相反，是通过革除具体制度中的妨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某些部分、某些环节与弊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优越性。那么为什么又把它叫做“革命性变革”，或者说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呢？因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生产，我们进行这场改革也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所以从解放生产力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它叫做“革命”。但它与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那种本来意义上的革命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从革命的转义上来说的。总之，这场改革必然生动地体现出“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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