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因此每年约产生7.6万个失独家庭，中国的失独家庭已有百万个。

　　2012年底，一个针对失独家庭设立的救助组织——“新希望家园”心理咨询室悄然成立，创办者也许没有意识到，这是云南省首个为“失独者”建立的慈善爱心事业和社会保障救助组织，而这一组织的成立，让原本隐匿在制度背后的“失独人群”，进入了云南本地公众的视野，他们失去孩子的痛苦和心理创伤也从以前的不可言说走到了台前。

　　百万人口的失独群体，他们的生存现状和心理状况还不为广大公众所熟知，他们的物质扶助、医疗救助、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多个领域的系统工程并未有国家层面的制度来进行保障。“新希望家园”心理咨询室最初的愿望，是“希望这个组织能够以‘保证人’的身份给失独老人签署进入养老院的证明”得以实现，云南省民政部门对于这样的举动已经“默许”。

　　或许，从地方开始，由社会层面推动的失独人群关注将影响深远，而“默许”也预示着制度开始松动。

　　源头救助 让伤害减少

　　在中国失独家庭有多少？还没有权威部门进行过详细的数据统计，但是按照有些机构做的样本统计：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因此每年约产生7.6万个失独家庭，按此统计，中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2013年人口学家预计，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到一千万。观察家发现，刚刚进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今年7月即将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透露，决策者已将全民养老和特殊群体的关怀摆在了议事日程，虽举步维艰，但是从民间到地方政府都已经举足迈步。

　　“新希望”心理救助站挂牌

　　“失独”不再不可言说

　　2012年底，一个针对失独家庭设立的救助组织——“新希望家园”心理咨询室悄然成立了，创办者也许没有意识到，这是云南省首个为“失独者”建立的慈善爱心事业和社会保障救助组织，而这一组织的成立，让原本隐匿在制度背后的“失独人群”进入了云南本地公众的视野，他们失去孩子的痛苦和心理创伤也从以前的不可言说走到了台前。

　　“新希望家园”心理咨询室的办公地点设在晋宁县工业园区内，在县民政局二楼的一间办公室是这个机构的一个办事处，创办者俞磊是一位来自宁夏的中年商人。俞磊从事的是殡葬行业，能比一般人更多地接触亡故者家属，此前公司在上海举办的公益活动“星星港”让他首次接触到了“失独群体”。

　　俞磊说，他之所以想帮失独家庭是因为他发现青少年对于“生命的态度”存在一些问题。念高一的儿子在老家读书，2012年，儿子班上一位名叫张明亮的同学跳河自杀了，尸首一个月后才发现，孩子的姥姥因为伤心过度也离世了，随后爷爷相继离去，接连的打击让孩子的母亲精神出现问题，一个完整的家庭就这样支离破碎。另外，儿子的学校还有一个男孩，校长无意中批评了他，他挑了一个日子，算着校长从办公室走出来的时间，从三楼跳了下去摔成了重伤；另一个家庭离异的女孩，选择在父母结婚纪念日的当天，请父亲吃了一顿饭后，什么都没有说就吃安眠药自杀了……从儿子口中听到这些事情让俞磊十分震惊，他无法理解这些青少年的想法。

　　“失独家庭”指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家庭。然而，失独者并不能简单划分。“有的父母失去孩子时还比较年轻，还有生育能力，失去孩子的痛苦会慢慢消散，但是有的父母已经50多岁了，他们的寄托都在孩子身上，一旦失去很难再重新开始生活。”让俞磊惊讶的是，更严重情况出现在农村地区。和城市的失独者相比，农村的失独者更为隐匿，他们承受着物质保障缺失和心灵慰藉无助的双重痛苦，生活尤为艰难。

　　心理咨询室

　　3个多月没人来敲门

　　目前，俞磊和他的同事建立的“新希望”家园心理咨询室已得到云南省心理学会专家的支持。但是，心理咨询室从去年底挂牌至今三个多月时间，没有一位失独者来咨询，对于这样的情况，俞磊坦言，他们早已有心理准备。

　　寻找失独者是提供心理关怀的第一步，俞磊和他的团队依靠从事殡葬行业之便主动联系失独家庭。“来殡仪馆中进行火化登记时，我们就留意那些失去17-20多岁孩子的父母。”俞磊说，找到资料后，工作人员就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心理帮助，但是常常被失独者在电话里骂个狗血淋头。俞磊随即调整了沟通方式，由一些“中间人”，比如失独者的亲属、好友等来做铺垫，慢慢有了收获，玉溪某中学的一对失独夫妻已经慢慢接受了“新希望家园”。

　　俞磊正是通过罗老师与这对夫妻联系并获知了他们的遭遇。6年前，他们的独生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从那个时候开始，这对原本热情开朗的夫妻就完全变了，他们冷漠对人，不再出来社交，原本还有十多年才退休的母亲也提前退休了。“我可以理解他们对我们这样的外人的防备和不认同，他们的自我封闭很严重，也怕再次受到伤害，如果我们的做法会带来伤害，那么我们宁愿什么都不做。”俞磊说。

　　失独者还会遇到一些麻烦，就是他们老了之后想要入住养老院却进不去，因为他们没有子女签字认可，这样的制度又会揭开他们的伤疤。俞磊希望他们办的组织可以为这些失独老人签字并得到认可，让他们可以入住养老院，然而，俞磊知道，这不是一家企业或者一个人可以做到的，而是国家制度的问题。

　　“如果是做慈善，给予一些物质救助谁都可以去做，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也没有让这些失独者意识到社会、政府、公众对他们的关心。”俞磊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失独家庭重拾信心。

　　失独者心理负疚感重

　　“二次自杀”几率高

　　云南省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叶存春就是“新希望家园”心理咨询室的一位心理专家，在他看来，刚刚失去孩子时的干预很重要，“新希望家园”主动联系失独家庭，但是至今没人愿意接受，也说明了这样的方式还存在着争议。

　　“你和刚失去孩子的夫妻说让他们找心理咨询师来‘治疗’一下，这种话谁听到都不会有好感，只能说在事情发生后从情感上陪护他们。”叶存春说，并不是失独人群就一定有心理问题，这属于“创伤后应激障碍”，诸如汶川地震、彝良地震等重大灾难后的创伤后遗症，如果受灾后及时地让灾民倾诉并给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心理帮助，对他们今后重拾生活信心是有好处的，但这不是靠一两个心理专家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能够让前期接触他们的工作人员进行心理辅导，那比生硬地把他拖到咨询室来得更好。”叶存春说，第一时间干预很重要，这就是建立“新希望家园”这样的社会化平台的好处。他希望“新希望”的工作人员能够跟着他一起学习二三年，成为一支可以进行心理辅导的队伍。

　　在长期的心理咨询过程中，叶存春接触了很多失独家庭，从最开始的摸不着头脑到开始用沙盘治疗法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帮助，“一些失独者在面对沙盘时，会摆放出十字架、骷髅头等一些象征死亡的物件，还有的将一些‘食物’拼接成一个祭坛，能够看出，失独者心理的负疚感很重。”叶存春教授认为，预防比关注失独者的心理状态更重要，不久前他走访了一对失独夫妻，这个家庭非常富裕，但是孩子却喝农药自杀了。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叶存春发现，他们对孩子的死很不解。“这个孩子学习非常好，13岁时就写出30万字的小说，书里大段地描写抑郁、死亡、亲情疏离等，如果家长能看看书里所写的内容，对她多关心了解，那么孩子不会离开。”叶存春说。

　　“失去了没有办法，但是在事情发生前，我们有能力让它不失去。”叶存春说，失独家庭“二次自杀”的几率很高，父母亲有轻生念头的不在少数，尤其是在刚刚失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理干预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尴尬的是，那个阶段也是最难接触和进行帮助的。

　　青少年心理问题

　　让失独家庭增多

　　提到心理预防，这也是叶存春在研究青少年心理问题中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与俞磊一样，他也认同青少年心理问题诱发的极端行为让现在的失独家庭增多。对失独者进行心理干预帮助，让他们重新建立生活的自信和秩序固然重要，但是当务之急还在于问题的源头——“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救助。

　　研究显示，一般青少年由疾病夺走生命的在少数，主要是由意外伤害，诸如自杀、青少年人际交往的冲突，打架斗殴等方面导致的，青少年自杀的比例是所有年龄段中最高的。据非官方的不完全统计，云南省失独人群大概有30万人，相当于云南省总人口的1%左右。“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长大，而且数量很庞大，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家庭矛盾比例也居高不下，对于孩子的影响很大。”在叶存春接触过的失独家庭案例中，他发现，由于家庭的某些矛盾使得孩子失去了他生存的追求而采取了极端行为，这样的行为是存在的。

　　近日，云南某中学一个女生宿舍的孩子相约自杀，除了一个跳楼的女孩之外，其余的孩子都得救了，并在监控中进行着治疗。叶存春介入了这起集体自杀的心理调查和研究，他发现，这些孩子的家庭关系都非常紧张，尤其是跳楼的那位女孩，她父母的关系特别紧张，她与母亲之间也是水火不相容。 “一个家庭中，也许不是没有爱，而是人们没有很好地表达爱，才会造成那么多伤害。”叶存春说。

　　探讨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6年来首次大修

　　并未关注失独人群

　　专家：失独家庭需要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翻阅资料我们发现，针对失独家庭，现行的国家扶助政策为：在女方年满49岁时，夫妻双方可以领取独生子女伤亡家庭补贴每月每人一至两百元，然而，这样的补助对于城市、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不少地方政府也在致力于建立补偿机制和制度保障来对这一群体进行关注，但是施行的地方还不多，覆盖面也不大，云南就是其中一个没有被覆盖的地区。

　　2012年6月，施行了16年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行了首次大规模修订，修订的内容增加了社会服务、社会优待、社会保障以及环境等，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于今年7月1日起实施。但是，大范围修订的草案中没有给予失独人群进行特别关注，甚至都没有提及。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于定明注意到，虽然没有涉及“失独群体”这一敏感话题，但是草案中增加了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关注部分，可以说，国家层面在修改法律时已经考虑到了老年人在现在的新形势下会出现的一些“心理状况”，然而，在他看来，“精神慰藉”这样的“软问题”不能通过法律来强制执行，草案实施后也恐难操作。“养老问题已经不再是道德层面可以解决的问题了，需要的是国家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法律救助体系。”于定明表示，就现阶段来说，国家应该先界定失独家庭的边界再依据范围出台有针对性的特殊帮扶办法。

　　法学专家于定明还看到了一个需要关注的是独生子女死刑量刑问题。“虽然这样的标准很难量化，但是在对罪行进行裁决时，是否应该考虑失独这个因素，学界一直在探讨。”同时，他提出，对于还可以再次生育的失独家庭来说，辅助生育产生的高额费用应该由政府来买单。

　　“计划生育政策制造了失独家庭”

　　完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

　　专家：不会一下放开，缓慢调整是趋势

　　已经持续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曾给高速发展的中国减少了人口爆炸的风险，用人口专家的话说，是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人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发达国家上百年完成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各方面崛起注入了保障，然而，经过30余年的历程，这项基本国策正在经历着非议和挑战。

　　“可以说，是计划生育政策制造了失独家庭这个特殊的群体。”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谷禾指出，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失独家庭的问题一直存在。而随着人群的逐渐扩大，精神慰藉和基本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摆在地方乃至中央政府面前的民生议题。“传统的养老模式改变了，但是国家又没有给他们提供‘老有所养’的养老政策，那么于情于理，国家都应该给予补偿。”在他看来，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到了应该进行调整的时机了。

　　2013年3月中旬，国务院公布了最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计生委撤销与卫生部合并新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其主要职责包括：统筹规划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配置，监督管理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等，存在了32年的国家计生委退出了历史舞台。此举一度被观察人士看作是“中国将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讯号”，但在随后的政策解读中，官方发言人否认了这一说法。“中国的人口制度不会一下子放开，但是‘在做不说’也是我国政策调整的一种常态，缓慢的调整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虽然在官方层面已经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但是在持“乐观”态度的社会学专家谷禾看来，改革的征兆已经出现。“机构调整后，分工职能也将有所不同，随着角色的转变，原来的计生委公共服务职能将会加强。”

　　事实上，专家们并不只是期待着人口政策的单一调整，在复杂的社会中，只有多种政策手段同步走才能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给予公众最大的利益保障，“生育政策只是一个方面，与经济社会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才是根本。”在谷禾看来，中央政府制定了制度的大框架，更多的落实和实施则是放在各地方政府肩上，如何结合本地的实际来发挥出政策的最大效益，对于今后的地方政府来说，执政考验更多的将体现在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上，而这样的实施运作也需要中央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利权限来保障这些政策实施。

　　就在俞磊和他的同事成立了“新希望家园”心理咨询室后，他最初的愿望——“希望这个组织能够以‘保证人’的身份给失独老人签署进入养老院的证明”得以实现，云南省民政部门对于这样的举动已经“默许”，或许，从地方开始，由社会层面推动的失独人群关注将影响深远，而“默许”也预示着制度开始松动。

　　本报记者 闵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