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江苏城隍庙内，建起了一个福星殿，个人只要捐赠3680元至26800元，就可以得到一个永久性“福位”存放骨灰盒。(9月24日《人民日报》)

　　文保单位搞副业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美龄宫”承办私人婚宴，故宫建福宫成了顶级富豪会所……这边花大价钱去一堆古董间吃饭会客的风气尚未能刹住，那边却又有文保单位打起了往生者的主意。

　　城隍庙新设骨灰堂，进一步表明，在逐利浪潮的冲击下，商业社会已经偏离了对文化价值的正确认知。抛开“保护第一”的开发前提，人们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把文物的价值，迅速地转化成可以用数字标刻的“价钱”。比如这新建的福星殿，被硬生生分成三六九等不同区域，每个福位“明码标价”，于是乎，抽象如浮云的文化价值，就成了能一张张数清的票子。

　　然而，面对既得利益与传承意义的二选一，真的可以如开推土机前行、无所顾忌地粗暴践踏吗？

　　众所周知，文物古建是历史片段的存根，要实现其文化传承功能，依赖的是对它们的研究和欣赏，而非经营与消费。就泰州一事而言，研究“城隍”的文化内核并加以利用，显然要比在大殿兜售“福位”更具价值。城隍是产生于古代祭祀并经道教演衍的地方守护神，那么，何不将城隍庙所内嵌的“守护一座城”的涵义加以传扬，进而凝聚一座城市里人们的归属感呢？

　　当然，现实的困境或许会令泰州城隍庙方面对这样的建议嗤之以鼻。的确，文保单位，尤其是那些没能成为旅游热点的地方，是不折不扣的清水衙门，有的甚至难以为继。所以，“不差钱”是令其担负传承使命的物质基础。在这一点上，的文保经费筹措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国内外团体和公众在免税的情况下，通过国家文化基金会对项目提供资金或捐赠，鼓励本国私人企业参与保护和修复工作，并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事实上，虽然政府有责任作出留存历史的制度化努力，但呼吁社会力量的加入也属必须。通俗地讲，“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无论是无偿捐赠还是做义工，都可以与政府力量合力完成对文物的保护。

　　此外，本该远离利益诱惑的机构，侧身逐利行列，揭开的不仅仅是经费短缺的疮口，还敲响了制度不健全的警钟。我国对于文保单位是允许开发利用的，且文物保护法只规定对文物古建要“合理利用”，但对于“合理利用”却没有具体标准，加上监管权责界定和追责机制的缺位，无疑助长了开发项目“未经上报就敢上马”的歪风。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现代遗产保护法的国家，在1913年通过的“保护历史古迹法”，内容全面细致，使有关的行政人员、专业保护人员都有章可循，这部法典更让法国的文化瑰宝即使在动荡年月也免遭浩劫。由此可见，进一步完善细化我国现行文保法律亦是刻不容缓。

　　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国，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失败的案例比成功的多。文保专家梁白泉曾直言：“宝贵的文化资源被特权与利益裹挟，暴露出当前社会急功近利、道德滑坡的倾向。”文保事业关乎利、关乎法，更关乎情，只有确立完备的保护法规，才能使投机者无机可乘。(评论员 罗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