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的来源是，辽宁一家四口游客随旅行团到香港旅游，因旅游大巴迟到两小时，旅游团中数人拒绝上车，他们报警并招来记者。这家人的男主角对着镜头声泪俱下要求索赔，女主角则说：“我们买了好几万元东西，为香港做贡献……我们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要不我们也不来香港购物，我们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

　　“我们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我们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这两句话透出的意思是，如果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没有一定的身份，是不会到香港买这么多东西的;你们香港对“有一定身份的人”，不能这么怠慢。

　　这话尽管听起来很刺耳，但却是两句大实话。在内地，身份显然比身份证重要。没有一定的身份，你就进不了许多场所，做不了许多事情，说话的分量也会大打折扣，有时连基本正当权利也难以维护。事实上，辽宁的这家旅客在港澳游前，就已经享受了身份带来的好处：据报道，他们一家四口的团费原本为5980元，由于男主角是公务员，获得了2980元优惠，实际只付3000元。

　　而在香港，身份证则往往要比身份重要，你如果上街不带身份证被警察查到，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会被警察扣留，直到你出示身份证之后才能放人。他们处理这种旅游纠纷，看的是旅行团究竟有没有侵权，而不是看你是什么身份。

　　旅游大巴晚点尽管有客观原因，但它确实给游客带来诸多的不便，旅行团应该酌情赔偿旅客的损失。内地旅客据理力争，反映了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这家旅客正是看中“香港是个法制社会”，提出维权的要求。但维权也要有理有节，他们强调自己“有身份”并被指“漫天要价”，只会在香港丢人现眼了。

　　然而，强调自己身份特殊并非这家人的发明。早在2009年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221团医院党支部书记于富琴在参观莫高窟藏经洞时，因对要求她“不要触摸壁画”的讲解员不满，打了讲解员两记耳光。在接受警方询问时，于富琴的丈夫，农十二师221团党委常委、副团长陈伟说：“你们不要浪费警力，这里不就是一个景点吗？不就是一个小服务员吗？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几分钟的一个小事，你们不要把事情搞大了。”

　　在我们这里，等级观念与身份识别无处不在：到处是论级别、看资历、排座次、排富豪榜……有“身份”就有特权，就能高高在上俯视众生，无“身份”就只能仰望他人，只好任人宰割。这就是所谓的“存在决定意识”、现实决定观念。

　　现在的问题是，在一方面，人们已经有了平等意识;而在另一方面，社会又向人们展示了不平等的现实。这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就出现了知行鸿沟。那些雷人雷语，其实都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实况，却又违背了人们的理想追求。这就注定了我们要生活在一个“矫情”的世界里。(文/何龙 《羊城晚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