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发展

　　如果说联想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从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走到技术创新，曙光走的则是另外一条创新道路——从技术创新走向产业化，让高性能计算走出实验室，广泛应用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在这个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也跃入了超级计算机强国之列。

　　技术与应用结合

　　中国工程院院士、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杰表示，这些年来，不管外界的环境和压力如何变化，曙光为高性能计算机研发定下的发展基调始终未变：“面向应用，面向市场。”

　　20年前，在863计划支持下，时任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的李国杰带着一支从没有设计经验的队伍，自行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高性能计算机“曙光一号”；3天后，由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组成的“巴黎统筹会”即解除了10亿次计算机对中国的禁运；1994年，“曙光一号”被写入李鹏总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但是，即使是在“购买这个机器，国家帮你出一半的钱”的政策条件下，“曙光一号”也仅仅卖出了3台。“封闭的设计体系是推广的第一个拦路虎。”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历军说，由于“曙光一号”是全面自主开发，设计体系与国际标准不接轨，不能兼容国际主流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市场推广十分困难。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并不意味着是最好的公司。作为一家以863计划重大科研成果组建的高新技术企业，曙光的成立与发展折射出强烈的“国家意志”，但曙光没有沉迷于“颠覆性地把别人完全替代”的不切实际想法。作为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单位，曙光与中科院计算所、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与企业作为上，李国杰表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逐步发展自己的技术，在“曙光一号”研发成功后，曙光将高性能计算机技术转移到通用服务器产品市场。

　　从“曙光一号”最初只卖出3台，到如今连续5年占据国内第一的市场份额，身为国内最大的高性能计算机研发与生产企业，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市场份额和运算量级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高性能计算产业也告别了“科研盆景”。

　　1997年，曙光1000A落户辽河油田，首次实现了国产高性能计算机商品化。随后，气象、生物制药、化工、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等行业开始大规模应用高性能计算机。嫦娥三号完美落月，亦离不开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对嫦娥轨道路线、飞行姿态等精准快速的计算。

　　“正是国产高性能计算机的出现，使中国各产业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李国杰说。

　　科研与产业结合

　　历军说：“让象牙塔里的科研成果接地气，是曙光与计算所之间特别有价值的机制。”多年来，在科研单位、科技成果杀向市场的氛围下，有很多虽创办公司但割舍不下学校或科研机构，脚踏两只船，看似拥有了密切联系的优势，但能生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早期的曙光亦是如此。1996年，“曙光一号”折价2000万元知识产权，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成立。创办初期，曙光就连选址都要围绕着计算所。为“断掉”计算所在心理上的依赖，李国杰要求：“把公司搬得离计算所远一点！”这种形式上的距离，代表了曙光初期确定的按企业规则运行的战略选择。

　　李国杰说：“科研工作定位未来，研究的是前瞻性的技术，但企业必须有自己的开发能力，不能指望科研单位承担企业的职能，如果坐等计算所提供技术，或者技术来源全部依赖科研机构，我们就太没有安全感了。”

　　这样的脱离并非彻底的重立山头，曙光始终保持了和它的源头中科院计算所及中科院其他相关研究单元的深度合作，形成了良好的产学研协同发展模式。这其中不仅包括将适合市场需求的技术转化为产品进行市场化发展，也包括人才的流转。不仅有历军，曙光高级副总裁聂华也曾是中科院计算所科研人员，而中科院计算所所长孙凝晖的很多学生，如今也在曙光研发部门承担着最核心的工作。

　　李国杰表示，为了支持企业发展，中科院愿意把科学家及科研成果推到企业去。曙光的成功，得益于这种开放的胸怀。

　　此外，这些年在技术路线选择上曙光之所以没出什么大错，也是有赖于作为技术带头人的李国杰和一批专家组成的曙光技术团队，时刻把握曙光的技术发展方向，有效保障了科技创新路线选择上的正确性。

　　在中科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琪看来，从一个有科研院所文化的企业机制，到按现代商业机制构建的企业，这种企业机制的转变是曙光得以成功打开市场的关键。“2006年曙光成功实施了股改，从制度层面解决了坚守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这个团队的长期激励问题。”

　　历军说：“曙光是从中科院走出来的。从成立之初，我们就集合了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创新资源，瞄准新兴领域或国家重大需求产业，进行协同创新。”

　　建立云计算时代新商业模式

　　曙光正从设备提供商向服务提供商转型，“创新就是在现有情况下，在现有规则框架下，做到你不敢想、不敢做的事。”历军表示，“在关键产业转变的时候抓住机会，一旦看准了下手要狠、要敢拼。”

　　2009年，曙光即在全国布局“城市云”战略，在成都建立起国内首家由企业投资建设运营的城市云计算中心，曙光无偿提供设备，只收服务费，投入以千万级计。曙光的此次转型步入实施并不容易，几千万投进去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只是基于判断和预测。如今，这个模式被打通，10个城市都按部就班地往前推进。

　　曙光自主研发的符合智慧城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的“社会管理创新系统”软件，打通了以往财税、公安、民政、教育、医疗、交通等行业信息自我封闭不互通的状况，形成对数据的共享，大大减少了政府重复建设基础设施的成本，提升了社会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和价值。

　　包头是一个老工业基地，国家“一五”“二五”时期125个重点项目有6个放在这里，奠定了包头现在的工业框架。当资源性城市面临资源枯竭的危机，茫然于未来发展时怎么办？包头市经信委主任郭甫欣说：“我们需要一个平台让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没有曙光公司的云计算中心，转型、调结构、两化融合等，我们现在所谈的一切都仍停留在规划中。通过建立曙光云计算中心平台，将包头市的发展往前推进了至少5到10年。”

　　确定了方向与达成目标，需要跨越的不止是距离。“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国内热度很高，曙光做得很扎实，没有跟着别人炒作概念。”李国杰说，“曙光是比较早提出来要做3S（server\service\solution）的公司，但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基因，曙光设备出身的基因很强，软件基因相对较弱。严格讲中国有很多编程人员，但是不懂软件，曙光要把这件事做好还有很多‘转基因’的工作，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

　　据历军介绍，硬件虽然是曙光的基础，但最近一两年曙光主要的研发力量都投入在软件上。

　　英特尔是市场的晴雨表，它所供应的处理器90%的特价都给了中国市场，说明了中国市场有多么重要。在这样的竞争压力下，中国的高技术企业除了自己要争气，政策扶持同样重要，尤其是超级计算这样的领域。

　　李国杰说：“曙光虽然一直在进步，但每年5亿美元左右的体量，在国际市场就是个小公司，我们依然离不开国家的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