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中国代表团在深圳世界大运会上狂揽145枚奖牌（75金），独孤求败的垄断表现并没有让很多人为之兴奋。相反当中国代表团在俄罗斯当地时间17日晚以77枚奖牌（26金）的缩水表现结束第27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时，并没有招致质疑和责骂，相反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欣慰。

　　无论是奖牌数的大幅度锐减，还是从“运动员大学生”到“大学生运动员”的转变，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就像是中国校园体育的一面镜子，它折射的是在面对大运会这样的学生赛事时，中国从体育回归教育迈出的坚定步伐，同样也提醒着中国高校体育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如果说，这面镜子可以让人们更加关注和审视中国校园体育、高校体育的现状，同样也能让我们看到未来职业体育转型中体教结合可以贡献的力量。

　　从体育总局主导 改由教育部主导

　　过去，中国体育就像一个简单而庞大的工业体系自行运转，由三线训练体系完成发掘、培养和训练运动员。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从1959年开始举办，当时中国只派出4名田径选手参赛。直到1981年罗马尼亚大运会上，中国才派团全面参赛。当时的中国运动员大都是专业运动员，即便是学生也是来自专业的体育高校。而直到上世纪90年代，非体育专业高校组织运动队的也寥寥无几。

　　那时，由于大运会关系到国家荣誉，因此大学生体育工作一直是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共同管理。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外联、选拔、组团等工作一直由国家体育总局负责。这样的隶属关系也决定了，参赛的大学生不乏大量的专业运动员。

　　为依托大运会推进校园体育的发展，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也开始进行转变。2003年，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组团工作由国家体育总局全面移交给中国大学生体协。体制的理顺也间接推动了学校体育的发展。时任大体协副主席杨立国表示，一方面大体协接手后，单项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高校不但注重组织专业运动队，完善的体育硬件设施和综合科研力量也开始得以应用在高校运动员身上。也正是在2003年，北理工大学派出了百分百的学生军参加了大运会足球赛，获得了第7名。

　　这个沉甸甸的第7名也让更多人开始认真思考校园体育的发展。2005年开始，教育部取代国家体育总局，负责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的组团工作，这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运动员走上大运会舞台。

　　从运动员大学生 到大学生运动员

　　体制的理顺，隶属的变化也让校园体育有了焕然一新的表现，而大运会也成为这种变化最直接的体现。

　　过去在国家体委、体育总局的管辖下，参赛者大都为运动员大学生，松散的学籍，以及专业的训练也让这些运动员大学生屡屡为中国代表团赢得荣誉。但这些专业运动员的成绩却很少赢得学生乃至全社会的认同。

　　在大运会历史上，众多中国奥运冠军、世界冠军都曾亮相。2003年大运会上，出战的吴敏霞已经是世锦赛冠军，她还与郭晶晶搭档参加了双人跳比赛。这对垄断跳水赛场近十年的“黄金搭档”还参加过2005年大运会。

　　事实上，大多数奥运冠军和知名运动员都是专业运动员身份，通过挂靠学籍成为“运动员大学生”。以2001年北京大运会为例，中国大学生男篮夺得亚军，而看看这支球队的名单，姚明、巴特尔、郭士强和范斌都非百分百的大学生。

　　除了已出名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参赛外，不少摘金夺银的选手也恰恰是出自专业队。庄泳、林莉、刘翔、佟文、李宁、“跳水皇后”陈肖霞、“三级跳远之王”邹振先等都是中国通过大运会培养出来的世界明星。

　　随着教育部取代国家体育总局全面负责大运会，来自综合性大学的“大学生运动员”也开始有了展示中国校园体育实力的舞台。

　　此次大运会我国仅有4名奥运冠军出战恰恰证明了“大学生运动员”取代“运动员大学生”的尝试和决心。而在三大球、田径、射击等高校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大项中，中国更是派出了纯粹的学生军。

　　不要轻视这样的举动，这恰恰是高校体育发展的体现。如清华大学的跳水队和射击队，北理工的足球队都为中国的高校体育赢得了赞誉。跳高的王宇、射击的李佩璟，就是清华自己培养出的优秀选手，他们都在喀山大运会上表现不俗。

　　虽然比上届坐拥主场之利时少了49金，但与2005年（21金）、2007年（33金牌）和2009年（22金）这三届同样由教育部组团参加的大运会相比，本届中国代表团26金的成绩已达到合格线。“即便众多高水平选手没来，教育部也可以不再依赖别人而自己组团了，这说明高校体育正在进步。”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认为本届赛事恰恰印证了中国校园体育有能力让大学体育进一步回归教育。

　　还需进一步压缩 专业选手比例

　　一直以来，大体协的目标就是使大学生运动会真正成为大学生的赛事，激发高校和学生发展体育、参与体育的热情，使体育成为教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尽管这届赛事，中国代表团的成绩和表现值得夸赞，但距离真正的学校体育、体育成为教育组成部分还有不小的距离。

　　在钟秉枢看来，学校体育全面发展才是合理的模式，“中国的竞技体育走的是精英路线，不管有没有群众基础都开展，反正我们拿金牌就可以为国争光，但现在已经到了转折的时候，学校体育不能再走这条路”。

　　他也希望未来，中国代表团还能进一步压缩专业运动员的参赛比例，继续挤压成绩中的“水分”，这样才能更好地把体育融入教育。

　　大运会射击队领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陈旭说，体育在人才培养中有着独特作用，面向普通学生的“群众体育”才是发展的基础，“否则很难形成校园体育文化的氛围。”清华的射击馆不单对射击队开放，“面向普通学生的射击选修课每个学期都爆满，很多人一直到毕业还没选上。”从某种程度看，正是普通学生的参与热情，推动着清华发展高水平队伍的力度。

　　钟秉枢也直言，体教结合大讨论20年来，高校体育至今仍未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体系。在他看来，这一体系应该包括运动员选拔、训练、文化教育、科技服务保障和退役后进一步发展的指导。只有一个完善全面的发展模式才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校园体育的发展。

　　如何衔接 校园和职业体育

　　在体教结合，全面发展校园体育的同时，如何把校园体育与职业体育有效结合也是不少中国教育和体育人共同的思考。

　　“我们高校体育和职业体育这两个体系是毫不衔接的，大学生运动员跑得再好跳得再高，最后也就拿了毕业证书就没事了，和国家的竞技体育发展没关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卢元镇也道出了中国校园体育的尴尬。很多体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职业选手都是由“高校制造”。比如，日本的职业足球队员大部分都是出自高校。这种体育回归教育的培养模式，对于运动员职业生涯和退役后生活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在钟秉枢看来，体教结合和校园体育恰恰是中国体育职业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只有校园体育和体教结合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职业体育才有更光明的未来，“目前职业队建立自己的二、三线培养体系，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太符合运动员成长的过程。而是应该在小学、中学、大学建立一条龙的培养体系，特别是三大球方面，若能在大学毕业以后、或者大学的某一个阶段，再分别进入职业联赛体系，这会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更好空间。”事实上，美国的NBA等职业联盟恰恰是与美国校园体育有了有机紧密的结合，才进一步互相促进。

　　“目前全国高校运动项目正在研究未来的布局，现在应该按照市场走向划分。非职业化、但基础比较好的可以走向学校；非职业化、群众基础也没有、学校也不开展、但我们要获得奖牌的，可以继续保留原有的训练体系。如果这样的分类体系逐步建立，就会推动体制上的变革。”钟秉枢认为体育和教育两部门应该进一步推动高校体育的细化发展。

　　事实上，高校体育还需要进一步整合竞技体育的优质资源，比如教练队伍，训练保障能力等，基本在体育部门手中，大学多是白手起家；另一方面，对高校体育的重视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的个人倾向。

　　当然只有搭建了小学、中学和高校三位一体的校园体育，中国校园体育才能成为中国竞技运动发展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