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7个多月后，复旦投毒案昨天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被告人林森浩被控涉嫌故意杀人。

　　此前据警方调查：复旦大学2010级研究生林浩森，因生活琐事与室友黄洋不和，在今年3月31日中午将剧毒化合物（二甲基亚硝胺）倒入饮水机中。黄洋4月1日喝了水后于4月16日不治身亡。

　　昨天，林森浩说，他本来只是想在愚人节整一下黄洋，没想到黄洋会死。这几个月他一直在尝试找到犯罪的根源，自觉罪孽深重，也对不起父母近30年的养育之恩，愿意接受法院对自己的任何处罚。

　　审判长宣布此案将择时宣判。记者 刘彦朋 发自上海

　　投毒只是愚人节的巧合？

　　公诉人说，性格不合、境遇落差是林森浩作案的内在动因。黄洋开朗乐观、爱开玩笑，但为人强势，喜欢显示自己的能力，说话不考虑别人的感受。2012年底，林森浩获两万元国家奖学金，黄洋让他请客遭拒后表达了不满。事发半年前，两人相互从QQ好友中删除了对方。

　　但林森浩辩解：“这只是一次巧合。”3月30日，一群同学在打游戏时，黄洋拍着同学的肩膀，高兴地说着4月1日愚人节整人计划，“我看到他这么得意，就想那我就整你一下。”他听过清华大学朱令中毒案，一直没查到凶手，这给了他一个直接刺激。

　　林森浩承认，自己与黄洋关系一般，不是很“铁”。黄洋聪明、勤奋好学，但为人有点自以为是，他讨厌黄洋对他开玩笑，“有些玩笑开得对我不公平，他觉得我没生活情调，但他不该以他的方式要求别人”。另外，两人平时也会聊天、谈理想，并没有太大冲突。

　　实验室拿到毒物

　　公诉人说，超声影像专业的林森浩，曾与同事用二甲基亚硝胺做实验，熟悉二甲基亚硝胺的毒性。

　　林森浩还知道，实验做完后，同事从天津一家化学试剂研究所买的那瓶100毫升的二甲基亚硝胺原液没用完，放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影像医学实验室。

　　3月31日，他去了两次实验室，第一次和同事一起去的，确认了二甲基亚硝胺的位置。第二次，他以落下东西为名，向同事要来实验室钥匙，拿到残留的原液和注射器。据同事证言，原液还剩75毫升。据以往案例，人体吸食或注射3.5毫克二甲基亚硝胺会致死。当天17时50分许，林森浩回到宿舍，左手推开水桶，右手把原液全部倒进饮水机中。

　　第二天早上8点多，林森浩听到：黄洋起床喝水时铁汤勺碰到水杯的声音，马上发出干呕的声音，冲去盥洗室。“我知道他已经发觉了异常，我怕他问我。所以就躺在床上装睡。后来我的手机响了，我就借故接电话离开了寝室。”

　　毒物是黄色的，有气味，林森浩原以为黄洋会发现，但黄洋仍喝下了水，“我认为黄洋喝下的二甲基亚硝胺很少量，我做实验中大部分大鼠都未死，相同体积下人的抵抗力比大鼠要强，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想到黄洋会死，以为他难受一段时间会转好。”

　　警方如何认定林森浩有重大嫌疑？

　　黄洋住院前几天，病因一直无法诊断。宿舍另一个室友葛某想起林森浩之前做过的实验，上网查了林森浩发表的多篇论文，开始怀疑黄洋是二甲基亚硝胺中毒，并告知黄洋的师兄孙某。

　　这时，孙某已在医生建议下，对黄洋的尿样、血样、喝过的水样进行微生物分析并用无菌器皿保存样品，最终确定黄洋喝过的水中的确含有二甲基亚硝胺成分。公诉人说，这是关键性证据，因为时间一长，水桶和饮水机的样品都会被污染，无法确定其中是否含有二甲基亚硝胺成分，此案可能成为无头案。

　　黄洋的同学王某向学校保卫处反映了这一情况，学校保卫处立即向上海警方报案。4月12日之前，上海警方两次询问林森浩，林森浩称案件与自己无关。

　　随后，警方带走了林森浩的笔记本电脑，并提取了电脑中的8万条上网记录，从中搜索发现，有48条与搜索二甲基亚硝胺毒性、如何发现病因、如何治愈等问题相关，这48次搜索几乎贯穿黄洋发病始末。

　　第一次是在3月31日晚上6点，距他向宿舍饮水机投毒不到一个小时。随后，每天傍晚6点左右，他都会搜索二甲基亚硝胺的相关信息。警方以此认定林森浩有重大作案嫌疑。4月12日，林森浩供述了犯罪事实。

　　昨天，林森浩说：“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杀死他，只是想让他难受，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我之所以没有放弃，可能还是因为性格不够果断。”

　　是不是故意杀人？

　　公诉人认为，林森浩明知黄洋的病情愈加严重，找不出病因，却一直隐瞒实情，直至警方正式传唤，才供认犯罪事实。“这到底是一个愚人节整人的玩笑还是直接故意杀人？”

　　公诉人及诉讼代理人认为，林森浩故意杀人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林森浩杀死黄洋的目的明确，且经司法鉴定，林森浩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和受审能力。建议对林森浩，从严从重判决。

　　而林森浩的两位辩护律师在犯罪事实上并无异议，但建议对林森浩酌情从轻量刑。“林森浩学习勤奋刻苦、政治上进，还是中共预备党员。他们两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根据他们多位同学的证人证言说，两人虽有不和，但面子上还过得去，从他的性格可以看出，他上网查找那些资料，是因为他害怕，而网上资料中‘可能’致死的表述，让他觉得黄洋的情况只是一个病程，并不会致死。”

　　死者父亲：等待法律判决

　　“离水落石出那一天不远了。”26日晚6点多，开庭前一晚，黄洋58岁的父亲黄国强安慰老伴，却像是跟自己说。庭审前两天，他从老家四川自贡赶到上海，在一间日租房住下。

　　黄洋遭遇不幸后，这是黄国强第五次来上海，这次他希望把儿子带回去。“这么冷的天，把儿子一个人丢在（上海宝兴）殡仪馆里，心里就难受，总觉得亏欠他太多。”案发后的200多天，他如坐针毡、坐卧不安。

　　黄国强最早在当地一家卷烟厂，下岗后到县城一家中学当宿舍管理员，干一天发一天工资，学校寒暑假没有工资，干满一个月1000元。妻子50岁时从供销社提前退休，现在每月1400元的退休金是他们的主要收入。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黄国强不自觉地摸着儿子的相册，里面有黄洋大学前的照片，他走哪带哪。他回忆，儿子考上大学那年说，成人后要靠自己闯荡。于是复旦本硕8年，黄洋没拿过家里一分钱，兼职挣的钱还会寄回家。

　　本科毕业时，黄洋本想去美国留学，联系了好几家学校，准备申请奖学金。“他妈妈觉得美国实在太远，儿子一去就很难回来了。但如果让他去美国，哪有这事？现在人都没了，别说见一面了。”黄国强懊悔不已。

　　黄洋和林森浩的交集就像命中注定。分配宿舍的老师说，黄洋的宿舍最早在一楼，后来调到三楼。但黄洋小时候腿受过伤，一到潮湿的环境就疼得受不了。他觉得一楼和三楼都太潮了，协调后2011年8月搬到4楼，开始跟林森浩同居一室。

　　从黄洋离世，到警方认定林森浩是嫌疑人，林家没有联系过黄家，律师也没有。“反正我一次也没接到过他们的电话。”黄国强说。“他们家的情况，我们不想了解。我的孩子对林某没做什么，是他们的孩子侵害了我的孩子。这样不联系也好，都等待法律的判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