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外”的家庭医生
近年来，除了在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国家队”之外，“洋医生”和私立诊所里的中国医生，组成了“体制外”的家庭医生群体。后者有别于中国大医院的诊疗方式，正在逐渐扩展开来
法治周末记者 高欣发自北京、深圳家庭医生。
这是在北京的英国医生谢吉伯与在深圳的中国医生朱岩近年来关注的焦点。
在北京东三环燕莎中心写字楼内，“洋医生”谢吉伯对法治周末记者侃侃而谈。他认为，解决当下中国医患矛盾的根本方法，在于推广“家庭医生模式”。在他的诊所内，前来看病的多是“老外”。
一年前，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南下的朱岩，在脱离了公立医院这棵“大树”后，开始将病人称为“客户”，成立了一家主推“家庭医生模式”的私人诊所。
谢和朱两人提及的“家庭医生模式”，是指一套特定流程的医疗模式，其贯穿于从预约看病到诊后回访的全过程。而这一模式的展开，通常以社区为载体。
事实上，家庭医生这一“洋味儿”颇浓的词汇，早已出现在中国医疗改革进程之中。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家庭医生多分布于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们通过与居民建立相对稳定的自愿服务关系，提供主动、连续、综合的健康责任制管理，甚至上门服务。
与此同时，较少受到关注的“体制外”的家庭医生队伍也在逐渐壮大之中。他们大多由两个群体组成：“洋医生”和私立诊所里的中国医生。
被“打包”的医疗费
你是否愿意花380元在家附近高质量的私立诊所看感冒？
微博名人“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在转发前同事朱岩的微博时，借机做过类似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不少网友感觉这个价格比较贵。
但朱岩恰恰选择了看似价格较贵的“包药制”。
“包药制”可以简单理解为：整个就诊流程统一打包、一次性收费。朱岩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香港，这是不少诊所的做法。
最终被定在380元(包括诊疗费、基本的检查及化验费以及三天常用药的药费)的价格，一度让朱岩的同事陈英也感到担忧，怕病人吓跑。不过，在诊所开业一个多月后，客户意外地多了起来。其中，不少都是“回头客”。
诊疗过程中，朱岩的诊所让医患沟通时间得到较为充分的保证。法治周末记者看到，卓正会展中心诊所的前台电脑上，显示着“客户”的预约安排。每位“客户”都可以与医生有至少20分钟的一对一沟通时间。
这个时段内，医生和护士们能够向他们的“客户”传达更多信息，包括服药时间、药品保存等。
在谢吉伯的诊所，“打包”后的费用要更高—480元(包括诊疗、单项检验和一个疗程的两种药物总共所需的费用)。
“病人不动，医生、护士在动。”谈及诊疗过程时，谢吉伯对记者解释，病人在就医过程中无需奔波缴费、检查。“比如，需要抽血时，护士就会进入病人所在的诊室。”他说。
诊后回访，也是许多“体制外”家庭医生的工作环节之一。
在朱岩的诊所，“客户”们还可随时打电话到诊所询问情况。谢吉伯则认为，诊后回访环节也体现出医疗服务的“持续性、长期性”。
家庭医生的“客户”们
2006年，谢吉伯举家搬到北京。他曾在英国牛津郡执业，行医15年。
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英国，如果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首先要做两件事情：到银行开个账户；给自己找个家庭医生。
英国强制执行家庭医生首诊制，90%以上的全民健康医疗服务都由家庭医生承担。家庭医生也因此被称为“国民健康守门员”。一名家庭医生的年收入可达一百万元人民币。“这个数目不低于、甚至是更高于一些医院的专科医生。”谢吉伯称。
如今，随着家庭医生概念在中国一些城市的传播，他想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推广“家庭医生模式”。
据谢吉伯观察，中国的年轻人，包括一些“海归”，更容易接受家庭医生。而朱岩的诊所，则将目标人群定位于中产阶级青中年。
“(前来看病的人主要集中在)25岁到40岁的年龄段。这部分客户相对知识水平要高一些，有的在国外生活过，有的常去香港看病。但他们并不一定是最有钱的那部分人。”话音未落，一个前来就诊的小女孩拿着玩具跑到朱岩面前，急迫地想在医生面前展示一番。
朱岩更多地认为家庭医生是个“概念”。“其核心是：我找到医生非常方便，对医生非常信任。大部分问题，只要找到家庭医生都能帮我解决。即使遇到复杂的问题，他(她)也可以帮我找到专科医生。”
决定从协和医院辞职时，朱岩已经是一位肾脏内科主治医师。2012年，与同在协和工作的爱人商量一番达成共识后，这个言语柔和的山东汉子，毫不拖拉地递交了辞呈。
朱岩感到，在公立大医院当医生，很多事情让自己力不从心。“病人太多了，你很难把相关的医疗知识或医疗建议充分告知病人，只能挑最核心的部分讲，但其他没有讲的，其实也很重要。”他说。
“放弃了稳定的收入，远离了公立医院这棵大树，抱着医疗与服务结合的理想，我们选择了自由执业。”他在微博发文道。
“你们一定要活下去”
根据朱岩的预测，中国医改必须走“民营医疗的方向、医生自由执业的方向”，“家庭医生的服务是有需求的”。
至于最初选择深圳，理由简单明确：深圳人口一千多万，但医疗资源缺乏；离香港近，对新理念的接受度和认可度高。
近一两年来，跳出公立医院、选择自由执业的中国医生逐渐增多。虽未成规模，但社会影响不小。
朱岩坦言，现在的状态虽然很辛苦，但更开心，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去服务病人。
他希望，自己和同仁们的尝试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更多有想法的优秀医生“走出来”，建立更多可信赖的私立诊所，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这部分医生和私立医疗机构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群体，人们对私立医疗机构的态度就会进一步转变。同时，私立医疗机构也可以帮助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反过来，公立医院也会受到影响，更加注重对患者的服务。
如今，他愈发感觉到，将诊所经营好的动力越来越大，因为“越来越认识到家庭医生模式的社会价值，越来越多的客户需要我们”。
曾有一位父亲带着孩子来到朱岩所在的诊所看病。之前，这位父亲曾到过香港看病，对其模式和理念非常认可。在朱岩的诊所，他感慨，能在内地找到这种看病的地方“太难得了”。
但他很担心朱岩们能坚持多久。在诊所的建议本上，他郑重写下一行字：“你们一定要活下去！”
重建信任
刚到中国时，谢吉伯与其他“洋医生”一样，走高端外资诊所路线。一年后，他觉得没意思，开始寻找更“接地气”的工作。
终于，经朋友介绍，他在东城区社区医疗卫生院得到一个职位，像普通社区医生一样，到海运仓社区卫生服务站坐诊。
在中国的社区医院，谢吉伯尽量将英国家庭医生的工作经验引入。比如在东城社区开展糖尿病足部诊断研究时，他就搬出了英国学到的经验。
社区医生一做就是3年。这段时间里，谢吉伯对于中国式医患关系有了最“接地气”的体会，并且认为家庭医生是“改变目前中国医疗体制各种矛盾的最有效方法”。
在他看来，家庭医生理念在中国尚新，医患矛盾的问题在于“不信任”。“中国不是缺乏三甲医院，而是缺乏病人可以信任的医生。病人没有可以信任的医生，所以才信品牌，才奔着三甲、奔着主任去(看病)。”
谢吉伯说，自己认识一名非常被信任的社区医生。很多病人去三甲医院做了检查，还会再让这位医生看。
“为什么？因为病人相信他(她)。什么医生更容易信任？家庭医生。从小时候咳嗽感冒、上学了跌打损伤、到之后出来工作结婚生小孩等，都可以去找他(她)。他(她)很清楚你的健康问题，不需要多问病史，不需要再做检查，对病人和医生都方便。”
谢吉伯表示，国外也有医患纠纷，“病人告医生也挺常见”。但他发现，家庭医生是最不容易成为被告的医生群体。
他举例解释：“比如病人咳嗽，他很担心。他的爸爸是肺癌、哥哥是肺结核。如果医生不知道这些信息，很可能说没事你走吧。但如果医生知道他家的背景，就会多花点时间解释，让他放心。”
朱岩也同意中国式医患矛盾的原因在于“沟通不到位”。“(每天要看)一百多个病人，给你讲清楚，后面的病人就没时间了。”他觉得，任何一个人做了公立医院的医生，看病都会以自我保护为一大前提。
那么，好的医患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谢吉伯将医患比喻成“合伙人”的关系。
“家庭医生非常注重医患的平等关系。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等着人家来敲门。我们会主动去找病人。而且，医疗不是可以外包的，医生干医生的部分，病人干病人的部分，这样才会有好的效果。”
遭遇“好得快”尴尬
朱岩坦言，由于对正确医疗知识的普及不够等种种原因，许多人的就医理念和对医学的认识是有偏差的，甚至是明显错误的。
“见医生第一句话：‘怎么样我才好得最快？有没有特效药？我能不能输液？’这些病人的理念是，看病效果好得快慢，完全代表了医生的水平。治病就应该用最强的药、以最快的速度治好我的病。”朱岩体会到，如今就医的主体理念，还是下猛药、好得快。
朱岩的诊所遭遇的“医患矛盾”，也正在于此。朱岩称之为“理念层次的矛盾”。
他主张温和、合理用药。比如，对于轻度肺炎，不打点滴，只开口服药。
“用药之后，客户有时第二天还会发热。他觉得你的治疗效果不好，医术有问题。我们会跟客户仔细讲解病情，以及为什么采用这种治疗方式。大部分客户能够理解，继续按方案治疗。有的可能不信任我们，又去医院看，回到了发热就要求输液打针的老路。”朱岩说。
与此同时，谢吉伯也希望能够将“家庭医生模式”复制传递出去。他的切身体会是—7年前刚到中国时，讲“家庭医生”，很少有人听得懂，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能够接受。
“从哪说起呢？为什么叫家庭医生、而非全科医生？因为我们注重的是这个人的健康，而不是他来看的头疼。他头疼，可能是高血压、也可能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家庭医生要全方位考虑，定位在人，而不在病。”他说。
在谢吉伯的诊所制作的宣传册“服务内容”一页中，可以看到“中医疗法”。对中医和中成药的使用，是谢吉伯在中国实行家庭医生的一个亮点。
“中医在中国是主流医学，在英国是辅助疗法。家庭医生看病的思维是西医的，保留了各科的‘隔断’。这个病应该分到哪个’格子’里面，需要什么治疗。引进中医疗法，就多给了我们几个‘格子’。有些病，西医治不了或者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可以转到中医里去看。”
而中国医生朱岩则坚持不用中药、中成药，只用西药。
“有科学依据的中药我们并不排斥，但对没有明确科学依据的中药制剂，不会纳入到卓正的用药目录。医生的诊疗活动是和生命息息相关的，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绝不允许一点含糊，必须对客户负责。”他解释。
这种坚持，让一些客户最初有些接受不了。
“最基本的还是理念、对医学的认知。他接受我们的理念，对医学有客观的认知，才会来我们这里。理念明显冲突的也不会来。我们也在健康宣教、医学知识普及方面做很多工作，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对医学有更充分、客观的认识。”朱岩说。
对医改表示乐观
今年3月27日，上海正式发布《关于本市全面推广家庭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决定从今年起，全面推广家庭医生制度。力争到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每个家庭与一名家庭医生签约。
在中国的医改进程中，上海走在前列。谢吉伯当初弃上海而选北京，是想选择“一个更接近政策的地方”。
201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至3名全科医生，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
半年前，谢吉伯离开东城社区，到海淀区双榆树社区医院做顾问。“这是我希望的方向—培训医生护士，让他们把概念落实到更多病人那里。”
在一线体验的3年多时间里，谢吉伯在拿中央的“红头文件”做对比，体会“国家推动全科医生在基层发生了什么”。
发展社区医疗和家庭医生的“原材料”—社区医生，让他既乐观又担心。
“都是年轻人，都是因各种原因从医院出来的，大部分都想把自己的专业弄好。这是很好的。”他说：“但他们动力很低。每个人都很忙，承担上面分配的任务很多，没有时间兼顾到实际社区里病人的医疗水平，也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于民营医疗机构，政策正在逐渐放开。朱岩觉得，这是必然趋势，但过程也许会很漫长。
“政策或者法律，对于目前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来讲，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他说：“只是会增加一些工作量—要准备各种审批材料，相关的卫生主管部门要审批你的资格。在香港，许多地方不用审批，医生申请牌照就可以看病。”
眼下，谢吉伯想把自己的诊室做成“样板间”，因为常有政府部门来此调研。对于中国医改的未来，他和朱岩一样表示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