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乘火车或汽车从京广线或京珠高速路过定州、新乐交界处时，总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在微弱灯光映衬 下，那里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情景让人咋舌。这里距石家庄不足50公里。
偶尔路过尚且让人口鼻黏膜难受，当地居民不得不长期忍受小作坊带来的环境公害。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面临一场“环 保悖论”—“谁不污染谁傻”，部分居民从最初的举报者蜕变成污染者；“谁治污谁傻”，一些地方治理环境污染却遭遇污染转移，自身蒙受损失，还在生活在无处可遁的七彩烟雾中。
同定州、新乐交界处一样，许多地方正上演着“公地悲剧”。大自然公共资源产权不明晰和监管缺位易产生环保领域的“公地悲剧”，而运动式执法和选择性执法更助长了人们这种搭便车、闯独木桥的心态。当然，终结污染的“公地悲剧”并非无路可循，解决治污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关键在于法治、长效监管体系与相关的利益约束。
谁不污染谁傻？
10月10日，天高气爽的一天。新乐市杜固镇杜寺村村北的一处农田边上，滚滚浓烟直冲云霄，到处弥漫令人窒息的气味。这里是一处垃圾倾倒点，堆积着数量庞大的地板革废料等垃圾。不知是谁引燃了垃圾，无人知晓这浓烟冒了多久。“呛人吧？以前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位给麦苗浇水的农民对来人说。
6年前，记者在该村采访时，远远地就感到鼻腔异常难受。杜寺村一群村民找到记者，讲述勾勒出这个村庄的“发家史”：更早些时候，一些村民开始从事废旧塑料、鞋底加工，俗称“烤鞋底”。他们从市场上廉价回收旧鞋，为了把鞋底和鞋帮分离，会对这些旧鞋进行加热、熏蒸，分离出来的旧鞋帮扔进锅炉燃烧，这一加工过程会产生浓烟和刺鼻的气味。近几年兴起的加工废旧塑料生产PVC颗粒，污染程度较之烤鞋底有过之而无不及。
浓重的黑烟和令人作呕的气味让本地居民苦不堪言。但因为“钱景”看好，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在自家院落从事小作坊加工，包括个别曾经参与了举报行动的村民。“举报没啥用，上面来罚点款、收点费就走了。人家都弄，日子越过越好，你不弄，环境也越来越差，自个儿照样生活在难闻的气味里，那不就成傻子了吗？”村民老刘说。
于是，当地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现象。
谁治污谁傻？
转折出现在今年6月。一家央媒对杜固镇的工业污染现状进行了报道，随后，新乐市开展了疾风骤雨式地整治工作。当地多部门联合执法队对杜固镇周边14个村开展拉网式排查，985家塑料加工作坊全部停产，废旧原料被清走，一些加工用锅炉被拆除。
经历过多次整治的个别作坊主心存侥幸，他们还在观望，但这次似乎动了真格，加工作坊被断电了。
一夜之间，杜寺村的环境质量出现了根本改观，人们又能畅快地呼吸大自然馈赠的新鲜空气。
不过，这来之不易的好空气却让村民们感到过于奢侈了。56岁的村民张进良闷闷不乐地立在田头，为全家生计而忧心。3个月前，张进良在村里的作坊帮工，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现在他的工资性收入是零。“我家四口人只有一亩地，有两个孩子上学，这可咋办？”张进良垂头叹气地说。
村民们说，村里只有两家较大规模企业通过环评，尚在正常运营，它们吸纳的劳动力十分有限。以后的营生怎么办？张进良等人曾找到村里，村干部的解释是，上头正在统筹考虑产业升级，现在只能等。“吸点废气怕什么？总比没饭吃好吧。”张进良说。
新乐市派驻各村的工作组还在继续运转，在杜固镇的村镇两旁，张贴着“禁止外地废料车过境”、“严防环境污染”等标语。不时有运送旧鞋底、旧脚垫和旧胶管的车来回在杜寺村中奔跑，但在明处已看不到正在生产的小作坊。
小吴村是杜寺村的邻村，同属于杜固镇,境况和杜寺村类似，废料市场里仍有人在忙碌，却找不到冒烟的厂房。杜寺村和小吴村的部分村民心里有怨气，废料市场上有人说：“不让我们干了，便宜了定州。”
在定州、新乐、无极交界处，与小吴村比邻的是定州市周村乡大吴村和安吉庄村，进入这两个村庄，一股浓浓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其中，安吉庄村内一片繁忙，到处是机器的轰鸣声和焚烧冒出的浓烟。夜幕降临后，记者再次来到这两个村庄，各家厂房和院落灯火在旷野里格外醒目，村庄被污浊的空气笼罩着，较之白天更甚。
公地悲剧
先前多次举报环境污染问题得不到解决，形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发展模式后，在外界压力下，新乐市疾风骤雨式治理环境污染影响到当地居民生计，受到他们的广泛质疑。其一是，一刀切的治污模式影响很多人的生计问题；其二是，其治污治而不绝，甚至形成污染转移。
新乐市小吴村的几位村民抱怨说，较之集中治理前，现在本村的环境虽大为改观，但那只是不再忍受本村排放的污水、毒气，他们并不能阻止邻近的大吴村、安吉庄等村庄大量排放，人们依然生活在严重的大气污染中。
一田之隔，因为行政区划的阻隔，一边严厉治污，另一边几近放任，一些人心理失衡了。
从谁不污染谁傻，到谁治污谁傻，地方发展与环境保护无疑进入一个循环怪圈。专家指出，怪圈不怪，其实是陷入了环保“公地悲剧”。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加勒特·哈丁发表了其著名论文《公地的悲剧》，哈丁考察了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牧场，每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在这个草场放牧。牧民们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牲畜，很快就出现了过度放牧的状态，每个牧民都因为公共牧场退化而承受损失，但损失是全体牧民分摊的，所以，他们依然增加其牲畜的数量。最终导致“公地悲剧”：牧场持续退化，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石家庄一家大型化工企业负责人认为，生存环境的公共性容易导致人们的短视行为，地方发展之间也存在竞争，一些地方政府在环保和发展的天平上更倾向于后者，认为发展就得牺牲环境，企业排放点废水废气没啥，等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状况出现时，可怕的环境灾难出现了。
监管与利益约束
“公地悲剧”并非完全不可避免，它的出现与政府职能不到位和公共资源的产权不明晰有重要关系。如果能落实界定产权，确定谁污染谁治理、谁付费的原则，制定相应的约束激励机制，就能避免公地悲剧。
近日在石家庄召开的“中日治理大气污染合作(河北)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发出了相关倡议。
近邻日本走过了与中国相似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上个世纪60年代，环境公害成为日本国内突出的社会矛盾。首先站出来要求对公害采取对策的是担心儿童健康的母亲们。居民行动、大众媒体的报道提高了社会对公害问题的认识，逼迫政府、企业加强对策。
日本福冈县环境部环境保护课课长中村修介绍说，日本通过几个层面的行动来遏制环境污染恶化，其一是完善法律体系，国家层面在1968年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其二是加强监督和管理，政府部门跟进成立了环境监测局，对所有污染源进行监管指导，定期发布相应的监测信息和预警。日本的治污行动中之所以没有出现公地悲剧，在于其有严格的国家标准和责任认定。哮喘病曾经在日本大流行，政府认定主要致病原因是二氧化硫，通过监测每家企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来认定企业责任，由于赔偿金数额较大，企业也愿意减排，不想背这个大包袱。类似的，每种公害病经政府认定后，企业必须承担责任，排放越多，承担越多。日本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政府、公民、企业经历了长期的博弈，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及市民起到了相互作用。
而国内的治污目前还陷入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边治理边反弹的境地。与会中方企业家代表表示，这与缺乏长期规划、运动式执法、选择性执法有一定关系，运动式执法影响当地居民利益，必然会有反弹和反复。对那些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地方，行政执法不应一关了之，一方面要引导其走联合壮大之路，另一方面通过严格的监测和执法促使企业加强革新促进环保。“我们不知道这回上头还要管多久，总不能一直不让人吃饭吧，这事儿在哪个地方都一样。这个不让干了肯定要想办法干别的。”小吴村的一位村民凭经验推断着这次治污行动可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