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周柏伊 报道 漫画 崔泓
她们，努力要成为上海人中的一部分。她们说上海话，烧上海菜，嫁本地户籍的老公，子女在上海读书。她们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外来媳”。
闸北区司法局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处理矛盾3700余件，其中逾半是婚姻家庭矛盾。而在这近2000件家庭矛盾中，外来媳家庭占了大半。
1 户籍问题 外来媳心中的软肋
“你给我滚”是夫妻吵架时最怕听到的一句话，户口本上没有我的名字，留不下来，也回不去
见到陶新芳的时候，她刚刚下班回来，半新的助动车车篮里，装着一条鱼，一颗娃娃菜，三个土豆和两个番茄，脚边是一袋10公斤装的大米。“都是我买菜，下班后回去烧饭。”而陶新芳看上去干瘦得似乎一阵风就可以吹倒。
来上海10年，如今的陶新芳说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还借助居委会的力量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更因为工作努力得到了提拔，月收入远远超过作为上海本地人的丈夫。
收入丰厚起来的陶新芳在家里说话有了份量。 “以前家里有个什么事，都是我婆婆跟我老公自己决定了就行了，如今也晓得要跟我商量一下。 ”陶新芳颇有些得意。然而，因为结婚时间不长，陶新芳的户口至今仍在安徽老家，这是她的“软肋”。
一次夫妻吵架，木讷的丈夫很快就在陶新芳的伶牙俐齿中败下阵来，到了最后，他憋红着脸吼出一句“你给我滚”。陶新芳一下子就呆住了，她不知道该如何把话接下去。 “他说得没错，户口本里没有我的名字，哪怕我再怎么努力，这里留不下来，老家也回不去，自我介绍时，我还是得说我是安徽人。 ”
跟陶新芳不同，蒋红林早在七年之前就可以拿到上海户口，可因为早逝的丈夫，和刁钻的小姑子，她依旧只好蜷缩在阁楼上，哪怕腰痛得起不了床，也不敢到医院去看。
灰色的水泥墙、红色的木门窗，房子搭得杂乱，完全分不清建筑的本来结构，户与户之间，挤得密不透风。在虹镇老街拆了一半的旧址中，蒋红林家的私房看上去相对显眼。 19年前，刚刚嫁进夫家时，满床喜庆的鲜红色，震耳欲聋的炮竹声，孩童们四处奔跑着分发着糖果的欢笑，至今依历历在目，可岁月早已将这个曾经清秀的女子磨砺得有些沧桑。
蒋红林的丈夫有8个兄弟姐妹，如今还有3个兄妹住在这幢私房里。结婚后，公婆将3楼的阁楼给了他们夫妻俩，在这个不到10平方米的阁楼里，蒋红林住了19年。小小的阁楼既是蒋红林夫妇的婚房，也是女儿的闺房，阁楼放不下衣橱，拉根绳子把漂亮衣服直接挂上去。
蒋红林的腰椎受过伤，每天从床上爬起来都要费一番功夫。但她却从不到医院去治疗，不是不愿，而是不敢。上海现行的户籍政策规定，外来媳在沪户籍的取得，要依据配偶不同的户籍性质和结婚居住年限，少则5年，多则10年才能取得上海户籍，而户籍又与就业、医疗、动迁、廉租房、征地补偿、生育保险、社会保障挂钩，没有户籍，相关的市民待遇都无法享受。
七年前，蒋红林的丈夫因病去世，当时上海的政策是结婚要满15年才能迁户口，因而在丈夫生前，蒋红林没办法将户口迁入。后来政策变化了，蒋红林符合迁户口的条件，却因为几个小姑子的从中作梗，迟迟不能办理。
“户口本上的所有人都要同意，她才能把户口迁进去。 ”虹口区旧改基地人民调解工作室专职人民调解员吴金章为此多次跟蒋红林的家人商量，但总是被断然拒绝。小姑子们甚至想方设法要将她们从阁楼里赶走，为此使尽各种手段。 “她们把自己养的狗取了我女儿的名字，每天就在街上骂。 ”讲到这，蒋红林已经哽咽得无法再说下去。
母女俩的生活来源全靠女儿每个月的低保和学校的一点点交通补贴。为了减少开销，蒋红林甚至每天只吃一顿饭，胃痛到难以忍受的时候，她就吃安眠药强迫自己睡着。“虽然生活困难，但我总是要撑下去，我和女儿都是彼此唯一的亲人。”老家已经没有亲人，蒋红林不知道离开上海她还能去哪里。所幸，这处私房已经列入动迁，按照政策，蒋红林母女会有一席安身之地，到时候，户口政策也许也将解决，只是，谁也不知道，这一天在什么时候。
居委会的人介绍，虹镇老街有上海本地居民1500多户，5500多人，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1200户左右，大约3000多人。也就是说，每5个上海人就对应着3个外地人，由此组建的家庭不在少数。户籍问题，是横在诸多家庭面前的一道难题。
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晚饭，狭小而老旧的房子里锅碗瓢盆的声音一同传出。虹镇老街的一线天里，夕阳透进来一丝微光，一如蒋红林的希望。
2 贫困之家 外来媳家庭普遍“弱弱结合”
口音能改，衣着能改，生活习惯都能改，但任凭我再怎么努力，还是挣扎在贫困线上下。“没钱养、没人带、没地方住……”摆在夫妻俩面前的件件都是难题。
陆荣娣的家是彭浦新村一间建筑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一室户，一家四口住在这里，已经十五年。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陆荣娣始终坚持讲上海话，夹杂着一点点家乡的口音，看得出她是很努力地在融入这个城市。 15年前，陆荣娣从盐城来到上海，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第一次相亲时，矮小木讷的丈夫并没有入得陆荣娣的眼，但当听说对方是上海本地人，虽然离异但有一套独立的房屋后，陆荣娣没有再犹豫。半年后，两个人领了证。
结婚后，陆荣娣才发现生活并没有那么简单。丈夫前一次婚姻留下的女儿已经十岁，半大的小女孩对于年轻的后母诸多刁难。 “频频发生矛盾，谁也解决不了。 ”陆荣娣说，“而另一方面，我在这里孤零零一个人，也想要自己的亲生骨肉。 ”综合考虑之下，丈夫把女儿送回了前妻身边，而附带的条件，就是“补贴”十万元钱。 “只能把房子卖了。 ”陆荣娣的“婚房”只住了一年，就从南浦大桥附近搬到了彭浦。知道怀孕的时候，陆荣娣着实开心了好久，“就有一种感觉，我要在这里生根了。 ”然而，B超照出“双胞胎”却让她一下子坐在医院门口，百感交集。 “没钱养、没人带、没地方住……”摆在夫妻俩面前的件件都是难题，以至于一度想要放弃。
最终还是把孩子生了下来，看着两个女儿粉嫩的小脸，陆荣娣觉得再苦也要撑下去。因为自己的父母在盐城乡下不能出来，而公婆早在结婚前就已经去世，抚育孩子没有任何人帮忙，陆荣娣只好辞掉了工作。女儿上幼儿园之后，陆荣娣也试着找工作，她做过家政，也做过护工，但是每到寒暑假，她只能停工在家照看孩子。一家四口只能靠丈夫在外面跑车的收入维持生活。
尽管陆荣娣用一针一线尽量让孩子们穿得整洁而体面，但她依然担心孩子们在学校被人看不起。
陆荣娣家的状况并非特例。上海妇联近期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家人需要照料”成为来沪常住女性未在业的主要原因，67%未在业来沪女性因家人需要照料而放弃就业。而另一份资料显示，上海“外来媳”家庭的普遍特征是 “弱弱结合”，郊区的“外来媳”家庭数量更多且贫困现象更为严重。宝山区张庙街道两个居委会的统计反映，该街道有近3000户“外来媳”家庭，其中一半属困难家庭。通河四村更是有80%的“外来媳”家庭零就业，靠每月低保维持一家生活。而在青浦区西部的练塘、小蒸、金泽等镇，现在还留在农村地区的男青年几乎清一色娶“外来媳”。
3 化解难题 要推动外来媳融入城市生活
“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故事，外来媳妇们品尝着生活中的甜酸苦辣等各种滋味，有欢笑也有痛苦。但是这也对外来媳妇家庭以及社会稳定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
“这些事情你不能急，总是有回旋的办法。 ”坐在居委会狭小的办公室里，63岁的人民调解员吴金章正开导着面前一位不断垂泪的“外来媳”。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已有相当一段年限，家住浦东的他总是每天骑着电瓶车，风雨无阻地出现在这些纷争面前。与吴金章一样，彭浦街道65岁调委会主任陆金弟也是每天往来于浦东和闸北之间，上班需要辗转三条地铁线，无一天不到岗。
就吴金章分析，相当一部分外来媳的婚姻基础不牢，属于速配型。有的外来女性急于“脱贫”而无条件嫁人，婚姻具有功利性、草率性；有的外来媳妇把婚姻当成跳板，在上海生活一段时间后，熟悉了环境，就“另攀高枝”；上海也有少数患有疾病或遗传缺陷的男青年，亲朋好友帮着欺瞒，外来媳妇知情后，导致家庭破裂；有的双方都是残疾人，生下的子女也是残疾人，造成家庭负担很重，婚姻家庭也存在着不稳定因素。
“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故事，外来媳妇们品尝着生活中的甜酸苦辣等各种滋味，有欢笑也有痛苦。一些家庭纠纷如果不及时加以调解处理,可能会对外来媳妇家庭及社会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 ”吴金章说。
“化解这样的家庭纠纷，一定要把握好"稳、准、狠"三个原则。 ”陆金弟娓娓道来，“稳，是要控制好她们的情绪，不能让事态继续恶性发展；准，是要第一时间分辨出对错；狠，是要对错误的一方毫不留情地批评。 ”在这样的原则下，陆金弟成功化解了彭浦地区大量的家庭纠纷。
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调研，来沪常住女性在社会融入中存在一定的障碍。这主要表现在，首先，相当一部分家庭存在夫妻双方未在业、一方未在业另一方从事家政打零工的情况，这部分人群的就业不稳定，容易导致家庭整体失业，形成新的城市贫困群体，对城市的平衡与和谐发展造成影响。其次，这些女性的素质能力与择业观念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就业供需的结构性失调，部分人由于需要承担照顾子女、照顾家庭的责任，婚后不得不放弃工作，这在客观上限制了其充分就业。第三，她们因为与本地居民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情感归属，因此难以实现沟通和彼此认同，从而影响到其城市生活的融入。第四，新生代来沪常住女性在身份认同上存在困境。年轻的她们谋求自我发展和价值追求，留在城市生活的主观意愿更为强烈，不愿意也未必能回到家乡生活，但由于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以及人际交往范围制约，未必能实现在城市“扎根”，导致部分人陷入自身身份确认的双重困境。
为了更好地服务、凝聚和引领好来沪女性群体，推动其顺利融入城市生活，市妇联计划从五个方面着手：为50岁以上的来沪常住女性进行“两病筛查”，提高该群体的健康水平；通过拓宽就业渠道、鼓励非正规就业、建立灵活工时制；建立结构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规范促进家政行业发展，让家政行业成为重要阵地；加强法律宣传，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本文外来媳妇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