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的杨中山老人患有眼疾，视力下降很厉害，平时只能待在家里 本版图片 都市时报记者 林海

　　云南省第一监狱高墙外的“劳改村”拆除了。

　　盼望已久的经济适用房终于建成，“劳改村”里的一部分居民即将乔迁新居；另一部分人已在去年6月搬进省一监的老生活区。他们早已不是罪犯，而是与作为邻居的狱警、监狱干部一样，是拥有一切合法权利的公民。

　　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生活在心灵的高墙之下。物质上，他们与外界的人差别不大，但长年的监狱生活对他们内心的影响却依旧深远。

　　一起火灾带来的变化

　　这里的正式名称是“四合院”，但因为居住者曾是犯人，因此被外界称为“劳改村”。2010年，四合院的一起火灾，引起了外界对这里的关注。

　　一片灰色的小高层楼房，在云南省第一监狱（以下简称省一监）邻近景泰路的路边建成。装修工人不断进出。这是省一监内部的经济适用房，2008年开始集资建设，最近终于交房。不久之后，原四合院居民陈大爹、卯大爹、包大爹……将会陆续入住，与警察混居。

　　新闻媒体对于四合院的关注，得从一起火灾说起。

　　2010年10月19日，昆明市多家新闻媒体接到火警线索：在昆明市光明路的尽头，一处棚户区发生火灾。

　　光明路入口在东二环王大桥路段以东几百米处。越往里走，路边建筑越来越少，路边长满荒草，高墙和电网映入眼帘。一块写有“监狱重地 切莫误入”的警示牌立在路的尽头，这里便是云南省第一监狱。

　　警示牌之后，监狱的大门敞开着，戒备森严的警卫严格登记着进入监狱的每一辆车。大门左侧的山坡上，矗立着一排单元楼的地方便是省一监生活区，直行则通往监区。大门右侧就是火灾的发生地—四合院。

　　四合院独处于省一监和昆明监狱的高墙、电网、岗哨间围成的三角地带，一栋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5层楼房，被一排排土坯房和石棉瓦平房簇拥着。有的土坯房墙面早已剥落，裸露出黄色的墙土，有的巷道仅能容一辆电动车进出。这里老旧、矮小、拥挤，与生活区的单元楼相形见绌。

　　那次火灾，把住在四合院的病退工人魏民义的家烧得面目全非。由于魏民义时常因家庭矛盾殴打岳母和妻子，儿女又很少过问老人生活。周边的住户猜测，是魏民义对家庭心灰意冷，才放火烧家。

　　人们没想到，这之后的10天内，魏民义的老房竟先后4次着火，两次被邻居扑灭，两次出动消防队。面对众人的指责，看似木讷的魏民义并没有反驳，只是拄着拐杖游荡在四合院里，任人评说。火灾后，省一监后勤服务中心曾给魏民义安排住处，但他以“楼房太高”为由，执意要回起火的平房住。

　　在四合院居住的，大部分是从省一监刑满释放的人员，而且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年纪大的已有88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监狱企业—金马柴油机总厂效益红火，一部分懂技术、表现好的刑满释放人员没有回家，选择留在监狱当了工人。

　　这里的每户人家，住房面积仅有10余平方米或30余平方米。蜗居此处的除了正式工，还有刑满释放后的留队人员、暂留待迁人员、暂留内退、病退人员和遗孀。这个鲜为人知的特殊群体有100余人。

　　物质贫乏、精神压力和亲情的疏离，让他们始终未能摆脱监狱的影响。他们在此一住就是30多年，甚至终老于此。他们特殊的经历和生存环境，在2010年和2011年吸引了多家新闻媒体，“劳改村”的称谓一时广为流传。

　　“媒体的报道对我们的生活有积极的影响，尤其是第二次新华社记者来采访后，收效明显，省级部门的领导都来四合院，了解我们的生活。”原四合院居民张成贵说。因为新闻报道，在物质、待遇上，留队人员与正式工人待遇差距日渐缩小；在心理上，这一长年被忽视的群体终于得以发声，他们的内心得到了一丝慰藉。

　　2012年6月，这片老旧的四合院被拆除，据说用于扩建监狱。四合院的居民们搬进了公路对面的省一监老生活区内，分散居住在6栋最老旧的单元楼中。

　　混居时代

　　监狱将四合院的居民统一安置在监狱干警、职工集中居住的老生活区里。这些曾经的罪犯们开始了与警察的混居。

　　2013年8月，一个晴天。

　　杜成高吃过午饭，抬起装着脏衣服的脸盆，锁上自家大门，在昏暗的走廊中朝着尽头的洗衣服处走去。这是他在老生活区的住所，一栋在省一监成立初期建设、被称为“工人楼”的苏式筒子楼。

　　在“大集体、小自由”的设计理念影响下，“工人楼”内没有厨房、厕所、浴室，在每层楼的走廊尽头处设置了两个公共水池。走廊两侧的每一道门后面，是一间约15平方米大的单间。

　　时过境迁，如今的“工人楼”只能用旧、乱、差来形容。昏暗的走廊内散乱地堆放着杂物，把走道挤得更加狭窄。楼道里没灯，年迈的杜成高夜间出门时摔过两次。

　　楼内没有厕所，有的人情急之下便在楼道内解决。饱受困扰的住户们只得在楼

　　梯间和走廊两端，贴上写着“严禁随地大小便”字样的纸张。

　　抱怨着生活，衣服也很快洗完了。杜成高沿着昏暗的楼道回家，将衣服挂在房间里。衣服上的水往下滴，为了不弄湿地面，他把脸盆放在衣服下面接着。

　　“我在厂里（金马柴油机总厂）工作那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到头来却分到这么小的房子。老伴来看我，我只能睡沙发。儿子来看我，都没法住下。”杜成高说。

　　宽约4米的单间内，并排放着单人床、沙发和电视机柜，后两者紧挨着，想看电视只能坐在床上。床角立着一个木衣柜，1米之外便是墙壁。为了节约空间，他只能在墙壁上搭起台子，放上电磁炉，一炒菜，满屋都是油烟味。在四合院时，他的住房面积有30多平方米，他很怀念之前的“大”房子。

　　四合院的住户除了被分配到两栋“工人楼”之外，其余的则被分到“工人楼”背后的四栋3层的红砖房。红砖房的条件稍好一些，多为两室一厅30多平方米的套间，带独立厨房。每层楼都有公共卫生间。

　　与他们为邻的，有监狱的年轻警察、退休职工、临时工等。生活区里，居住最多的就是狱警。刑满释放人员们搬离四合院后，开始了与警察混居的日子。但他们并不高兴—很多住户的住房面积并未扩大，有的甚至缩水。同样的面积，房租从四合院时期的每月30多元，上涨到现在的100元以上。

　　楼房破旧、公共厕所堵塞、污水外溢、道路破败却少有维护。烈日下经过这里，垃圾房和厕所发出的异味令人掩鼻。在这6栋楼房周边的空地上，还有人“开荒”种菜。

　　“住在这几栋楼里的干部，要么是年轻的，要么是生重病搬不了的。但凡有条件集资建房的，早就搬到公交车场那头的紫骏园小区去了。”原四合院居民张成贵感慨。

　　难以磨灭的囚犯烙印

　　虽然已经恢复自由身，但原四合院的居民与其他邻居的交流并不多。双方敬而远之，彼此心照不宣。

　　搬到省一监老生活区后，杜成高和他的老朋友杨中山都有邻居是“干部”，但他们几乎不和对方接触。原先住四合院的居民们，只喜欢和自己的老邻居接触。只要不下雨，四合院老居民们便会聚集在“工人楼”前打麻将或打牌消磨时间。同一个小区里的警察、工人、退休干部路过，顶多只是投去匆匆一瞥。

　　“我隔壁是分给一个小干部住的，不过人家不常来，只在里面堆了些东西。”杜成高说。因为觉得打牌容易惹是非，他从不参与。每天除去逛逛生活区的菜市场外，便是去杨中山家聊天。至于狱警邻居，“以前不和他们来往，现在没事也不来往。”

　　尽管四合院居民们曾在监狱服刑，但他们大多在上世纪70年代末便已释放或平反，成为监狱企业的工人，重新拥有了公民的权利。只是，虽然人身自由及公民

　　权恢复了，但他们仍时刻感受到某种“区别对待”。

　　杨中山、张成贵等人举了一个例子：同是留在监狱工作，有的人员转为企业正式工，但有的人却一直转不了，直到退休，身份也只是“暂留待迁”。不仅平时工资有差别，逢年过节发的钱也有差别。如果狱警发100元，转成正式工的可能发60元，“暂留待迁”则只有30元，甚至没有。而退休工资，转为正式工的有人拿2700元，有人拿2000元，“暂留待迁”则更低。

　　拿着几百元或10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在昆明，无疑十分拮据。因不满工资待遇问题，有“暂留待迁”人员曾经进京上访，但途中又被劝返。而在2010年火灾发生后，四合院的居民借记者来采访的机会，反映了生活困难和工资待遇不平等问题。

　　报道出来后，四合院居民们觉得，媒体的介入对监狱和其他政府部门是有触动的。“暂留待迁人员的退休工资涨了，每逢过年过节，发给干部的东西，我们也有一份。”

　　尽管待遇上的差别正逐渐消除，但四合院居民仍觉得，别人心中的“有色眼镜”不会轻易摘下，差别对待的痕迹还在刺痛他们。

　　每个季度，监狱生活区的居民都会领到一张由省一监后勤服务中心发放的“住户水电费结算单”，单子上除了标明住户用的水、电数量和费用外，在“部门”一栏还标明了“退留”字样。虽然这张单据只是给住户的，但这让居民卯大爹非常不满。“我又不是没交钱，何必在单子上这样写？”

　　“退留”二字，一直在提醒着这里的住户“你们是留队人员”，一直在揭着过往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以前在厂里上班，人家会骂我们是‘烂留队的’。虽然现在干部不计较这些，在公交车上也会给我让座，但很多50岁以上的干部还是带着阶级斗争观点的。我们之间根本不理睬。”张成贵说。

　　令“退留”不满的，还有住房补贴问题。他们一直在强调“干部的住房补贴都发了，但工人的多年来却迟迟没有发放”。

　　“待遇不平等”的观点，生活区的其他住户也认可，但能理解个中缘由。93岁的李大爹是监狱的普通退休职工，谈到区别对待的问题时，他说：“以前对他们是有歧视的，虽然现在工资、福利上的差别不大了，但没有区别是不可能的。毕竟干部管教过他们，思想上肯定是有差别的。”

　　而当谈到与四合院居民混居一年有何感受时，省一监的一名家属说，平时和这部分人没什么交往。转而强调“他们原来都是重刑犯，还有判死缓、无期留下来的。现在他们福利也好了，还能跟干部一样，买刚刚建好的经济适用房！”言辞之间，意味深长。

　　叶落归根，或是独自离去

　　在曾经的囚犯们心中，监狱不应该是他们人生最后的归宿。即便现在生活在此，他们仍想努力摆脱。

　　今天，省一监于2008年开始集资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已经建成。原先居住在四合院的居民，有一部分人申请到名额后，由子女出资购买装修，即将乔迁新居。

　　2008年集资时，卯大爹为了改善住房条件，争取到了一个名额。一套75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缴纳约25万元房款就能得到。这与同地段的商品房相比，已经便宜了不少。但他经济困难，购房款主要由他第三任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孩子支付。

　　如今搬迁在即，老两口却犯难了。因为新房属保障性住房，搬家后，监狱要收回他们居住的公房。但购房款是孩子出的，即便搬进新家，老两口也是与孩子们挤着住。

　　经适房的价格已经非常优惠，但杜成高、杨中山、张成贵等多位四合院的居民仍没有购买。究其原因，三人在入狱前均已成家，入狱后离婚，释放后重新组建家庭。他们在第二次婚姻，甚至第三次婚姻的过程中，耗光了微薄的积蓄。另外，他们“落叶归根”的心态始终未泯灭。

　　杜成高出狱后，娶了寻甸老家的媳妇，有两个儿子，还在老家建了房子。1997年退休后，因家务繁忙，孩子也在老家上学，大半时间都是在寻甸老家度过。如今孩子都已经成人，一个打算在嵩明成家，另一个在部队服役。他这才返回省一监常住。杜成高计划，如果监狱下次建公租房或廉租房，他想去申请，为的是给儿子们来看自己时有个落脚处。

　　但，这并不是杜成高理想的最终归宿。他希望在自己终老之前，能够回老家入土为安。“我没想到这辈子会和监狱扯上关系。昆明条件再好，这里毕竟还是监狱。我不想在我死后，还有人指着我的孩子说，‘他爹是劳改犯，最后都死在监狱’。”

　　今年88岁的杨中山老人，他的第二任妻子给他在昆明市郊买了一块墓地，但他惦记着双柏县农村的老家，那里还有亲人给他准备的一口棺材。最近，他内心一直在纠结，犹豫着自己将来到底要在昆明火化，还是埋回老家。

　　“如果在昆明火化，我一个人，太孤苦伶仃。要是回老家，还能和我的父母、妹妹埋葬在一起，清明节时，还有亲戚可以给我上上坟。”患有重度眼疾的杨中山独自坐在破旧昏暗的家中，平静地诉说着。

　　尽管待遇上的差别正逐渐消除，但四合院居民—曾经的犯人们仍觉得，别人心中的“有色眼镜”不会轻易摘下，差别对待的痕迹还在刺痛他们。（记者 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