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员们大多奉行谨言慎行的低调原则，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对信仰、事业、金钱、情感、家人怎么看？鲜有人会知道。
官员精神世界的隐秘状态，与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有关，也与私欲、安全保障、体制制度、信仰及管理方略有关。他们信仰的各个层面，往往是在当事人落马之后才会被人们感知。
深刻的社会变革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当诱惑与压力交织，加上“官场潜规则”和高心理压力的催化，一部分信仰缺失的官员，内心迷茫，甚至陷入迷信、相信鬼神，希望藉此为自己寻找一种释放的方式。
尽管落马官员的精神世界虚虚实实，但撩开官场后台之幕，他们的故事为外界提供了透视精神世界的窗口，同样的透视也有利于当前的制度反思。
对于内心濒临危境的官员而言，重建内心，需要信仰重建，更需要制度重建。对于前者，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对于后者，中共亦提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建立反腐反恶的法律体系和透明阳光的选人用人制度。知道边界，才能带来安全感，增加透明度，才能有阳光。有了这些，迷惑的官员就犯不着去问鬼神，知道为确保安全自己该怎么做，迷信也就失去了当今和未来社会生存的土壤。
原标题：落马官员信仰什么
最近十年来频发贪腐大案，越来越引起政治学者关注，他们开始运用理论工具，寻找贪腐官员的思想变迁、信仰扭曲的蛛丝马迹，求解在整个社会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改革背景下的“防腐、反腐”之道，然而，对官员群体的思想状况研究，却受限于少得不能再少的科学调查
本刊记者/徐智慧王全宝
“大师”王林倒下之后，牵出了刘志军、胡长清、丁鑫发、宋晨光等一长串高官的名字，他们都曾是“大师”的粉丝。每个成功的大师背后，都站着几个问题官员，鲜有例外。
关于高官腐败，反腐败理论研究者邵道生曾提出著名的“信仰危机”说。他认为，“一些高级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禁不起考验，其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畸变，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然而，十数年后，只能看到“信仰危机”巨石留下的一丝涟漪。在探究贪官精神世界的理论研究方面，至今未能跨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门槛，登堂入室成为显学。
“信仰”问卷
精神世界固难被窥探，高官的心理如同其官位一样高高在上，难为外人所知，直至落马后，方在囹圄间“忏悔”时被人窥见一二。然而，如不探究官员的心理变化，亦无法得知贪腐在官员个体身上如何发展演进、由微而著的历程。
基于该认知，十年前，时为江西行政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的肖唐镖着手在地方官员中进行采样调查，在调查中，他罕有地“叩击”到了官员们不为人知的信仰、精神层面。
从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肖唐镖借在中部某省省委党校授课之机，对六个领导干部培训班进行了抽样调查，包括了市厅级、县处级和乡镇科级等各级别领导干部，甚至包括来自国企和高校的政工干部。
肖唐镖曾在省委机关任职，深知领导干部“高度政治化、不太愿意直接向人袒露心迹”的心理特点，故设计为匿名问卷，共投放调查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571份。
问卷中设计了直接触及“贪腐”的问题。在“任用干部的风气”上，肖唐镖收获了最令他感到惊奇的答案。回收问卷中，竟无一人认为“风气很正”。认为“风气比较正”的仅占18.6%。
在“任用干部风气不正的主要表现”问题上，74.8%的人选择“拉关系、跑官”，55.3%的人选择“任人唯亲、分派分线”，46.8%的人选择“考察不实”，43.1%的人认为在干部任用方面“决策不民主、个人说了算”，28.4%的人选择“买官卖官”。“现在提升职务关键要靠什么？”75.1%的回答选择“与领导的关系”，而只有17.0%的人选择了“资历”。
“干部任用和管理中的问题，于此可见一斑。”肖唐镖总结道。
涉及官员信仰状况的问题是“您觉得共产主义能否最终实现？”肖唐镖清楚，对领导干部而言，这是一组“极为棘手和敏感”的话题。他在回收的问卷上，看到66.9%的人回答“有可能实现”或“一定能实现”，然而，选择“不可能实现”或“说不清”的人也占27.4%。在“是否希望我国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71.5%的人选择是，有20%左右的人选择“不希望”或“说不清”。
由于此次匿名问卷调查发生在氛围宽松的课堂上，而非组织部或纪委的办公室里，肖唐镖认为答卷的可信度“更高”。他从答案中看到，“在地方领导干部队伍中，多数人员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但多元化的情形却已经发生。”
“信仰的失落，已在当代官员心里种下了价值观迷失的祸根。”肖唐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警示案例
肖唐镖通过调查和数据中觉察到了官员们信仰的失落，而在一线从事反贪腐工作的纪检官员则是从实际工作中目睹了这一切。
一位长期在纪委系统工作的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纪委系统常以现实案例为原型，拍摄专题片进行领导干部教育警示。同时，专题片会把落马官员分成不同类型，其中就有一种“信仰缺失”型专题片。
在这位工作人员的记忆中，“信仰缺失”的专题片中“草原巨贪徐国元”最为引人瞩目。
2009年7月27日，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贪污受贿案在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据办案人员介绍，徐国元在赤峰市任市长6年间，涉嫌敛钱财约3200万元。
早在2006年，徐国元因受贿一套价值380多万元别墅的事情就已经引起有关部门注意，并根据举报已经对徐国元进行案前调查。
但就在接受调查期间，反而是徐国元受贿敛财的“高峰”。仅2007年，他就“进账”1000多万元。被抓的前一天，徐国元夫妻俩还在商量如何收取他人要送的1幅名画。
2006年，有关部门对徐国元开始初查，他一边编造虚假事实、伪造书证，为其违纪违法所得捏造合法来源，一边向外转移藏匿现金和贵重物品。他甚至把200余万元现金和珠宝装在一个密码箱里，从内蒙运至云南省的一座寺院里，放置在寺院住持的住处，密码箱的钥匙竟藏匿在了佛像耳朵里。
该办案人员称，徐国元每收到一笔赃钱，都要先在“佛龛”下面放一段时间。由于心里有鬼，在他隐匿赃物的箱包中，箱包四角也各摆放一捆钞票，中间放置“金佛”或“菩萨”，祈求“平安”。
后来办案人员曾就信佛一事与徐国元交流过，实际上，徐国元并不是真心信佛，也不想诵经忏悔，而是心存侥幸。“徐国元明知自己罪不能赦，还幻想寻求佛的保佑。他在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即使进了监狱，也每日手捧佛经念诵”。看过警示专题片后，这位工作人员认为，徐国元信佛无非就是寻找寄托，祈求保佑。
同样，2003年马德案发后，有关部门对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的问题进行初核，为了躲避中纪委即将到来的“双规”，韩桂芝每天呆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保佑。
据黑龙江一位纪委人士透露，在1996年韩桂芝担任省委常委后，随着住房越换越大，韩桂芝专门找人在房间里设计了佛龛，在里面供奉泥佛、瓷佛、金佛三种佛像，从早到晚香烟不断。
韩桂芝除了在家供奉朝拜外，还经常进庙宇烧香拜佛。韩桂芝还借外出开会考察之机，跑遍各地的名山古刹、佛教圣地。在普陀山一寺庙内，韩桂芝烧香叩头，还向寺院捐了一笔款。
在中纪委“双规”期间，韩桂芝常常面对着墙壁念叨：“佛啊，你为什么不保佑我！”
“迷信”的根源
在肖唐镖大胆的“信仰”问卷之后，随着贪腐高官不断落马，贪官的心路轨迹愈加暴露于大众，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目标转向官员的“内心世界”。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涂谦是这些研究者中的一员。在一份入选《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的调查中，涂谦以十六大以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为样本，分析了他们的基本特征。他得出的结论是，"钱、权、色’是腐败的高发领域，腐败的高发年龄段为52岁至62岁。” 他的调查显示，在72名腐败高官中，有22人“长期包养情妇、道德败坏”，占33.3%。耐人寻味的是，不少包养情妇的官员系因为情妇谋取利益而落马，亦有不乏被情妇举报导致罪行暴露的高官。涂谦认为这是掌握权力者的贪欲超越伦理底线所致，该现象折射出的是贪腐官员价值观的沦落。
在对贪腐官员的研究成果中，另一项触及精神信仰层面的结论是：很多贪腐官员有着异于常人的“迷信”思想。2007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所做的《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质调查分析报告》也显示，不少县处级公务员具有迷信行为，相信“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等迷信现象。
这种现象在现实中不乏实例。1994年初，时任山西交口县县委书记的房吉华和县长李来福请吕梁地区周易研究会会长马明生到交口看“风水”。当年4月初，马专程到交口县的南山及县委、县政府大院看了县城风水，后以周易研究会名义写成《交口县地理风水研究报告》，交给县主要领导。报告称县委、县政府大院“白虎压了青龙”，并认为“障碍”主要是县看守所高出县委大院、人大办公楼又高出县委办公楼，“破解”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低于县委大院的地方重修看守所，在县城修起牌楼，在县委大院的中心和四角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
于是，当年5月下旬的一天，县委大院灯火齐明，数十名党政干部齐刷刷跪在香案前，“代表县委县政府”，虔诚地埋下了“镇邪物”和“升官符”。之后，县领导又“严格按照‘风水先生’的要求”，以各种理由陆续在低于县委大院的地方重建了看守所，在县城大街上新建了牌楼，在县委大院新建了楼房，并在楼顶上砌了一垛无用的女儿墙以高出人大办公楼。2001年，山西交口县委、县政府大院内搞“补风水”的封建迷信活动案被当地纪检部门查处。
而近年来，此类官员迷信事件更是屡见报端。如河北高邑县委大院门口飞机堵路事件，江苏宿迁“骆马湖”更名事件，长春某法院辟邪宝剑事件，山东泰安“岱湖桥”事件。最近热传的是刘志军案发前每天烧香拜佛以及在办公室摆“靠山石”的事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选人用人制度上的不正之风，是造成官员迷信的重要原因之一。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盛行，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权钱交易使得正气受到压抑，一些官员痛感不能把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在不正之风的暗示下，一些官员产生沉重的焦虑感、迷茫感和无力感，把升迁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身上。”程萍说。
十年轨迹
从2003年在党校课堂上进行官员信仰的抽样调查开始，肖唐镖专注于中国政治和干部制度的研究，迄今已逾十年。谈到十年间贪吏现象的变化，他说，“比之十年前，一些贪腐官员无论是言行的张狂，还是贪腐的数额表现，均有过而之无不及。”
近年来，中共中央整体上加大了干部制度改革的力度，继2004年出台5+1文件后，又推出《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5个法规文件。
但肖唐镖认为，这些措施仍然有着自身固有的局限性，不是解决干部贪腐的“良药”。如干部的内部竞争上岗、限期任职、述职评议，近些年在中国政治实践中也已获不同程度的试点或推广，与过去僵硬的管理制度相比，这些新的制度无疑是进步的，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面对现实，不能不看到这样的悖论：一方面，有关干部管理的力度越来越大，制度建设的步子越来越快；但另一方面，一些干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贪污受贿的金额，从原来的以万元、十万元、百万元计，发展到以千万元、甚至万万元计。买官卖官、买凶杀官案不绝于耳，更出现“五毒书记”“三玩市长”“用MBA管理情妇的书记”。
“（今天）这些堕落的官员（的心理和思想）已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度之，已是极度的荒唐与张狂。”肖唐镖指出，十年来贪腐官员的表现有三：一、贪腐行为已经无以复加；二、干部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没有体现出相应的防腐、反腐举措和积极性；三、所幸的是，公众监督媒体监督已经成为反腐的利器。
“如果说其他措施未令贪官恐惧，公众和媒体起到了这个作用。”他说。
回归“制度”
在肖唐镖看来，对官员政治信仰、思想的研究，这10年来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现有的研究“十分不足”，由于缺乏可靠的田野调查数据，无法评估干部队伍的政治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而这种评估，对当前和今后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具有“实质性意义”。
实际上，早在1980年代末，就曾出现过针对官员群体的一项大型“政治文化”调查。这个调查涉及到350位左右干部的心理和思想状况，但仅仅列出了这些被调查干部回答各项问题的统计数据，并未对之进行专门分析。至今仍无学者使用这些已公开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
近年来，《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连年发表“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这是国内目前能看到“仅有的”对干部状况的调查分析。它以来中央党校学习的一百多位司局级干部的问卷调查为基础，从一个视角揭开了领导干部们对社会形势的基本判断，但肖唐镖认为，该“蓝皮书”基本上属于“舆情调查”，缺乏对官员们关于政治改革的心理与要求的系统分析。
由于缺乏此类分析，使得以官员为目标群体的“防腐、反腐”宣传“乏力”而“无实效”。
肖唐镖发现，由于公务员队伍或曰“政治精英”阶层在思想上高度“政治化”，在主旋律场合不会表现出这种“信仰上的摇摆”，但如果“私下聊”，就会表露无疑。而在马列主义信仰产生“摇摆”的同时，官员又不能选择唯心主义的宗教信仰，同时，公民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不健全又未使其建立合于社会规范的伦理道德，导致其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三观尽毁”。
“在这种情况下，再没有法制的强有力约束和监督，官员走向贪腐就是必然的。”肖唐镖说，“看透了贪腐官员的精神世界之后，再想求一个解决之道，终要回到一个词上：制度。
国家行政学院的程萍教授亦认为，对官员进行精神层面“干预”，需教育与约束并重，“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并举。面对新媒体条件下新的社会舆论生态环境的生成和越来越复杂多元的社会思潮与行为，制度建设首先是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健全反腐的法律和制度体系。
“官员，特别是高官，手握国家公器，因此，其思想和信仰便具有一种‘公共性’，‘公共性’的问题应纳入公共规范中，接受公众监督，承担公共责任，为公共制度所约束。”肖唐镖指出，官员的思想、道德、信仰这些“公共性”问题，最终要回到民主法制的基本精神上，才是正解。
原标题：忏悔书里的“心迹”
近年来，越来越多落马官员的“忏悔书”见诸媒体报端。和官员风光在任时的各种讲话相比，这些坦白内心的“忏悔书”往往更吸引公众眼球。
自2002年12月10日起，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在“廉政周刊”中开设了“忏悔录”专栏，专门刊登落马官员的悔过书，至今已经超过十年，累积刊登了超过500位落马官员的忏悔书，其中包括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河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安徽省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山西省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等省部级高管的忏悔书。
“官员忏悔书中，有一部分是空话和套话，但也有一部分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负责“忏悔录”专栏的编辑孙艳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