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岁的老两口，守着25岁的患精神病的儿子。12年来，儿子反复住院21次，一年365天每天都需用药维持。为了省钱，一个多月前他们骑车近14个小时前往保定寻医，中途只吃了一份炒饼。

　　他们多次被儿子赶到公园和医院的长椅上过夜，他们到处给儿子的惹祸善后，他们24小时开机，对儿子的电话随叫随到。但是他们在一点点老去。

　　漫长的求医过程，亲情越来越远，朋友越走越少，连邻居都搬走了好几拨。生活里，他们只剩下了患者儿子，却如同守着一颗不知何时就会引爆的炸弹。

　　7月28日，本报刊登了《精神病人的回家路》一文，引起了石家庄多名精神病患者家属的强烈反响，患者家属郭翠兰夫妇被病友推选为代表找到本报，讲述了精神病患者家属群体的困境，一个患者家庭12年的挣扎。“没有希望，你知道吗？没有希望。连想死的心都不能有，你知道有多绝望吗？”郭翠兰瞪着眼睛说，她的眼神里有些空，那种绝望像一个无形的囊，包裹住他们的生活，连挣扎都没有力气。

　　365天、24小时，老两口随时待命的12年

　　8月6日，石家庄闷热的一天。郭翠兰和老伴李健康，只能到报社接受采访，因为自从20天前儿子李帅出院后，情绪暴躁，他俩又被赶出了家门。

　　在这个母亲略带悲伤的脸上，几乎读不出其他的信息：这20天来，白天流浪，天黑了，老两口就到家对面楼的走廊，向家的方向张望，看到儿子在屋里的身影，心才稍稍放下。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什么时候家里的灯熄了，郭翠兰和老伴轻手轻脚地回家，李家的夜晚才在忐忑中结束一天。

　　这只是其中一天。

　　2001年，李帅第一次住院治疗。12年，21次住院，钱，已经是这个家庭最忽略的问题。多家医院的诊断从狂躁症到抑郁，李健康和郭翠兰最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在12年里，一点点渗透到他们的骨子里— 唯一的儿子得了精神病。

　　郭翠兰随身携带的本子上，记录着全国100多家精神类疾病治疗门诊和专业医院的电话，字迹工整，抄写于每次病友的交流和电视报纸的传播。

　　李健康扳着指头数，这些年，河北的医院都看遍了，石家庄六院、医大一院……他每提到一个医院，就下意识地报出这家医院精神科主治医生的名字，连医生的调动都一清二楚。北京、西安也都去过，打听到哪家医院好就去哪儿看。

　　365天，每天都要通过药物来控制儿子的情绪，即使这样，这个家庭所遭受的，依然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每次李帅发病，大喊大叫，要求一个人独处，家就成为他自己的空间。无论春夏秋冬，医院和公园的长椅上，郭翠兰和李健康都曾过过夜，我们无法得知，被发病的儿子赶出家，他们是如何挨过漫长的夜晚的。

　　然而，这些都不是这个家最恐惧的。对郭翠兰夫妇来说最恐惧的是，他们被赶出家，还得随时等待儿子的召唤。就在记者采访过程中，郭翠兰接到李帅的电话，立马和通了电一样站起来，身体紧绷，电话紧扣在耳朵上，嘴里答应着，“好的，好的，我马上来。”

　　儿子成了身边的野兽

　　挂了电话，郭翠兰从腰间抖抖索索地掏出一个扁扁的钱包，抠出叠得整整齐齐的两块钱。李健康问，够吗？然后又递给郭翠兰一块。

　　郭翠兰收拾着包说，李帅不舒服，要去医院找医生，得马上过去送钱。这是老两口每天的生活中，很常见的场景。即便是不能回家的深夜，儿子一个电话，郭翠兰就得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郭翠兰对儿子的恐惧，已经完全超出了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她难以理解被亲生儿子用高压锅盖砸得头破血流。她一遍遍问，你能理解吗？你最爱的亲人，好像你身边的一个野兽，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作，又不能抛弃他。

　　郭翠兰说她一个人不敢独自和李帅在家，枯瘦的双手下意识地攥紧裙子，眼神中的恐惧如同情景再现。

　　和被关在笼子里的精神病患者相比，李帅是幸运的。但是这种幸运，其家人付出的代价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这个三口之家，同居一室的夜晚，需要把剪刀、菜刀全都藏起来。即便如此，李健康也不敢睡得太死。他害怕每一次电话响，对于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在摁下接听键之前，都恨不得对方说打错了。

　　李帅有一次半夜发作，要出去走走，李健康拽上件衣服就得跟上。李帅走着走着突然躺在马路上不动了，说要凉快凉快。李健康怎么叫，他也不起来，只好蹲在李帅旁边，一直蹲到天亮。看着天由黑变白，看着卖油条的一家支摊炸油条，顾客慢慢多起来，又散开，最后摊子撤了，马路上一片繁忙，李健康才带着“凉快”够了的李帅回了家。

　　曾经被儿子锁在屋里，眼睁睁看着全家的廉价手机被发作的李帅在楼道的液化气灶具上烧光，李健康不得不对家里的三个锁进行了改装，连儿子房间的插销都得改装，以防止他把自己关在屋内打砸。“一万多的电脑，他发病的时候，150块就卖了；给他办的公交卡，他去退押金拿出来花。这些都不能说，说了他更容易发作。”李健康灰白的头发，说到激动时，有些颤巍巍，远比59岁的年纪看上去苍老，旧旧的T恤衫，衣服领子缝着密密的针脚。

　　父母能给的都给了

　　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曾经是一名司机。李帅14岁因病辍学后，不停地惹祸，“有时候上着班，打来电话说又闹事了，就得赶紧往回赶，什么工作能允许你这样？”李健康带着李帅去医院的路上，赶上李帅发作，在大马路中间，把自行车横着抛出去，砸中了一辆过路的轿车。李健康和司机道歉，又担心着李帅惹出更大的祸，不得不在马路中间高喊着他最不愿意说的话，“我儿子有精神病，对不起，请你原谅他”。然后塞给了司机200块钱，赶紧去追儿子。

　　李帅不住院期间，在家无聊要求上学，李健康多方联系，把李帅送到一所私立学校，买了被褥课本，安排好没几天，就接到学校电话，李帅把传达室砸了，电动门也给弄坏。

　　李健康请假跑到学校，和校方说尽好话也无法改变儿子不能继续读书的结果。为了省钱，他拿着坏掉的电动门遥控，蹬自行车找到郊县的一家电动门厂进行维修，和电动门厂方的销售员磨了5个多小时，还是赔了500块钱。

　　类似的事情太多，李健康不得不辞职善后儿子制造的每起事端。郭翠兰坚持工作到退休后，这个家庭的全部收入就是她的退休金1940元。

　　就像最近的第21次出院，李帅要求自己住，把郭翠兰夫妇赶出来，吃饭成了问题，两口子挤出每周200块钱，作为他的生活费，剩余的钱，就一分一分地攒李帅的药钱。

　　对于一名精神病患者，控制情绪的就是药物，365天，一天都不能断。国产的精神病类药物，20片250块钱一盒，进口的30片要700多元。李健康的破钱包里，夹着几张磨损严重的名片，甚至有药厂的销售员，全市的药店他都跑过，由此来对比哪家能便宜几块钱。

　　一个多月前，夫妻俩骑着自行车去保定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咨询，骑了近14个小时，早晨5点多出发，傍晚7点多才到。这一天，他们只在新乐吃了份炒饼。

　　赶到医院后，咨询了大夫，转了转医院，晚上在医院的椅子上相互靠着，第二天凌晨4点往回赶，历时又是近14个小时。

　　类似的行程只是12年里，这个家为了给唯一的儿子治病，无数次看病、21次住院经历中的一个。

　　听说北京一家精神病医院比较好，李健康买了最便宜的夜车往北京跑，到北京是凌晨，想到坐车还要花钱，到天亮也还早，他黑灯瞎火地从西站边问边走，4点多走到了医院，“嘿，黄牛还问我，还有比他起得早的？我说我还没睡呢。”李健康苦笑了下，大手抹了一把眼角。

　　家庭能管的都管了

　　李健康说，已经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他对儿子的感情，12年的折磨，两口子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精神极度脆弱，“但是家要是再不管他了，谁管他？”

　　“他喊我一声妈，不管想什么办法都得去管他。”郭翠兰承认，李帅住院的日子，是两口子相对安静的时光。

　　但是也只能安静三个月。“按照医保的规定，不能无限期住院治疗，我们自费也花不起，只能住三个月就出院，自己承担3000多块钱。”这意味着，大部分的时间，李帅还是要在家，靠父母监管。

　　即使这样，并不是每次住院都能顺利，李健康发现李帅情绪发作，曾把他骗到正定一家医院，请求院方强行收治。李帅出院后，就这次经历，不断地找李健康麻烦，对住院一再抵触。

　　李家一个月曾打过3次110。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对控制发作的李帅，越来越力不从心，110几乎成了李家的救兵。即使如此，也不是每次李帅发作，都能及时的求助。“他小时候，我和他妈俩人摁着还行，现在我越来越老，他越来越壮，个头比我高，我俩根本弄不住他。”李健康紧锁眉头回忆，李帅有次在院子里发作，李家夫妇腾不出手来打110，就请邻居烧饼摊老板帮忙。李帅边挣扎边大喊，“你敢打，等我起来，我跟你没完”。

　　李健康用眼神示意对方到李帅看不到的角落打，110赶来把李帅送到医院。事后，李健康夫妇带着水果去看望烧饼摊老板，对方客气地说，都是邻居，应该的，但第二天，这家人就搬走不见了。“现在的邻居还不知道这个情况，这几年邻居换了好几拨，我们也很过意不去，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不住院的时候，能把他关在哪？难道也要用笼子锁起来？”郭翠兰无奈地说。

　　12年里，亲戚的走动越来越少，“大家在躲着我们，能理解，这病基本治不好，病友间的交流也就越来越多。”直到某天，郭翠兰发现，除了儿子、病友，他们的生活里，已别无他物。

　　“我俩死了孩子怎么办”

　　每年李帅生日那天，郭翠兰都会给他拍一张照片。今年拍摄的照片上，李帅高大帅气，如果不是坐在对面的郭翠兰提示，很容易让人忽略，他是一名患者。

　　是的，他只是一名患者，和其他的患者一样。

　　李帅看到电视上对精神病人的调侃，也会发脾气，“他们以为我愿意得精神病吗，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已经无需追究这个存在的既定事实是如何形成的，家有患者是李家现在必须面对的现实。严峻的是，除了医院和家，李帅别无选择。“我看了你们报纸，就特别期望有一个康复机构，当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可以在家和医院之间，缓冲下，或者说，把这个群体的患者集中起来，他们不会出来对其他人造成危害，也有一个可以待的地方。”李健康描述着他想象中的机构的模样，又苦笑了一下说，“还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着看到。现在是活一天算一天，可我俩死了孩子怎么办？”

　　郭翠兰跑过民政、残联多个部门咨询，没人能答复她。

　　李家只是全省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录入的15.82万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中的一个。他们一家的遭遇和挣扎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当一个家庭已经用尽了力气去保障一名社会成员，谁来接替他们呢？“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在路上走，看着别人都高高兴兴的，就特羡慕，我怎么就没那个时候？哪怕消停一天，我都感觉特满足。”李健康顿了顿，看着报社的窗户，使劲让眼泪不流下来。

　　(应当事人要求，受访者全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