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时报记者 徐啸

　　昆明东川区拖布卡镇，有个名声如雷贯耳的家族：贺家。

　　贺家父子两代惯偷，常常“顺手牵牛”，所到之处必招来惶恐，家里数人都是当地派出所、看守所，乃至监狱的“熟客”。在东川区的公安系统，这家人也是家喻户晓。日常与警察碰面，贺家人还会主动颔首一笑，算是打招呼。

　　与这个偷盗家族对阵的，还有当地的一个警察世家，父子两代警察都与这个家族打过交道。

　　随着偷盗家族成员的相继被抓，拖布卡的偷牛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不过，这个家族中匪夷所思又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却仍在坊间流传。

　　“我不知道，我没做，我不管”

　　面对警察，经验丰富的偷牛嫌犯通常以“零口供”作为抵抗，即使他和他的家族已在当地声名鹊起。

　　好不容易翻过了围墙，却发现门锁质量太好，撬不开。

　　这是一次不太顺利的行窃。

　　2013年3月5日深夜，东川，柔纱般的月光洒满了阿旺镇大石头村。贺传顺和马兴发、郑国奎在一次“寻常”的偷牛过程中，遇到了点小意外。情急之中，贺传顺拨打妻子的电话求援，叫不会开车的妻子赶紧邀约弟媳，驾驶自家的小货车送一把破坏钳来。钳子到了之后，他麻利地将锁剪断，迅速将牛偷走。

　　在长达数年的偷盗生涯中，这样一个小插曲简直无足挂齿，但“常在江湖走，哪有不湿鞋”。次日，阿旺派出所接到报案，并在监控视频中发现了他们，结合其他案件调查情况，警方很快就锁定了他们五人，并顺藤摸瓜，牵出了另外4起偷牛案。

　　目前，这5名犯罪嫌疑人均被羁押在看守所。

　　贺传顺在贺家兄妹中位列老三，人称“贺三”。在3月25日被拘捕前，以偷牛为生的村民贺三，对外一直宣称自己是“做牛羊生意的老板”。十几年间，他一脉相承父辈和兄弟的偷盗天赋，混迹于江湖。

　　据拖布卡派出所掌握的证据，仅在今年2-3月间，贺三主谋的偷牛案就有4起，涉案金额为7.5万元。其中，除了一头牛后来归还失主外，剩下的均销往私人屠宰场。

　　“你的家族遗传史是什么？”

　　“偷牛！”

　　在进看守所之前的体检中，贺三给了询问“家族遗传病史”的医生一个莫名其妙的答案。而这也是他在数次被捕中，难得的不经意流露出对“偷牛”事实的表达。绝大多数时候，他都以强大的心理素质，秉承一问三不知的姿态“我不知道，我没做，我不管”。

　　一般情况下，贺三会指挥同伙去踩点、偷窃，自己只介入运牛、卖牛的环节，每头牛能卖差不多1万元，同伙每人只能分到800-1000元，剩下的均被他据为己有。然而，他在审讯中却往往扮演无辜受冤的角色，时而沉默不语，时而博取同情。“我是初犯，也是受害者啊，一时冲动就跟着去偷了……”

　　7月23日，在东川区看守所，贺三告诉都市时报记者，他是每个月轻轻松松就能赚几万块钱的老板，“既有牛羊生意，又有百货店”，衣食无忧，去偷牛“只是一时糊涂”。

　　“实际情况是，他去年8月份才刑满释放。”拖布卡派出所的警察李松迅说。

　　贺三的偷盗技术不算高明，但在只有低矮平房的农村却屡屡得逞。他们的作案时间点大多选在深夜0点之后，一般由3人共同前往，其中2人翻墙而入，1人在外把风，若遇家中有狗，便扔进一只沾着老鼠药的鸡腿，待犬被毒毙，再将牛拉出，随后再坐着贺三那辆福田牌小货车，悄悄撤离。

　　贺三在拖布卡镇的知名度很高，“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名自称为“郭师”的街坊感叹：“他们一家子都偷东西，没人敢跟他们走近。”

　　盗窃术的磨炼与传承

　　“偷盗从不挑肥拣瘦，体力好得不得了，像猴子一样灵活，像狐狸一样狡猾。”这是警方对偷窃者贺乡再的直观印象。

　　“就像中国的儒家文化代代相传，它这个也是传承了父辈的基因。”拖布卡派出所的教导员伍兴贤打了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比起贺三和他兄弟，被喻为“老贼”的父亲贺乡再的经历更加传奇。

　　贺乡再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拖布卡镇上一直流传着他的轶闻。他因“偷盗从不挑肥拣瘦”名闻遐迩，从牛羊骡子到锅碗瓢盆、甚至油盐酱醋，一切皆是目标。他曾经走八九公里的山路，跑到学校里“扛”回来20多床棉被，还专程到别人家去偷过几捆稻草。

　　“就是很执著的一个人，不偷点东西，就寝食难安。”与贺乡再斡旋过几年的警察李荣回忆。

　　隔三差五就要跟贺乡再打交道，20年过去了，李荣对他印象依旧细致入微：“身材矮小，但很结实。厚嘴皮，暴牙，一对三角眼。”

　　坊间传闻，这个“身材矮小但很结实的人” 为了训练孩子的耐力和灵敏度，常常带着他们爬坡、跑山路，甚至有村民说，看见他从树上拴根吊绳，再绑上一个用树枝编的圆圈圈，指挥孩子一个个从圈圈里跃过，“就像演杂技的演员那样”。

　　“从这个行业的专业化程度而言，他还是很专业的。”李荣形容贺乡再“像猴子一样灵活，像狐狸一样狡猾”。

　　除了偷盗技术上的深耕细作，在硬件打造上，贺乡再也花了不少心思。“他的家建得像个要塞，易守难攻。”

　　贺家雄踞于一处荒山的半山腰，独门独户，面临水流湍急的金沙江。一个院子，南北两道门，东西两排厢房构成了房子的主要格局。这里视野开阔，山顶和山脚的风吹草动皆能尽收眼底。

　　院子里的一个木桶下暗藏玄机有一个可以容纳两个人的地洞，以储藏赃物。它是贺乡再的百宝箱，纵使里面物品发霉，食物腐烂，也舍不得丢弃。有一次，李荣发现了这个地洞，探身下去查看，顿觉“臭气熏天”，里面藏的20多床棉被通通发霉，成了黑色，只能一把火烧掉。

　　因为光临贺家次数太频繁，李荣和他的同事以至于“闭着眼睛都能畅行无阻”。不过，即便对贺家的布局了如指掌，要抓他也并不容易，常常是入口的鸽子飞掉了。

　　20世纪90年代，为了抓住贺乡再，拖布卡派出所、乡政府还有当时的播卡派出所三方调集了30名壮小伙，兵分两路，凌晨时分埋伏在贺家附近。

　　“当时是夏天，下着小雨，蚊子在周围嗡嗡地飞，我们却一动都不能动，连手电筒都不能打。有一点风吹草动，贺家都能看到。”李荣和同伴在草丛中埋伏了几小时，接到一声指令后，群起奔向贺家，将南北两扇门撞破而入。跑到院子时，还能听见厢房楼上有两人说话声。追到二楼，却发现房间里的一扇窗户已经洞开贺乡再跳进了后面的苞谷地，溜走了。

　　“这个小老头的体力好得不得了！”当年20多岁的民警袁德安评价时年50多岁的贺乡再。

　　有一回，贺乡再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别人的稻田里偷稻谷，被抓个正着，挨了村民一顿痛揍，肋骨打断了几根。两个月后，警察因为偷牛的事情去抓他时，发现他依旧脚底生风，在山沟沟里上蹿下跳。

　　“他体力很好，差不多80度的山坡，拉着一头牛，五六分钟就走下来了。”时间过去20多年，袁德安的儿子袁文东如是评价贺三。

　　“冲出拖布卡，走向东川，打响曲靖”

　　“新生代”的胆子比父辈更大。贺乡再在拖布卡本地偷窃，而他的晚辈把眼光放到了邻近乡镇，甚至曲靖。

　　贺家人很团结。

　　面对警方屡屡使出的“回马枪”战术时，贺家全家老小都会站在院子里的各个点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父亲被关押在警局楼道的阁楼里时，十几岁的孩子挺身而出，深夜去救父亲。

　　在父亲患癌症时，兄弟几个子承父业，接下了父亲的衣钵，并实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进阶这个家族团伙除了采用新型的公司化管理模式之外，还不断发展成员，拓展“业务”区域。

　　贺乡再之前偷牛的难度系数不会太高，通常是利用夜幕的掩护作案。由于当时农村条件简陋，很多牛都是关在草棚里或者直接拴在树上，可以直接偷走。但他非常胆大心细。东川老一辈的警察之间一直流传一个故事：在一个两层的牛圈里，村民住上层，贺乡再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绑在下层的牛牵走了，中途还撬开了一扇木门。

　　贺三完整地继承了这种个性。3月23日，在拖布卡偷盗时，贺三注意到同伙走路动静太大，便将“岗位”临时进行了调整。“他说我走路脚步太响，就让我留在车里等他们。”犯罪嫌疑人陈老四对都市时报记者说。

　　从前，贺乡再是单枪匹马在拖布卡混，有东西就偷，不挑肥拣瘦。但贺三和兄弟贺传洪的目标很明确只偷牛。他们还发展了同伙作案，且同伙之间并不认识，除了拉拢乡里，连自己的妻子也成为了党羽。

　　四年前，和贺传洪 “心往一处使”的妻子沈东琼，不顾4个月的身孕，也参与盗牛；一年之后，她又与丈夫上演了“背着娃娃偷牛”的闹剧。而他们的活动区域也从父辈的“只关注拖布卡”改写为“冲出拖布卡，走向东川，打响曲靖”。在贺三今年主谋的4起案件中，有2起发生在曲靖会泽。

　　5个人被关进看守所数十天后，会泽警方对参与追捕的阿旺派出所表示了感谢：“我们这里一起偷盗案都没有发生了。”

　　贺家父子几人都是公安局和看守所的“熟客”， 在当地警界也属于熟面孔，“没有人不认识贺家”。

　　但就这种奇妙的警匪关系而言，父子两代人的处理方式却大相径庭。日常遇见警察时，贺乡再常常低头装作没看见，然后快速走掉。贺传顺则会放慢脚步，大胆地主动打招呼，有时是颔首一笑，有时还会热情招呼“某某警官”，上前寒暄。

　　无论从哪一点看，贺三这一辈“新生代”都比父辈更胆大。

　　警察与小偷，两代人的对阵

　　在东川，牛是重要的生产和运输工具。面对父子两代偷牛者，袁德安、袁文东两代警察都曾与他们交手。

　　警匪两界，袁家与贺家颇具渊源。

　　2008年，一个背着娃娃的孕妇进了审讯室，原因是“偷牛”。这个长得娇小清秀的女人让袁文东回想起，他在2007年抓捕现场遇见的一个怀孕小偷。那个女子叫沈东琼，配合丈夫贺传洪偷牛，被当场抓获，但因有孕在身，免去了牢狱之灾；没想到一年之后，她又“重出江湖”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茶余饭后，袁文东跟父亲袁德安提起了这个案子，才刚刚说出一个“贺”字，袁德安就恍然大悟：“我知道他！他父亲就是当年的老贼。”

　　袁德安曾参与抓捕贺乡再，“他太狡猾了，我们当时扑了个空。”这个“口风特别严”的人，即使抓到他了，也是 “铁齿铜牙、拒不承认，眼睛死盯着你，嘴巴就是撬不开”。

　　20多年后，袁德安的儿子又与贺乡再的儿子、儿媳狭路相逢，两人同样遵循“拒不承认”的策略，所有问答均为“不知道”，所有签字都不签。只有当袁提起“又见面了，还认识我吗”时，对方才微微点头。

　　“现在只要证据充分，零口供一样可以定罪。”袁文东认为，“他们还信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的教条”。

　　7月23日，都市时报记者在东川区看守所见到了贺三及其妻子陈忠存。这个体型魁梧、留寸板头的中年男人一直面无表情。对作案时间、作案过程、作案次数的回答均为“不记得”，但他清晰地记得“还差两天，进来就4个月了”。

　　陈忠存一直用微弱的声音，支支吾吾地辩解3月5日那天的情况。她说，自己当时在昆明螺蛳湾“进货”，但细究“坐什么交通工具过去？路费是多少？进了什么货？花了多少钱？”时，她则统称为“不记得了”。

　　夫妻二人唯一清晰地记得的，只有孩子。“四个月没回去了，想孩子了。”

　　在东川，牛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和耕地工具，对农户而言，牛的经济价值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63岁的宁文太清晰地记得一个场景：20世纪90年代，他还在拖布卡派出所的时候，寒冬腊月的一天凌晨3点钟，一位赤脚的村民挽着裤脚，急匆匆地赶来报案，说家里的牛被偷了。“那双踩着冰凌、石块的脚到处都是血口子。”

　　宁文太连夜联系周边派出所，到私人屠宰场察看。8个小时后，因民派出所传来消息，说牛找到了。那位村民顿时喜极而泣。

　　不过，这样顺利侦破的案子很少，因为“谁家的牛非常难鉴定”。

　　“如果是小偷自己（把牛）留在了家中，或者买方一方坚决不承认，偷盗大牲口的案件就很难侦破。”阿旺派出所副所长陈耀解释说，“尤其像目前的跨区、跨市作案，侦破难度更大。”

　　牛肉价格高企，现在牛的市场价格普遍是8000元-1万元左右，除去分给同伙的钱之外，贺三至少能得到6000元。而贺三那所谓“月入过万”的百货店，不过是一家童装店，因街坊都避之不及，早已是门可罗雀。而在伍兴贤看来，“这家店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

　　偷盗，这种无本生意的高利诱惑，也许就是他们甘愿“几进几出”的诱因。兄弟贺传洪还没释放，贺三夫妻又被拘捕。

　　七八年前，贺家从山腰处的老屋搬出来，住进了拖布卡镇上最好的房子。这所“最好的房子”里，现在只有70岁的老母亲李云芝带着贺三的一儿一女在居住。四个多月未见父母，孩子对父母的印象已经开始有些淡漠。为了避免在孩子心中留下阴影，警察在拘捕贺三和他妻子时，并未在孩子面前给他们扣上手铐。

　　直到今天，贺三等人的盗窃案仍在等待法院的判决。

　　贺家父子几人都是公安局和看守所的“熟客”， 在当地警界也属于熟面孔，“没有人不认识贺家”。袁德安、袁文东父子两代警察，都与这个家族打过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