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扣东西手都在发抖，觉得是在拿别人的东西。”
日子过得好像充满了刀枪棍棒，“腥风血雨”，与最初的设想背道而驰。
出租车司机说了一句：“有你们城管局，街道好走多了。”这一句话，他感动了许多年。
最要命的是，荣斌常常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他常常苦恼：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吗？
早报记者 黄芳 发自湖北武汉
6月29日是周六，早上9点，荣斌带着一名协管员出现在水果湖辖区的东亭路，这条路是武汉的老街区，水果摊、早点铺很多。
荣斌要做的是劝说店家，把摆出铺面的水果篮、早点铺的凳子收进去。“因为道路比较窄，如果都摆在路边，不仅影响市容，也影响交通。”
他一家一家走过去，跟店家打招呼劝说两句，如果对方忙不过来，他就动手帮忙收一下，有人蹬着眼睛，有人埋怨嘟囔几句，但所幸多数人还比较配合。
荣斌并不在意，“比起十几年前已经好很多了，以前大家的意识是我的门口就是我的，占一下很正常。现在大家逐渐有了这个意识，违规了会被处罚，也有损失，潜移默化的就好做工作了。”
第一次扣东西手发抖
时光倒转到1991年，武汉市举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城管队员招考。
荣斌还记得，全市2000多人报名，只招录100人，竞争很是激烈，报考的有退伍军人、大学毕业生还有国企人员。
追溯城管源头，其成立是为了配合关于建设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的评比活动，各地先后互相取经、自主成立的。在成立之初，城管没有合法地位。而城管大队的人员，主要是从各个单位借调，人员工资由原单位担负。
全国没有统一法规、没有统一队伍、没有统一的管理办法，“师出无名”天然决定城管“杂牌军”的性质。
彼时，荣斌从大学的国际贸易专业毕业，放弃了去往企业的选择。那份招考简章上写的职位“街道管理干部”让他很是心动，荣斌是家中独子，父母希望他从事一份稳定的职业。
考试通过，上岗，从此穿上了这件让他爱恨交加的制服。
他慢慢知道，原来踌躇满志报考的“国家干部”的工作内容是查占道经营、拆除违章建筑、查渣土车……
人们总说小贩和城管是“猫鼠”游戏，荣斌的同行刘强摇摇头，“老鼠怕猫，可是小贩从内心是不怕城管的。”
流动摊贩在城市管理中最特殊，往往是一部分人拥护，又有一部分市民坚决反对。
上岗第一天，带荣斌的老队员是一位参加过越战的老英雄。
老英雄带着荣斌去给流动摊贩做宣传，“每天反复说，反复劝，说得心里都毛了。”但劝过之后，有时并没有多大效果。
他内心总在上演发生“扣与不扣”的纠结大战，一方面他理解底层人讨生活的艰辛，而一方面他又得完成上级交代的“取缔流动摊贩”的死命令。“第一次扣东西手都在发抖，觉得是在拿别人的东西。”
小贩对城管有抵触情绪，暂扣东西最易引起肢体冲突。
从小到大，荣斌从来没跟人打过架。后来，慢慢就麻木了。在弱势群体的生存权面前，你剥夺他的饭碗，他就跟你拼命。
“城管队员就没有不受伤的。”荣斌不记得自己受过多少次伤。一次他被水果贩用刀背砍头，他的同事的胸部被执法对象划开一刀。
日子过得好像充满了刀枪棍棒，“腥风血雨”，与最初的设想背道而驰。
“我要是不穿这个衣服，他打你一拳，你打他一拳，别人绝不会说你错了。但是穿上这个衣服，他打你一拳，你要做的只是别让他再打第二拳。”后来他学会了，别人拿刀，控制住刀，别人拿棍，抢住棍。
领导有规定，发生冲突一定要把矛盾控制住，如果对方先动手，就要抓住手。
有一次，他的队友在执法时受伤，起诉至法庭，法院认定的是民事纠纷。他不理解的是，他又不是代表个人，他代表的是国家权力在执法，那小贩们不遵守规定不就是暴力抗法？不拘留怎么还让他走了呢？
师傅说，这就是现实，你还年轻。
“社会不理解”最苦
城市管理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更与地方长官的意志密切相关。在时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城市建设和管理研究处处长的翟宝辉看来，流动摊贩的管理“存在明显的‘看领导眼色行事’的情况”。
一遇到全国卫生评比、省级检查、市级测评等各种“突击任务”，像荣斌这样的城管队员就得加班。
他皮肤黝黑、手臂上长满了斑点在武汉这个“火炉”城市，那是长期在外暴晒引起的皮肤过敏，痒了就挠，挠破了就成了这样。
后来，荣斌结婚了，妻子是老师。
比起当老师的妻子，荣斌每周有六天在上班，他一年要比妻子少休息50多天。为此，他满是愧疚，妻子公休假时他仍然在整治占道、拆除违建、清查渣土车，两人聚少离多。
而最要命的是，他常常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他常苦恼：没有什么好办法吗？小贩们劝了来，来了劝，扣东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城管吸收了许多职能部门最棘手的矛盾，大多跟底层民众直接相关的，在荣斌看来，“社会不公、失业、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都集中到了城管一家来处理，大家认为城管代表公权力，火一点就着。”
“这个队伍人这么多，出事的几率也大。但少数人的乱作为却给整个队伍蒙羞。”
“加班辛苦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社会的不理解。”同行刘强的母亲在世时，每天都对出门上班的儿子说，“要好好工作，别干坏事。”
荣斌穿着这身制服出去，没少听到大家在喊“土匪来了”。
心里一酸，他不是没想过辞职，可是家中有父母妻儿，父母说，这毕竟是一份铁饭碗。于是，他忍忍，就到了现在。
2005年左右，荣斌搭出租车，司机瞅了眼他的制服，说了一句：“有了你们城管局，街道好走多了。”这一句，让他感动了许多年。
“爸爸你是警察吗？”
后来，他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再后来，他成了武昌区水果湖中队的一名中队长，管着12平方公里的地皮，有20多条街道，带着17个正式队员，70多个协管队员。
女儿上幼儿园，以为穿制服的就是警察，缠着问：“爸爸你是抓坏人的吗？”荣斌语塞，不知如何应答，苦笑说，“是噻。”
后来女儿上了小学，渐渐知道城管的意思，就不再和爸爸讨论这个问题。
“从来不穿着制服去参加家长会，不是怕家长如何看自己，怕孩子受到影响。”
荣斌上网会特别关注城管的新闻，可是他不留言也不争辩。“网友的评价没有成本，他们可以轻易说出一句话。但是我说的每一话都是有感情的。”他不是没试过，可是说得越多被骂得越激烈，他怕再度受伤。
一个同事的女友曾经试图解释男友的工作，但被网友群起攻之。
水果湖中队平均年龄在47岁以上，编制有限，很多年队伍都没有进过新人，只能增加协管。
领着新队员们执法，遇到危险的状况，作为中队长的荣斌必须挡在前面，一种赴死的感觉。“如果队员受伤，我没法跟他的家属交代。而且如果我退，只能激化矛盾。”
他这样的基层执法干部最辛苦：队员的苦闷跟他说，他还也要扛着领导交下的任务，但是他自己的苦闷从来不说，“不想给家人说这些增加烦恼，跟外人说别人也不能理解。”
也就是一个圈子同事们互相倒倒苦水，都是七八年的老同事，喝点酒聊聊天，互相能理解。
荣斌说，他们现在不常聊工作的苦闷，不是麻木，也不是习惯，“如果你换位思考，身在我这个位子，被社会这样看待，即便十年二十年也不能习惯。”
“垃圾桶”理论
武汉市近年在抓“城管革命”，引入第三方考核评价，每月为考核队员打分，排位靠后者轻者工资受影响，重者饭碗不保，当然，优秀者会受到相应奖励。
荣斌压力更大了，加班的时间更长了。不过对于他这样天生勤快的人，总是激励的成分更多些。
为了防止硬指标下队员为完成任务“暴力执法”，执法监督部门对正式队员和协管都出台更严格的规定，“一旦出现乱作为，就要脱帽子（撤职）。”
柔性执法的旋风刮遍了江城。各个区都使出浑身解数，动脑筋、想办法，举牌执法、眼神执法……改变执法作风，推进工作。
过去那种暂扣东西、罚款的强力执法显然不适应了。对于荣斌来说，这是一种解脱，多年的纠结终于可以暂时放下。
不过他所在的中队没有搞“花式执法”，而是采取“多劝说、多教育的笨办法”，也就是“人海战术，多巡逻几遍”。
可是他也还是苦恼，流动摊贩的生存权解决不了，靠堵如何堵得住？
他的上级领导朱建华也常做这样的思考，从更高层面来说，社保、就业渠道通畅，也许城管工作就会容易得多。
事实上，武汉多个辖区也在做对流动摊贩“疏堵结合”的尝试，有些成功了，也有些失败了。许多学者也建议，“不让流动摊贩在这里摆，应该告诉他们去哪里摆。分区域分时段地允许流动摊贩经营。”
2006年的崔英杰案发生后，荣斌对一家媒体的报道记忆犹新，那篇报道历时半月走访了事发时周围的人和两位当事人所有相关的亲友、同事。
“简单说城管好或坏的报道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这篇文章好在从头到尾还原了事实。给了双方一个‘说话’的机会。”
荣斌有一个自己的“垃圾桶”理论，几层意思：各个部门最辛苦最难做的工作都交给了城管；垃圾桶尽管脏，但是哪里都缺不了他；做垃圾桶的砖和盖五星级饭店的砖并无差别。好好干活，慢慢改变
下午3点多，荣斌到辖区5个燃气供应点检查管网，主要是清点燃气罐的数量是否超标；通风口是否无损；燃气罐焊接口是否合规；燃气泄漏报警器是否完好。
这都是细致活。“如果不检查到位，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天气很热，许多供应点的工作人员在屋里歇着，荣斌敲开门，打招呼说明来意，大家都很配合地打开燃气罐存储间，临走时，大家还互相打了声招呼。
这是武汉城管从市燃气办新分担的工作。荣斌说，他干城管20多年，不停地有新工作项目增加进来，早期管过环卫，最近还管过行人文明过马路。
城管的工作纷繁又琐碎，其实不只是大家知道的和流动摊贩打交道。“从前人们没有意识到有些行为是不对的，现在大家的理解和配合度更高，工作也更好开展。”荣斌说，他更倾向于“好好干活，慢慢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