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震垮了房屋又夺走二儿子的生命，张支蓉郁郁寡欢50多天后，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不到40岁的生命。

　　这是公开报道的“4·20”芦山地震后首例自杀事件，事发后，舆论纷纷呼吁强化对地震受灾者尤其是遇难者家属的心理干预。

　　实际上，作为遇难者家属，芦山县龙门乡青龙场村付家营组村民张支蓉一直在当地政府和心理专家的视线里，只是她及其家庭一直排斥心理专家，心理专家也未能与其建立信任关系，最终无法进入她的内心世界进行干预。

　　参与了包括芦山地震在内的多次灾害后心理干预行动的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专家吴坎坎建议，在灾区进行心理援助的心理咨询师最好有一个更容易被接受的身份，比如物资发放者、信息传达者，这样援助对象会觉得“你不是来捣乱，起码能带来一些生活所需”。否则盲目地直接以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去工作，“还不如以志愿者的角色去工作”。

　　早报记者 李云芳 发自四川芦山

　　不到两个月里，芦山县龙门乡村民付良全家的房屋倾倒成废墟，四口之家也只剩父子二人。

　　4月20日，地震将付良全家的房屋震成危房，后排危被推倒；4月26日，5岁的二儿子付思奥回家上厕所时，遇余震掉入厕所后死亡；6月16日，妻子张支蓉服药自杀身亡。

　　如今，付良全和大儿子深陷痛苦中，而亲属也不愿细说张支蓉自杀的相关情况。

　　村民柳大娘用“听说”的口吻向早报记者叙说了事情的经过。

　　6月16日，亲戚家拆除被地震震坏的危房，张支蓉还帮着蒸饭、洗碗。但中午不知为何又去了自留地里那里埋葬着二儿子付思奥（小名小奥）。

　　张支蓉打电话给自己在成都打工的哥哥张支伍，说“我喝药了”。 张支伍问，“你为啥喝药”，张支蓉回答说“你别管，不要怪良全”。

　　意识到不对，张支伍赶紧打电话给付良全，到处寻找张支蓉，最后在二儿子小奥的坟前找到，迅速送医。

　　付家营组组长付明军也印证了张支蓉临死前曾给哥哥打电话的说法，以及“不要怪良全”的部分电话内容。

　　付明军当天13时35分得知张支蓉喝药的消息，迅速赶到付家，看到付良全正背着张，而付的四哥在倒车准备送医。

　　付明军帮着联系龙门乡卫生院，但卫生院说条件简陋，因此直接送到了芦山县医院抢救，但由于其服用的剂量比较大，没有抢救过来。

　　次日上午，家人就将张支蓉下葬，同样葬在那块栽种着玉米和四季豆的自留地里，“和二儿子挨着”。

　　子亡后“几乎不出门”

　　说起张支蓉为何走上绝路，村民们都称其因为房子被地震损毁以及小儿子死亡一事“压力大”。

　　在4月20日的地震中，张支蓉家的三间房屋被震成危房，后排危被推倒。

　　房子没了，无论对谁，这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房子没了，心理压力肯定大，像我们这样40岁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建起来。”付家营村民付玉军对这种压力深有体会。

　　但建房的不易，比起旁人，张支蓉也许感受尤深。

　　张支蓉夫妇平素的工作，是与另外一对夫妇合伙为他人建房。两个男人砌墙，两个女人就负责和泥灰。

　　这个工作起早贪黑，颇为辛苦。付家营经常聚在一起的村民说，平日里夫妇俩总在外面忙活，很少能看见人影。

　　农村建房习惯欠账，“可能房子盖成半年、一年以后才会给钱”。如今地震导致村民的房子损毁，财产也遭受重大损失，“估计（欠张支蓉家的）钱也暂时给不了，可能有的都不会给了。”付明军说。

　　自己从事建房的辛苦体验，以及可能被欠的工钱，都让张支蓉对房子倒塌一事有了更深的痛感。

　　地震4天后，二儿子小奥的意外死亡，则让张支蓉本已脆弱的心理遭受了第二次沉重打击。这打击比房子倒塌的打击更大。“大人送小孩，当然更难过”，村民付玉军说。

　　根据芦山县纪委的调查，4月26日上午8时许，小奥和母亲张支蓉从安置点回到家中喂养家禽。其间，小奥独自一人上厕所，此时发生余震，随后，张支蓉进入厕所救人。

　　小奥的父亲付良全见爱人和儿子长时间没有回到安置点，于是赶回家中，发现母子二人都掉进了厕所。母子二人虽被救起，但小奥经抢救无效死亡。

　　对于小奥死亡一事，周围人言谈话语间，多少有些责怪的语气。如事发当天张支蓉的一位亲属就对媒体表示孩子死亡是“因为大人的一时疏忽”。付家营所属的青龙场村一位村干部也直言，是“大人监管不力”。

　　这些带有责怪语气的言语，极可能会加重本已十分自责的张支蓉的心理压力。

　　从厕所中被救起后，张支蓉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接受治疗，后返回家中。

　　村民称，从医院回来后，张支蓉“几乎不出门”。有村民偶尔看见张， “因为心里不顺，一副郁郁寡欢的神情。”

　　张支蓉的家人和亲属都不愿再谈起与张支蓉相关的话题，因此不清楚张支蓉这50多天里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挣扎，又有何事触动她最终走上绝路。

　　抵触因为“揭伤疤”

　　地震发生后，龙门乡对重点人群进行心理排查，遇难者家属就是重点人群之一。

　　付良全和张支蓉作为遇难者家属，尤其是因为儿子小奥死亡时受关注度较高，因此一直在当地政府和绵阳市三医院心理危机干预队的视线内。

　　龙门乡乡长陈刚称，该乡将付良全夫妇列为心理疏导重点对象和困难救助对象，对他们进行了安抚和慰问，绵阳的医生先后还对张支蓉进行过心理疏导。

　　起初，张支蓉在住院时，绵阳市三医院心理危机干预队先对张支蓉的大儿子小港进行了心理干预和疏导。

　　领队杨晓斌医生说，小港原来特别自责，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弟弟，“通过我们的干预，还是比较成功的。”

　　与杨晓斌同一天，6月18日傍晚，早报记者也赶到了付良全家。付良全没有现身，其侄儿等亲属接待了早报记者，问及是否需要请心理专家来帮忙干预一下悲痛的付良全时，亲属们异口同声地称，“不需要，我们安慰安慰就行了。”记者见到了小港，虽然神情有些木然，但思想、行动还比较正常，领着早报记者查看并介绍其倒塌房子的情况。

　　对张支蓉的心理干预，从一开始就遭遇了排斥和抵触。

　　杨晓斌介绍说，张支蓉从医院返回家中后，心理医生去她家走访。但张的家庭非常排斥，“（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做什么，就是让我们说吗，说要把那些情绪哭出来，这不是重新让我们把伤疤揭起来吗。”

　　虽然对张支蓉的心理干预“出师不利”，但绵阳市三医院心理危机干预队还是将电话留下，表示如有需要可以联系他们。此后，绵阳三医院的心理医生们又通过电话两次询问，“家属说了一些问题，我们说上门来看看，但他们拒绝了。”最终悲剧发生。

　　张支蓉下葬后第二天，刚轮岗来到龙门乡的杨晓斌去了付良全家。杨晓斌表现得很谨慎，带着慰问物品，话题也是询问需不需要帮助，但仍然被付良全的家属、亲属委婉回绝。

　　杨晓斌告诉早报记者，第一次上门想对张支蓉进行心理干预时，张就有强烈排斥感，且是明确拒绝。他因此推测，可能有人在张住院时对其进行了心理干预。但从结果来看，干预“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带回（家）来导致我们很难开展（工作）”。

　　这只是一种推测，由于心理干预实行分片负责制，驻守龙门乡的杨晓斌无从知晓张支蓉曾住在哪家医院，又经历了什么。但他希望，各支心理干预队伍未来能加强衔接，对迁移的“心理病例”的情况互相通报。

　　此次地震灾区的心理卫生工作由华西医院进行技术性牵头，该院联络人黄明金表示，各支心理干预队伍可通过华西医院来衔接。

　　然而，衔接的渠道虽有，但要真正执行，还需心理干预人员有更强的责任感和主动性。

　　“一个特别的个例”

　　对于为何排斥和抵触心理医生，张支蓉的侄子给出了另一种理由。

　　他说，心理医生来过几次，但没什么效果。反而心理医生的来访，对付良全家人造成了一种心理压力。因为他们担心周围人会认为，张支蓉是有“心理病”，所以心理医生来看。

　　杨晓斌医生能够理解这种心理。他说，受到传统影响，很多人对心理干预的接受度不高，“个人的性格、对心理卫生的看法，以及周围人的眼光等都有影响。”

　　而绵阳三医院心理干预队到村里去走访巡诊时，偶尔也有人排斥，因为担心别人会认为只有精神病才会有心理医生来看， “他会觉得村民的眼光给他很大压力，直接就会拒绝你。”

　　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专家吴坎坎说，不同于心理咨询的被动等待，心理援助需要援助者采取主动，因此需要先建立起信任关系。

　　他说，心理援助者和援助对象一定要有一个建立关系的途径，比如和学校、政府合作，通过他们的委托来建立联系，“我们要去谁家了，你有什么信息要给的，有什么我们可以传达的，我们带着任务去，不一定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