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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向佳明实习生万丽君长沙报道

　　捏着这张打印纸，8岁的小斌（化名）好奇地阅读着，但整页文字，除了认识几个名字外，他并不懂这些字句的含义。孩子还不能明白，这是妈妈递送到法院的起诉书。

　　6月8日，小斌的爸爸龙先生收到岳麓区法院的传票，被告是他年仅8岁的儿子小斌，而原告是孩子的亲生母亲罗女士。

　　原来，3年前，已与龙先生离婚的罗女士，将名下的天马村股份赠送给儿子小斌。今年6月，罗女士起诉至岳麓区法院，要求撤销这一赠送行为，收回对股权的收益。这让龙先生难以接受。

　　母亲起诉 遭遇经济困难，要求收回股权

　　龙先生是岳麓区天马村的村民。龙先生2002年与罗女士结婚，两年后，儿子小斌出生。婚后，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2006年12月，经岳麓区法院调解离婚。小斌由龙先生抚养，罗女士远嫁台湾。

　　这几年，罗女士在台湾生活，育有一子，偶尔会回到长沙。今年6月，罗女士一纸诉状，将8岁的儿子小斌告上法庭。罗女士在起诉状中说，自己当年经济状况较好，且希望能正常行使对小斌的探视权，于是2010年在家乡时，罗女士决定将自己名下的股份赠与小斌。

　　2010年2月2日，罗女士写了两份文书，一份《赠与书》中说，她将所持的天马村股份合作联社的股权证送给小斌，所有股份事宜都交由小斌处理，她本人概不过问。另一份《委托书》中说，自己与天马村七组所有的金钱来往都委托给小斌处理，概不过问。

　　起诉状中罗女士称，自从将股份送给小斌后，自己再难以见到小斌，无法享有探视权。而且，罗女士名下的股权证在天马村近2年多的收益，并不完全是小斌的法定代理人龙先生签收的。罗女士称自己没有工作，目前经济出现重大困难，生活难以维系。

　　因此，罗女士将儿子小斌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这一赠送行为，并由原告享有这一股权的收益。

　　父亲回应 孩子还没搞懂起诉书的意思

　　对于这起官司，龙先生难以接受。龙先生说，离婚前，他与罗女士曾有口头协议，罗女士不用支付抚养费，股份是作为抚养费赠送给儿子的。

　　2010年，龙先生听说村里有一笔分红，罗女士户口在村里但人在外地，钱被暂扣。后来，罗女士传真来一份“结婚公证书”，小斌才开始享有分红。

　　龙先生说，2007年和2008年，这部分股份产生的分红为1300元；从2009年开始，分红有所上涨，4年时间共分得23300元。目前，天马村正在清算资产，小斌受赠的股份可能会产生8万多元的收益。

　　龙先生说，小斌的分红除一次是由在村里上班的表弟代领外，其余均由龙先生本人和龙先生母亲领取。至于股权没有更名，龙先生说，这是村里的规定，股权可赠与或继承，但不能更名。

　　“这场官司对小孩的伤害太大了，离婚已伤害过孩子一次。他只认得起诉状上的几个名字，还没搞懂起诉书是什么意思，就被推上了被告席。”龙先生说，希望与罗女士当面协商，但联系不上她。

　　6月23日上午，记者设法联系上已回长沙的罗女士。她说自己刚回，手上有很多事要处理，等处理完再与记者联系。律师称，案件预计7月上旬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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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观点]

　　送给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包含道德义务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李健律师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当事人远行之前赠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包含有道德义务和法律责任，因此现在想撤销赠与非常困难。李健还强调，本案被告其实还享有索要抚养费的反诉权利，因此建议原告基于法律规则和情感因素，尽量与被告监护人协商解决此纠纷。

　　案件背后是一个有争议的法律问题

　　被告代理律师赵荣说，根据《合同法》，两种情况下的赠与合同是不可撤销的，一种是经过公证的，一种是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本案中的赠与合同是在办理离婚的背景下签订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属于负有一定义务的赠与合同。

　　赵荣认为，案件背后是一个有争议的法律问题，这是赠与合同纠纷，适用《合同法》中关于赠与合同的相关条款，但《合同法》中关于股权只有一些原则性规定，第二条又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公司法》中对于股权有相关规定，但被告受赠的股权并非公司股权，而是村里的集体财产，“本案无直接适用的法律条文，就看法院如何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