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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周喜丰长沙报道

　　记者昨日下午致电张高平，张称自己正在睡觉，尚不知道浙江高院已经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他也还没有收到浙江高院的国家赔偿决定书。

　　“先关心关心我的工作”

　　张高平说，自无罪释放后，他一直在找工作，但是找不到，“到县城里到处问，人家都懒得跟你说。”“我的特长就是开车，但现在驾照也没有，生意上的事也不懂。”张高平说，前些天，他托人打听如何在县城申请一条乡镇之间的客运专线以及要花多少钱，他设想，如果线路批下来，准备和张辉每人买一辆中巴车跑客运，然而目前打听的结果是“不行”。

　　“我希望大家关心关心我的工作。”张高平感到无奈，自无罪释放后，他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推掉了好几个电视台的节目邀请，只希望赶紧把工作落实了。

　　“现在，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张高平说，自己一直住在大哥张高发的家中，“哥哥家吃一顿，姐姐家吃一顿”。而自己原来的家，经历10年的冤狱，已破败不堪，因为没有钱，目前还没有开始整修。张高平称，自己的身体也没有恢复，经常头晕、耳鸣。

　　“控告责任人？有这么简单吗？”

　　相关法律专家介绍，对于张辉、张高平叔

　　侄俩冤案的酿成，公、检、法均应负责任。按照错案追究的相关规定，应该追究各相关责任人。在无罪释放初，张高平也曾对媒体表示，永不原谅对其进行刑讯逼供的人，并要进行起诉。

　　面对浙江高院、省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办理该案中非法取证的质疑，3月28日晚，浙江省公安厅表态称，这起错案的发生，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环，是有责任的，深感痛心，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并要求杭州市公安局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做好该错案中相关执法问题的调查。

　　4月9日，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向媒体表示，浙江省政法委针对张辉、张高平错案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将秉持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对该错案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朱还特别提到，此次调查行动“并不只针对聂海芬一人”。

　　但一个多月过去了，浙江省政法委及公检法机关并没有任何有关责任追究的结论向公众通报。据媒体报道，在杭州的公安系统，不少人对聂海芬抱以同情和肯定态度。有人就提到，她现在的职务还是大队长，依然在一线工作。

　　冤案当事人的态度也较为微妙，至于是否将考虑向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控告，张高平对记者说，“我只是个老百姓。控告责任人？有这么简单吗？他们（指浙江省政法委）说已经在调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