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试药的朋友曾经参加一场试药，需要先给他注射病毒，观察试药人几分钟里的反应，然后再给他注射解药，看药品的疗效。朋友跟我说，那几分钟简直难受得要死。即使如此，他还是在继续试药，因为这个钱好赚啊。”作为一名资深职业试药人，陈宇（化名）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我们这个群体，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就是为了多赚钱，也有因为欠了大笔信用卡债，急需用钱。”

　　在记者采访的所有职业试药人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认真考虑身体的承受力和可能的损伤，以及自己的未来，在他们眼里，只有在医院住最短的时间、赚最多的钱。

　　“医院住的时间长了也难受，像坐牢一样，而且还影响下次试验，因为要去找项目，再体检、报名，都要花时间。”周成（化名）说，“本来看到5月中旬北京有个试药项目，3500元，打算去，昨天又看到一个5月底的，也是在北京，5000元，我马上选择5000元的项目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成刚从医院出来，怀揣着从医生手里接过来的6000元钱，这个从某个小县城来到上海的“85后”年轻人，刚刚在医院待了8天，接受了一种抗生素的注射试药。

　　一年前，周成在一个QQ群上第一次知道了一种叫“试药”的兼职，此前，他跟着朋友来到上海，也想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做过保安，也做过临时工。那时他在一家工厂打工，每天从中午干到半夜，一天只有100多元的收入，每到下班，回家的夜班车都没了，他只能徒步回到那个300元租来的平房。

　　此前，周成曾卖过血，那次卖血换来的300元，凑够了他离家后第一次回老家的路费。在发现试药这个兼职后，周成不想放过这次赚钱的“好机会”。

　　第一次试药，周成在病房里见到了所谓的职业试药人。“他们都拿着笔记本电脑和iPhone 4，当时我就想，看来干这个真的挺赚的。”周成说。第一次试药还让他结识了两个资深试药人，从“前辈”那里，他知道了上海几家大型三甲医院招募临床试验的电话，也知道在上海该如何不通过中介自己联系试验项目。

　　自第一次试药之后，身体已经不是周成考虑的因素，只要有钱赚并且能通过体检，他并不关心两次试验是否间隔了3个月，也不关心药品的副作用会有多大。

　　陈宇对试药也比较资深了。对于健康和未来的保障，他同样没有多想，况且，以他最初从事的工作，也没有什么保障可言。

　　陈宇曾在一家造船厂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电焊，车间内粉尘严重，一些工友都患上了尘肺病。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离开造船厂到上海打工。陈宇表示，以前一个月挣两三千元，而现在一个月能挣六七千元，他身边有人甚至一个月挣一两万元，都开着车来试药。

　　实际上，周成和陈宇并非不知道频繁的试药对身体带来的危害，比如逐渐产生抗体，以后生病很多药将不管用了等。而更现实的则是，试药中可能发生的问题。

　　“谁知道以后身体出现问题是不是试药引起的？只能自己受着呗，能找谁说理去？”说到这里，周成低下头，拿出手机看了看，发现没有新的试药通知，又把手机塞回了裤袋。

　　佟红生的事情周成他们也听说过，但这些“别人的事”和“自己的钱”相比，终究是别人的。

　　这些职业试药人抱着或侥幸，或不信，或认为自己已准备好承受后果的心理，数着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钞票，同时盼着下一场高价试验项目快些出现。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是职业试药人，他们的牺牲与爱心和为科研献身精神无关。他们从五湖四海聚集到大都市，也曾辛勤劳动过，但最终选择了这条“致富的捷径”。他们不在乎身体，但反复对记者说：希望不要透露他们的真实身份，也不希望写出太多细节让别人认出他们。

　　除了还想在试药圈里“混”，他们也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在外做什么。“家那里人比较保守，不会认同这一行的，也不想让他们担心，我跟我妈打电话都会说，无论别人跟你说你儿子在上海干什么，都不要相信，他们都是骗你的。”周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