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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4日，扬州市考古研究所宣布发现隋炀帝杨广真陵，直指已认可两百余年的原有陵墓为伪陵，一时引发热议，成为世人关注焦点。

　　因前有“曹操墓”风波为鉴，人们并没有对此次的“重大发现”照单全收，相反质疑声四起：在高调发布的背后，有没有经过科学严谨地论证和考据？这背后是否存在炒作之嫌？

　　就在学术圈不断地质疑、针对质疑再质疑的时候，考古所方面却封口拒绝了所有媒体。

　　本报记者吴通清扬州报道

　　封闭的新墓

　　挡板挡住了市民和记者

　　4月16日中午，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司徒村曹庄，一处已有围墙圈起的房产项目工地上，又用挡板围起500平方米左右的地块，里面正是扬州市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考古所）指称的杨广真陵。

　　4月14日下午，考古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此发现杨广真陵，并于当天竖起挡板非考古队聘请人员，任何人不得入内。挡板不仅仅挡住了市民，考古所一名员工称：“连央视记者都挡住了。”事实上，挡板更是挡住了外界的汹涌议论，让这块方寸之地暂得安宁。

　　14日的发布会上，考古所所长束家平称，尤为重要的是，在此处墓穴中发现了“隨故煬帝墓誌”，显示墓主为隋炀帝杨广。此外，还发现了鎏金铜铺首、金镶玉腰带等10多件文物，“坐实”此墓为杨广之墓。

　　考古所公开的墓志照片约为整个墓志的六分之一，如下关键的内容字迹清晰：“隨故煬帝墓誌”“隨大業十四年”“帝崩于楊州……於流珠堂”“西陵”等。其余部分则模糊得难以辨认。

　　束家平在发布会上介绍，4月12日，国家文物局派出刘庆柱、信立祥、林留根3名考古专家现场考察，专家们已初步认为墓主人应为隋炀帝杨广。

　　扬州大学从事隋唐史研究的教授李文才认为，在发掘工作还没有结束，考证不够充分的前提下，宣布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存在草率之嫌。

　　潇湘晨报记者了解到，4月13日《扬子晚报》通过内部讨论会抢到这个“独家新闻”，并于14日见诸报端，经由网络转载，“扬州发现隋炀帝真陵”的消息轰动全国。当日下午，考古所召开新闻发布会，给予官方确认。从时间节点来看，有人分析考古所的工作存在被动及匆促之嫌。

　　而据当时参加发布会的记者介绍，当时发布方仅有束家平一个人，并没有其他领导或专家参加。

　　4月15日后，国内多家媒体云集扬州，考古所又迅速封口称“阶段性工作已经结束，除非有新的进展，否则不予发布任何内容”。

　　李文才指出，2009年的“曹操墓”风波至今还未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这样的情况不应该再在扬州上演。

　　至发稿止，记者一直没法联系上刘庆柱等三位专家，刘、信两名专家都已从原单位退休，林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

　　尴尬的旧陵

　　“不可能说是假的就是假的”

　　扬州邗江区槐泗镇槐二村，这里有已被世人认可两百余年的隋炀帝陵。陵内有牌坊、大门、石桥、祭台、墓碑和陵塚。4月17日上午，陵内除了几名工人在给花草浇水，没有一名游客。

　　记者看到祭台高三米左右，长几十米，位于陵墓的中轴线上。专家通过对祭台砖块进行考证，判断祭台建于唐初。除了祭台，还有神道。“这些都是一般人不可能有的墓葬规格，应该是皇帝的规格。”陵园工作人员说。

　　给这处隋炀帝陵正名的是清代扬州人阮元。隋炀帝陵负责人龚艳介绍，上世纪70年代，一批专家前来考证，认定这里是隋炀帝陵。自80年代起得以多次整修，1995年被列入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对游客开放。

　　阮元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陵墓工作人员认为，以阮元的严谨，已为世人认可两百余年的考据结果，“不可能说是假的就是假的”。

　　目前，这处已有的隋炀帝陵被当地列为申报国家级保护单位项目，并计划将其纳入扩展后的瘦西湖景区。

　　本来这对于目前年接待游客仅三四万人次的隋炀帝陵景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我们确认它（位于曹庄的新陵）是隋炀帝陵，有直接的证据。”有人认为，束家平这句话的潜台词则是指旧陵缺乏“直接的证据”。当地学者丁家桐尽管认可阮元的对隋炀帝陵的考证，但同时也承认，阮元时代缺少野外考古的条件，一直没有确切的实物证据，仅为史书记载以及对周边村民的走访。

　　有人提出通过对老陵发掘来寻找答案。束家平认为不太可能，“新陵是抢救性发掘，老陵保护状态比较好，不太可能批准发掘”。

　　针对质疑的讨论

　　当时“隨”“隋”的使用比较随意

　　“隋炀帝真墓”的消息4月14日发布后，真假之争充斥舆论。尤以扬州大学从事隋唐史研究的教授李文才以及作家马伯庸的几个质疑经媒体报道后，广为人知。最近，该争论稍稍沉寂了下来。然而对于李文才教授与作家马伯庸质疑的回应，目前尚未见诸媒体。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与研究学者，他们对已有的质疑持不同的看法。

　　皇帝墓里不应有墓志铭？

　　“我是坚定的质疑派。”在受访时，李文才并不讳言。在他看来，所谓的“铁证”墓志铭存在很大漏洞。

　　李文才介绍说，在皇帝陵里放墓志铭，与古代陵寝制度相悖，皇帝陵只可能放金匮玉册。虽然杨广是亡国之君，但也是皇帝，依“帝礼”葬之，不可能放一块墓志铭在墓里。

　　“先皇帝去世，新皇帝下葬先皇帝时，一般用玉册。但隋炀帝下葬之时，唐朝已经建立了。他就不能以隋朝皇帝的名义下葬，是普通人的身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隋唐史研究博士生胡耀飞说。他认为，墓志毕竟属于私人性质的文件，若以私人名义给“亡国之君”写墓志铭，也是有可能的。

　　胡耀飞介绍，实际上，为“亡国之君”撰写墓志铭，也有他例。南唐后主李煜投降宋朝后，在其墓中就发现了南唐旧臣徐铉为他撰写的《南唐后主陇西郡公李煜墓志铭》，没有玉册。

　　“隨”字不应该在当时使用？

　　李文才的第二个疑点是目前墓志铭中清晰可见的“隨”字。他认为，“隨故煬帝墓誌”中的“隨”字使用不符合常识北周时期，杨坚被封为“隨国公”，但杨坚称帝后，觉得带走之底的“隨”字不吉利，就将其改为“隋”，定为国号。“隋”字到杨广去世时已经沿用37年，怎么可能还把它带入棺椁？

　　对此，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张剑光发表博客《隋与隨》称，隋末唐初，隨隋二字在正史文献上的使用，体例并不一致。

　　以《周书·静帝纪》记载为例：“隨王杨坚称尊号，帝（静帝）逊于别宫”。这里用的是“隨”。但在此文后马上又接上“隋氏奉帝（静帝）为介国公”一句话，这说明，同一本书中的同一文本内，“隨”“隋”二字的用法也不一致。

　　“我认为可能的事实是，从唐初开始，大家对‘隋’‘隨’的使用比较随意。”张剑光说。同时他强调，讨论“隨”“隋”二字，“并不涉及隋炀帝墓的真假”。

　　记者在《隋代墓志彙考》里也查到一篇《李肃墓志》，这篇墓志起头就是“隨故使持节都督镇军大将军”，也是用的“隨”字。这篇墓志铭写于隋大业八年隋炀帝健在的时候。

　　“大业”与当时年号冲突？

　　马伯庸在微博提出疑问，认为大业十三年李渊拥立隋恭帝杨侑登基，改元义宁，他认为墓上起码应该写成义宁年号，不应写成大业十四年，对此李文才也表示赞同。

　　胡耀飞分析，这个“大业十四年”不是出现在墓志结尾说葬于大业十四年，而是出现于开头记述炀帝死因时候写的，毕竟炀帝死的时候就是用的大业年号。“何况炀帝在扬州的时候，使用的就是大业年号。”胡耀飞说。

　　记者在《唐代墓志汇编》查到有一条写于唐代武德八年左右的墓志《卢文构夫人月相墓志铭》，其中写有“夫人……以大业十四年遇疾……”墓志是她的儿子卢君胤所写。卢君胤的父亲卢文构在隋朝任安阳县、长陵县令，死在隋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十二月，是地地道道的隋人隋臣。他的儿子后来归附了唐朝，成为李世民的下属。这篇墓志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政府对于大业年号的使用是宽容的。

　　而即使到了贞观年间，墓志中也仍然有大业十四年的写法，《洛阳出土历代墓志铭辑绳》中汇集了一条写于贞观十八年的墓志，墓主是“王德备”。该墓志写到，王德备“于时大业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卒”。

　　微博实名认证为《大众考古》特约编辑的网友“青年考古学生”说，新出土的隋炀帝墓志中出现隋大业十四年，并不排除该墓志出于隋朝在江南一带的旧臣之手。胡耀飞同意“青年考古学生”的观点，推测当时唐朝政府可能同意隋炀帝的旧部下安葬隋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