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每年获得的校友捐赠多达5亿，当然，全部来自校友中的成功人士。他们光鲜、慷慨，令母校骄傲。而聚光灯之外，大部分校友只是平平常常，少数堪称潦倒。北大的光环也可能成为人生的枷锁，街头卖肉的陆步轩就是这样

　　老陆晚上喝多了，高兴。

　　白天在北大演讲，他说自己给学校抹了黑，叫学弟学妹拿他当个镜鉴。喝酒的时候又笑又嚷，说起以前遭的罪，就像说起昨天的天气。有记者追来问，他就大大方方地承认失败，胆小、能力差、胸无大志，让人误以为他在说气话。

　　“大家都知道了，我就实话实说。”他的表情混合了坦承与戏谑，想要挑战他的人要么一时语塞，要么满意地离开了。

　　我问老陆，你对自己认可吗？他说，我认可自己的生活哲学，我现在过得很好。

　　同为北大中文系89届学生，陆步轩在文学班的十几名男同学已有5人离世。诗人戈麦身负石块自沉万泉河，其余4人或积劳成疾，或抑郁跳楼。师兄陈生总结说，我们没跳楼，我们身体健康，挺好。

　　坐在北大博雅酒店的房间里，老陆指着桌上的杂志，说里面有同班同学写的诗，但他没看。我翻到中间，在边栏里找到了《在一个寒冷降温的夜晚》：

　　……让我在黑暗中

　　静静地站一会儿。先别开灯

　　不要开灯，我不想就这样

　　裸露在人类的光线中

　　让我静静地想一想

　　如何抵挡冗长的人生……

　　我把杂志塞到他面前，“你看看”。老陆扶起眼镜，花二十多秒看完了，说，“我不懂诗。”

　　热血

　　演讲的第二天中午，老陆不准备参加北大校友会的宴请，想在校园里走走，然后去“学生灶”吃顿饭。

　　从东门往南门去的路上，建筑几乎都变了，老陆有点迷糊，走路的样子犹犹豫豫。我和摄影师嘲笑说，你像是长安县来北大进修的副股级干部。他全然不笑，自言自语说“现在韩国留学生多，我们那时和韩国没建交，日本学生多”。

　　85年入学，89年毕业，陆步轩把大学生活交给了80年代，纯粹而完整。可是回忆起来，他总说记不清楚，也许是有意回避。记得最清的是食堂的菜价，鸡蛋5分，油条5分，加一个豆腐乳，稀饭免费。啤酒8毛，酒瓶可以换回来5毛。酸奶两毛钱，“但我喝不惯。”作为农村学生，他每月得到28元的助学金，后来涨到36元。

　　去学生灶吃饭，老陆预谋已久，一直循着学三、学五几个食堂踩点。可惜原先的建筑要么拆掉，要么翻修过，他逆着大群下课的学生，在路中间仔细分辨着建筑的形状，迷茫的样子令摄影师大感满意。

　　那些熬过时间没有变的，老陆又觉得不真实。他指着三角地旁边的一个理发店说，24年前也是理发店，“老板肯定换了。”

　　原先中文系男生所在的32号楼现在改住女博士，这是老陆演讲当晚探听来的情报。他醉醺醺地趴在玻璃门上，敲了半天宿管员才出来，问了情况便大胆放行。可老陆也就在走道里晃了晃，已经12点，宿舍里一片漆黑。这里不属于他了，曾经的同寝傻二、瘪三、猴四、麻五、狗六，也散落四方。“我年龄最大，是老陕。”

　　摄影师笑着问，有没有谈对象？“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学校不允许，当时只有几对儿。”老陆赶忙换了话题，说曾给一个叫菅健的日本人教中文，又说自主招生和校长推荐制之后，农村学生很难考上北大。而当年，占总数近半的农村学生是他自尊心的唯一掩护，他不必为4个冬天都穿同一件军大衣感到羞愧，大部分人都一样。

　　过了档案馆，老陆突然兴奋起来。3座宏伟的古代建筑正对西门，围出一个小广场，中间的草坪曾有一座巨大的毛泽东雕像，右臂抬起、山呼万岁。他毕业那年，一声轰响，雕像被定向爆破，学生们都赶来合影留念，他们以为一个时代将彻底结束。

　　在老陆的记忆中，80年代的北大怒目圆睁，人人都急于和旧时代决裂。刚入学，他就被卷进纪念“九一八”的学生洪流，并奇怪地看到队伍中的“反腐败”标语。1986年北大学生柴庆丰被杀，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角地满目的小字报，到处都有演讲的学生，“这样的情况，谁能不参与进去？那会儿我也是热血青年。”

　　老陆也当过“小头目”，但嘴笨，没演讲过，同宿舍合写过小字报，贴在三角地没多久就被层层覆盖。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套理念，自由、民主、宪政，老陆谈论时一副自然而然的神情，和他讲授猪肉营销学时差不多：较小的猪腰子，说明屠体的肾脏发达，屠体健壮。

　　现在还想这些吗？我问他。“想也是白想，就不太想了。处在这个环境中，咱们个人没法改变的。”

　　那年初夏，老陆仓皇跑回陕西，找到在西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表姐，寄居在她租来的民房里。也曾有公安和便衣来找，当晚他碰巧在街巷里游荡，躲过一劫，否则可能被取消学籍，甚至关押一年半载。

　　一周以后，老陆不得不冒险回到北京，因为没有毕业证就意味着一无所有。他几乎认不出激荡过后的北大校园：学生们无心上课，围坐在宿舍里打麻将，有的则谋划着出国。按照前几届毕业生的分配情况，老陆本应早早被中央或北京市的单位“抢走”，但他成了毒蛇猛兽，只得到一纸派遣证，发配回原籍。

　　那尊雕像爆破后被移走，换来一块巨大的丑石。后来丑石也移走，只剩下一片30平米左右的草地。摄影师想让老陆站在那里，模仿雕像伸出右臂。是有过那么一张黑白照片，里面的年轻人带着变色眼镜，叛逆地坏笑，意气洋洋。

　　可老陆扭捏着，不愿意，“终究几十年过去了，那会儿是学生，和现在不一样。”

　　心气儿

　　如果有人问老陆，你这24年经历了什么？他一定会先摸摸口袋，找烟来抽。

　　1989年7月开始，陆步轩每天骑着破烂的自行车，往返四十多公里，到西安市找“饭碗”。他忐忑地说出北大的名字，不出所料地被拒之门外，愤怒与屈辱随即占据了内心。

　　他怕见人，尤其怕见到熟人，但偏偏躲不掉。求职几经碰壁，老陆终于想到托关系、找门路，在得到县城建局的承诺后，安稳地睡了一觉。临近上班时突然被告知，自己被人顶替了，而且偏偏就是高中同班同学。这位西安地质学院的女大专生，补习两年后毕业，与老陆同届，而她的姨父是长安县分管科技的副县长。

　　回北大演讲，老陆告诫学弟学妹，干事业要去大城市，小地方封闭保守，裙带关系盘根错节，去了就深陷泥潭。他身后“职业选择与人生发展”的背景板，像是毫不留情的讽刺，“选择”二字显得大言不惭。被濒临倒闭的机械配件厂勉强接纳后，23岁的年轻人万念俱灰，不得不痛苦承认，4年的骄傲也许只是无知和虚妄。

　　北大的履历终究还是给了他一个卑微的机遇。老陆很快被借调到县计经委，给文墨不多的计经委主任写材料。谁知，军队转业的计经委主任性格执拗，在没能“按惯例”升任副县长后，四处告状，最终因“文革作风”、“诬陷罪”入狱。站错队的老陆屡遭排挤，终于愤然下海。

　　对关系、对规则、对权钱逻辑，老陆倒也洞明，只是自尊心太过敏感和强大。《屠夫看世界》一书写道：

　　我人黑心不黑，看似粗皮大胯，实则细皮嫩肉，特别是脸部，面皮忒薄，生怕伤脸，说不出话，尤其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按理，在党委办公室工作，与领导接触的机会很多，趁领导高兴之机，提出转入正式人事关系事宜，或者逢年过节，多去领导家里走动走动，联络感情。但我不会来事，至今连领导的家门向哪边开都不知道。

　　这是北大赋予你的吗？

　　是，心气儿高。

　　但你现在轻易就承认失败、能力差。

　　磨掉了。

　　1993年起，老陆办过工厂、钻过矿洞、搞装潢、开商店，甚至差点因毒气丧命，但终究一事无成。有10年时间，他试图将失落与苦闷掩埋在麻将场的喧闹中，一度成为职业赌徒。离异后孑然一身，无牵无挂，麻将可连打三天三夜，加上智力超群，“门前垒什么牌全都记得”，只靠打牌也能养活自己。日子也就这么过去了。

　　北大校友会将老陆的演讲安排在“英杰交流中心”，新西兰总理中午刚刚离开这里，多少让人感到惶恐。他站在台上，不断挪动脚步，讲了15分钟便匆匆致谢，在寥落的掌声中涨红着脸回到座位。

　　记者们对为什么敢回来演讲充满好奇，老陆说，陈总拉我来的，我是他“屠夫学校”的名誉校长。

　　陈生是84届师兄，广东天地食品集团总裁，身家百亿，个头不高，头发笔挺。“为创业在坟地睡半年”，“400万套利2000万”，创富神话似乎永远雷同，但从不乏味。学生们屏气凝神，手里还攥着学校印发的就业程序示意图。陈生也讲起曾经的磨难，但显然，他的挫败成了令人怀恋的故事，而老陆的挫败只提供了活该失败的证据。

　　2000年起，老陆做起了屠夫，直到2003年被媒体发现。对于因他而起的人才观争论，老陆倒置身事外，在高校、机关抛来的橄榄枝里挑花了眼。当命运以荒诞的方式前来解救，他谦卑、释怀，没赌气。

　　“混得不好”，陈生对这个说法愤愤不平，“他当时每天卖出12头猪，月入过万，挺爽啊！”不过在被媒体发现时，老陆的境况一点也不像月入过万。“那肯定得藏着，让人家知道你挣那么多，要多收你税费。”老陆说，市井生存必得有市井的智慧。下海几乎溺亡，卖猪肉竟月入过万？“老陆的猪肉品质好，不敢注水，北大的，不敢乱来。”陈生看了老陆一眼，肯定地说。

　　陈生虽然富有，名气却是因为经营“壹号土猪”大概只有“北大”、“猪肉”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才有此等魔力。

　　老陆挣扎谋生的那几年，有个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去找他，以乡党、校友的名义套近乎（北农从北大分出去），也的确同病相怜：毕业分配到草滩农场，单位不景气，创业失败，父母双亡、无妻无子，白天骑三轮车收购旧书报，晚上摆摊，自诩“文化产业”。

　　老陆说，“我跟他没什么区别，除了一个北大，一个北农。”后者至今仍然流落街头，老陆偶尔还会接济。

　　校友

　　经营肉铺的那些年，老陆常去隔壁的小卖部买酒买烟，但从来不买书报。他干脆假装文盲，别人看到一手好字，多以为他“自学成才”。

　　演讲的第二天上午，北大校友会筹划了一场企业家座谈，老陆是列席，介绍嘉宾时差点被遗忘。座谈一开始，他就翻看手中的材料，来来回回至少3遍。陈生大部分时间在玩弄手机，不过大家清楚，他是被故意淡化的焦点。

　　校友会的目的直截了当，校友出资3000万设立北大创业基金。项目介绍者先是以“哈佛”、“硅谷”、“融资近亿美元”等提升档次，然后抛出捐赠要求。老陆一开始兴致盎然，慢慢地表情就暗淡了下去。

　　1980年代，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建立，北京大学的校办产业几乎为零，而到了2012年，规模达到了900亿，占全国高校的40%。扩张的欲望当然不会停止，理由熟悉而古怪和清华大学竞争。

　　项目介绍人时不时看看陈生，他还是盯着那部没有声音、没有震动的翻盖手机。和老陆没什么关系，他出去点了支烟，站在舟山群岛招录后备干部的展板前看了半晌。

　　创业基金的3000万缺口，将主要来自北大企业家俱乐部，俱乐部计划吸纳54名会员，入会费54万。这应该是3000万开平方的结果，并非有意契合“五四精神”。北大还准备适应需求，帮助民营企业培训“富二代”，计划在广东、福建、浙江设立培训点，理由听起来有理有据：“二代”将掌握巨大的财富，他们好，民营经济才能好。

　　企业家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开始设定为本科生，他们毫无疑问是北大的精粹；继而放宽至研究生，现在大概读过EMBA也是可以的。哪些人可以视作“北大人”？这个问题并不十分严肃，说着说着就“无趣”了用老陆的词汇形容，就是这样。

　　北大校友会希望广东分会介绍更多成功的企业家，“我们一开始不知道陈生师兄是广东省十大经济人物。”广东校友会会长徐枢很热心，一些初创阶段的企业家已经主动来联系，而他真正想要推荐的人物，还在观望。

　　陈生最后发言，他指责一些校友挂羊头卖狗肉，名义上是科技园，实际上倒卖土地、搞现金流，“消耗北大的品牌，我们不要这样。”老陆的表情有些复杂，曾令他狼狈不堪的北大招牌，在别人手中竟是挥舞自如的生财工具。

　　但老陆的生活哲学没有给羡慕留下空间，“也不一定非得那么成功吧”，他现在是县志办的在编人员，清闲自在，雇人打理肉铺，每月收入几万元。当我求证是否有两套房子时，他看起来有点生气，“不止”。还真是无可羡慕了。

　　当天轮到陈生演讲时，老陆中途出去好几次，他在安排晚上的饭局。本来想约大两届的师兄孔庆东，但老孔碰巧不在。晚上他跟同宿舍两个人，袁斌和紫地，干掉一瓶五粮液，六大听啤酒，喝得不多，但醉得厉害。

　　袁斌是个剧作家，不怎么出名，40出头才结婚，一天不写字，养家就成了问题。最近的剧本是讲述一段民国情仇，赚不了多少钱。在老陆看来，同属“混得不好的”，但不像卖猪肉那么惹眼。紫地曾是中文系公认最有才华的一个，年届50，还只是汉语中心的副教授，心里也苦闷。

　　老陆悄悄叫来了陈生，想让袁斌给这位亿万富翁写本传记。二三十万对陈生来讲不算什么，所以整晚都在吹牛，把在坟地睡6个月的故事又讲了一遍。老陆没敢说传记的事是他安排的，怕袁斌出于自尊心拒绝。袁斌仔细听了，有兴趣，但不大乐意挣这份钱。老陆说，北大人就是“虚”。

　　老陆又想起一位师弟，北京人，也是潦倒，但电话打不通，酒又喝得晕晕乎乎，就把陈生他们赶走了。

　　尾声

　　坐在北京4月的黄昏里，老陆笑盈盈地接了一个又一个电话，都是来约访的记者。央视《看见》栏目的编导嘱咐他，来之前喝点酒，状态好。

　　你知道柴静吗？

　　知道，中央一套的，主持过春节晚会。反正央视女主持都挺漂亮的。老陆说。

　　聊了这么久，发现竟忘了吃饭，决定一定要去“学生灶”吃宵夜。走出宾馆的时候，一弯新月正挂在博雅塔旁边，空气清冷，中关村北大街上车辆呼啸而过，一群韩国学生在操场里奔跑叫喊。

　　老陆接到了陈生公司副总的电话，他正在陕西准备兼并一家屠宰场。谈判之前，老陆带人突袭了这家公司，复印了财务报表，以防止造假。

　　“你说自己没有经济头脑，我看不像。”老陆没有回答，沉默了许久，说这样的夜晚仿佛是回到了大学，说高中时候干农活，种小麦和玉米，说大三时骑自行车去上方山，要整整两天。那时远处的中钢大厦、太平洋电脑城都不存在，海淀还是一片漆黑下的小镇。

　　“学三”、“学一”，凡是还在营业的食堂都只刷学生卡。北大有点侯门似海了。我们在校外找了个地方，老陆说，先来两瓶啤酒，别的再点。

　　（袁斌、紫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