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生一直是香港电影圈一个特殊的存在，不论形象还是性格。他是香港长大的混血儿，从小的偶像却是毛泽东;他显得霸气个性十足，却坦诚自己“最随波逐流”;他对电影几乎来者不拒，却大声批评别人的“烂片”;他认真学过戏剧理论，却鲜有代表作品;他对社会怪相大声嘲讽，却很能接受社会和圈子的规矩

　　文/刘丹青

　　黄秋生老了，脸上肌肉下垂，显出严肃、刻薄的样子。为电影《叶问：终极一战》中叶问一角，他瘦了28磅。瘦让他更显出老态。

　　为叶问，黄秋生还学习咏春，拜过师傅，比划起招式。这个烂片起家的影帝，终于在51岁在“大片”中得到了一个像样的主角：他不持刀，不变态，不奸杀女人。

　　《叶问：终极一战》的监制冼国林说，黄秋生身上有叶问的气质。影片中，晚年叶问亲手书写了一副对联，“立身树为模，本固任由枝叶动;处世钱作样，内方还需外边圆”，作为自己一生的写照。

　　而《叶问：终极一战》上映两周，反响平平，观众把三个版本比照，“黄秋生的咏春打得完全没有梁朝伟有气场，拳头也不如甄子丹硬”。

　　黄秋生不解地皱起眉头，“为什么说不好?谁说不好?哪里不好?”

　　他用一种近于耍赖的态度，抗拒着有关叶问的一切批评。这个“烂片之王”，面对叶问，第一次显示出洁癖。

　　4月的香港，气温已过25度，而黄秋生穿着黑色羽绒马甲，人群中非常突兀。他身上也是这样充满矛盾。他总是在反抗，和自己，也和周围的环境。

　　不合时宜的影帝

　　黄秋生说，自己只赶上了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尾巴，而那个年代的繁荣他并未分享到。

　　整个80年代里，香港电影上承新浪潮，下启无厘头，题材众多，富有娱乐性。《旺角卡门》让人们认识了王家卫;《警察故事》成就了成龙;《鬼打鬼》让洪金宝开创灵幻片的潮流;新艺城、嘉禾、德宝三家电影公司平分秋色，缔造了一个香港电影的巅峰时期。

　　那时的黄秋生还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小演员。1985年，电影《花街时代》里，23岁的黄秋生本色出演一个中英混血、时常被骂为“杂种”的轻佻少年Jimmy。

　　提起亚视训练班毕业后签下的第一个电影合约，黄秋生至今记忆犹新。合约上他的名头是“特约演员”，在香港，“特约演员”意味着跑龙套，跑一天4000港币。

　　“我看着‘特约’两个字心里面很难受，想想4000块，拿了吧”。黄秋生说当时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会有一天成为影帝。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产口味的电影慢慢流行，各种类型片无所不有。而那时同期出来的刘德华已经是TVB力捧的偶像，《旺角卡门》让他拿到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角色多为有情有义、英气未泯的人物。相比同时期，黄秋生出演的片子则是《神行太保》《发达秘笈》《绝桥智多星》之类，角色多为配角或客串。

　　1993年，和自己同龄的青年导演邱礼涛找到黄秋生，希望他出演《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里变态杀手一角。影片充斥着血腥、暴力，气氛凶险。可当黄秋生戴上黑框眼镜，不带表情的包起人肉叉烧包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部被他视为“烂片”的电影，竟为他拿下人生中第一个香港金像奖影帝。

　　而黄秋生提起叉烧包却非常抵触，为那个活色生香的变态羞愧不已，“神经病!”时隔20年，他大口骂道。他仍然没法接受这个成功。

　　在那个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黄秋生只留下了艳情电影、三级片，数十个配角和一部《人肉叉烧包》，“我对那个时代不满意”，黄秋生说。

　　欲罢不能的“烂片王”

　　而比获得影帝更意外的，正是从那年开始，1993年直至2001年九年间，港产片一路低靡，票房由10亿元萎缩到4.5亿，产量从1993年的242部一落而至2000年的150部。这其中不乏西方电影的冲击，加上盗版的打击，政策的限制，香港电影一路走低。

　　影帝头衔不但没带给他更好的机遇，反而减少了他的片约，“人家以为你是影帝，肯定会要很高的价钱，一般的片子就不会找你。”

　　获奖第二年开始，为糊口计，黄秋生开始大量接烂片。最初接烂片时他已经有过死的想法，“那时候跟我妈一起住，住的地方楼层很高，有一个玻璃顶，每天我睡到中午才醒，睁开眼睛就能看到鹰在飞。我就想：跳下去吧。可跳下去我妈怎么办?”为了打消这个念头，他两三天就给邱礼涛打个电话，电话那边邱礼涛安慰他“你很强的，你没事的，明天就好了”。

　　“我活不下去了，我情愿不演戏，太离谱了。可是回家一看，小孩那么小，房子又没供完，然后就病，病了更惨，样子像怪兽一样。”1997年，黄秋生患上严重的甲亢，眼睛突起，整个人胖得失去轮廓。

　　真正到了最窘困的时候，他反而不想死了。

　　黄秋生决定去英国学习。课程里，老师要求每个人扮小丑，真诚地嘲笑自己，这种训练对黄秋生来说是第一次。他试着放低自己，嘲笑起自己生病时的样子：“笑自己眼睛突出来，样子长得好怪”。

　　“戏剧心理治疗，真的有这个科目!”黄秋生感叹说，他掰着手指，“戏剧训练”“戏剧心理研究”，他娴熟地数起教室里的一套体系。

　　病愈再演烂片时，他变得松弛了，甚至学着跟自己的不满意相处。

　　他不承认烂片对自己的损耗，他也毫不掩饰地告诉你，他缺钱，现在也缺。烂片就是他糊口的基本。而说起别人的烂片，他却总露出明显的讥讽态度，“明明是一个大美女，看上去却是一个大妓女……”

　　至于为什么别人不能拍烂片，他拍却没问题，黄秋生自有解释：“有人没饭吃，捡了烂菜回来，煮出来很难吃;你是大老板，你有很多钱，煮出来的菜和他一样难吃，怎么比?”

　　这时的梁朝伟、刘德华，甚至比他年轻的刘青云，都已经风生水起。黄秋生心里又很不平衡。“我只能算是不饿，那么多人可以吃饱，吃吐!我连刘青云都比不上!人家一部电影投资800万到1000万，我的电影是100万到200万的。人家一部戏拍两个月，我一部戏拍3天，怎么比?我只能非常努力的工作，保持我这个位置不死”，他清楚自己“一直跟在他们后面，从来没有列在他们中间”。

　　一次香港电影回顾的影展，主办方为每个演员都做了一个作品清单，公示在展板上，“我看到吴镇宇，再看看刘青云，喔，这么好!再看看我自己……”他一边向下看，一边头一直低下去抬不起来，“回去的路上，心里真的很难受”。

　　黄秋生承认自己“是非常的随波逐流”。可运气这东西却一直作弄他。身边该红不该红都红了，只有黄秋生，仍然温吞吞演着他的配角。1990至1999年间他演了112部片子，《勾魂恶梦》《强奸陷阱》《猛鬼食人胎》《溶尸奇案》，没有一部留下印象。出道30年，他共演过300多个角色，大部分都是烂片。

　　“我为什么没有机会?没有运气?那么多演员根本不努力，不会演戏，就红得那么厉害，我拍得那么努力，为什么票房没有，奖项没有，什么都没有?”黄秋生对运气充满抱怨和不满。

　　一边是摇滚，一边跑左派

　　那段时间黄秋生开始玩儿摇滚，大声倾诉着他对大环境的不满意。

　　1995年，黄秋生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支离疏》，这个颇为晦涩的名字，取自《庄子·人间世》，是个下巴低到肚脐，肩膀高过头顶的怪人。唱片封面赫然印着一行英文:“Have a Nice Day Fuck Someone”。音乐张狂，歌词粗野，带着颓丧，讲着他对社会的诸多不满“我无秩序，又多饮醉，我个样生得像火山堆”。在《完全自杀》里，他用低沉、阴郁的念白，喃喃说着对死亡的迷恋和向往，“迷上了永远黑色，迷上了永远空虚，迷上了血染刀锋，迷上了断气之间”。

　　2000年后，香港电影更显沉寂。成龙、吴宇森、周润发都去了好莱坞，直至2003年，港片全年在影院上映的仅有77部，达到了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大量香港导演、演员，开始顺应时势北上拍片。黄秋生也开始和内地、台湾导演合作。2007年，黄秋生接拍了两个和他以往很不一样的片子，《老左正传》《太阳照常升起》。

　　这也是黄秋生在内地银幕的第一次亮相。也因如此，他在内地观众中的形象“正经”许多。

　　电影《老左正传》里，黄秋生饰演的老港是一名真诚的左派，他高举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旗帜，一生最大的梦想是去天安门广场拍照。

　　导演赵良骏选中黄秋生，因为黄秋生本人就是一个坚定的左派，从小看《红旗》杂志，背毛主席语录，家里挂着毛主席像。

　　事实上，左派在香港的数量不算少。香港有两次人口调查，第一次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全香港400万人，左派占1/4;香港现有700万人，左派超过40%。

　　在黄秋生的少年时代，1/4的左派算是小众。黄秋生从小很叛逆，家穷的他，一直想着来一场自下而上的暴动。他甚至想了一套很完备很理想的体系。18岁的某一天，他在书店发现一本书，书上讲的居然跟他想的那套东西一模一样!他翻过书皮，上面赫然写着《空想社会主义》。

　　那时左派在香港叫“跑”左派，受港英政府打压，左派书店陆续搬入地下，得到一本毛泽东选集是很难的事，要去留欧学生开的地下书店。而他并不知道，彼时的大陆，“毛选”无处不在。

　　“我经常去买无政府主义的书、买像章、买五星旗”。黄秋生那时觉得无政府主义简直酷极了，他最大的梦想是去内地参加共青团。如今提起这个曾经的梦想，黄秋生一手扶着头，一手拍桌子，笑得不堪回首。

　　几个月前，他已把毛泽东像从家里墙上最主要的位置摘了下来，带着一种放弃偶像的痛惜和改变信仰般的巨大决心，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毛泽东并不完美”，接着又有所保留地说，“但文革不全是他的错……”而做这个决定，他用了好几年。

　　我满意我的不满意

　　2010年起，黄秋生更多和内地合作拍片，不乏大制作，《精武风云》《四大名捕》《鸿门宴》等，他开始克制地接烂片。他说，叶问是自己迄今为止最“满意”的角色，而这种“满意”，在黄秋生的演艺生涯中绝少发生。

　　他最常提起的词是“不满意”。对时代不满意，对自己不满意，对行业不满意。他始终对社会抱着激烈的批判态度，也不满意任何他所处的年代，“这个时代很荒谬，如果你不开炮，你就是共犯。”

　　只有一件事他是满意的：“我对我不满意这件事儿很满意。”

　　他也不掩饰，在不开炮的时候，感觉非常孤独。

　　从十几岁起，黄秋生就在一直在想改变自己，直到现在，他才大概找到自己该有的样子。“我曾经被肤浅、简单、原始这些东西牵着走过，就是那种一般底层会有的本能。看到人家有钱，我就想抢;看到好吃的，我就想吃;看到女孩子，我就想要。”他一点一点纠正自己，从不买彩票开始。他讨厌被任何东西牵制，包括希望、侥幸。

　　早年的黄秋生喜欢展示伤疤。他在报纸、杂志、电视上，反复讲起自己被脱光衣服、罚站操场受辱的经历，幼时被骂杂种的生活，讲起不清场的三级片现场。而现在，他绝少提起裸露、伤害、贫穷及孤独。

　　黄秋生越来越满意现在的状态。“早年在片场我有什么事情要发言，没人听我，我就不停地‘哎!喂!这样可以吗?’现在我连讲都不需要，我坐起来，那边就有反应;我走过去，那边马上‘知道!知道!知道!’”

　　之前有人说他威严，他莫名其妙：“我没有发脾气、没有骂人，哪里威严?”直到最近他才终于知道，这是位置、经历、时间给他的，他开始接受并驾驭自己的气场。

　　二十年余前，黄秋生在艺术学校开课，一天，一个女孩向他走来，在黄秋生身旁坐下，因为不足上课年龄，请他通融。眼前的女孩只有十九岁半，她尖尖的鼻子，气质清新，是他最喜欢的类型。他从自己和女孩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写了一首吉他曲，名为《秋甜》。

　　再谈起这段故事，黄秋生已记得不甚清晰。女孩的形貌、年龄，也只能想起大概。在一档访谈节目里，他弹起《秋甜》，试了几次找不到调子，摇头放下吉他。

　　黄秋生说，现在这个年龄上他已经没有爱情，只有多巴胺、荷尔蒙。这个东西持续六个月，上床之后就会消失。知道这个化学规律后，动心已经没有必要。

　　爱、性、家庭，这三者在黄秋生这里被分得很开。他和妻子分居，有自己的住所;他仍然很大工作量，也接烂片，为奉养母亲，供房供儿子海外读书。他逃避和柔软有关的话题，他拒绝谈起责任、柔情，仿佛那很肉麻，他小心避免把自己陷入真善美的境地。

　　他说不喜欢自己认真的样子，“有幽默感”才是好的。

　　好友吴镇宇把黄秋生比作黄老邪。一个用浑不吝掩饰自己的不善交际的人。你说我杀人，好我杀了，你们随便说去;他看不起人，没事时一个人吹着笛子想很多。

　　“黄老邪”喜欢这个比方，却讨厌一切引申。

　　说起若干年后，希望他人如何评价，黄秋生沉吟了一下，看向香港四月潮湿的雨，“我希望他们提起时会说：黄秋生，还算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