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公的面子》剧照,上周在沪连演4场，座无虚席。

　　4月7日下午，《蒋公的面子》编剧温方伊（左）和导演吕效平（右）做客东方早报文化讲堂，就该剧与观众和读者面对面交流。　　早报记者 高剑平 图

　　早报记者 潘妤

　　一部由南大学生创作的话剧，在问世一年内迅速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甚至被认为是去年和陈道明主演的《喜剧的忧伤》一样成为文化事件的戏剧作品。《蒋公的面子》就这样在众人翘首以盼的期待下从南京来到上海，上周在戏剧学院连演了4场。演出比想象中更轰动，4天的演出座无虚席，站着看戏的也不在少数。

　　该剧导演、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吕效平每次谢幕时都会说一段话：“如果你知道中国当代戏剧的现状，你就知道《蒋公的面子》在当代中国戏剧中的少有高度；但如果你知道世界戏剧的状况，你就知道《蒋公的面子》到底还是三年级本科生的习作。”

　　《蒋公的面子》在艺术上绝非无懈可击，从某种程度而言，这部戏依然有校园戏剧作品的生涩气息，无论哪个环节都不那么“专业”。但这个戏却让所有做戏的人都看到，他们和真正戏剧的某种距离。在昨天一个关于此剧的研讨会上，有专家直言不讳地指出，《蒋公的面子》揭掉了上海话剧的面子。

　　事实上，《蒋公的面子》揭开的远不止是上海话剧的面子。它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也远不是因为戏剧本身。这个戏揭开的，是中国教育和中国文艺创作的双重面子。

　　我们为何培养不了大师？

　　2005年，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问道，“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也正是《蒋公的面子》的创作缘起。

　　《蒋公的面子》是南京大学为了建校110周年而组织学生创作的。事实上，自从1922年曲学大师吴梅应当时“国立东南大学”之聘南归授曲，至1940年代的陈瘦竹、1970年代末的陈白尘先后来到南大教授外国戏剧和中国现代戏剧，南京大学也许是中国唯一一所有过90年戏剧艺术教育历史的大学，至今，南大仍有一个每年坚持卖票演出的学生剧团。

　　不过，区别于更重视艺术技巧教育的中戏和上戏，南大的戏剧教育更侧重于戏剧理论和文学，并没有表导演、舞美等专业的本科教育。但也正是南大深厚的教学传统、学科背景和精神追求，孕育了李龙云、姚远、赵耀民等众多当代一流剧作家。《蒋公的面子》的编剧温方伊写这个剧本时不过大三，但她在这个剧中所呈现的精神追求却和她的师兄们一脉相承。

　　在温方伊对自己的剧本阐释里，最多提及的是：“我想表达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永久精神困境。”而在她的老师吕效平的想法里，这个戏是为校庆而作，也因此，它的主题是为了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对话。这个戏，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师？”

　　吕效平的老师董健教授曾是南大副校长和文学院长。他在看完《蒋公的面子》后谈到了这个戏为校庆创作的目的：“校庆发展到今天已形成了一种模式，核心就是浓厚的官味和商味。但我认为校庆的目的应是总结学校历史上办学的经验教训，找到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并把它发扬光大。这才是校庆的核心价值。”

　　在董健心中，钱学森之问有一个很重要的潜台词：有段时间，我们的教育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独立、自由精神萎靡不振，因此培养不出人才。董健进一步说道：“从1952年的院系调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十年‘文革’到1989年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高校推行‘极左’的一套，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延续至今的经济大潮冲击，很多高校开始搞产业化，从一个教育机构变成了圈钱的工具。很多学校经过这些破坏后，大学精神便荡然无存了。不少知识分子从原先的独立精神，蜕变到对领导的崇拜和对政治的依附。”

　　然而，《蒋公的面子》得以上演，似乎印证着独立和自由精神在南大依然时隐时现的传统延续。这个戏看似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更深层次的却是呼唤一种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而正是这个话题，触动了整个知识界的神经；也让这出戏，引发了戏剧圈之外所有文化人的关注。

　　在昨天研讨会上，翻译家胡开奇说，我们在这个戏里看到了1940年代和1960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面貌，希望也能看到今天知识分子的面貌。而座中立马有人呼应，你听一听观众的笑声，就看见了知识分子今天的精神现状。

　　我们为何出不了好戏？

　　在上海，南大学生并不那么专业的演出，却让观众和很多专业戏剧人不约而同发出了疑问，为什么我们做不出这样的戏？这个被戏剧圈看来“半圈外”的作品，却给予了这个圈子重重的一击。

　　吕效平坦言，南大宽容的氛围和作者年轻不受限制的精神世界，让他们得以进入了当代中国主流戏剧视为“雷池”的空间。“我们南大学生做戏从来不审查”。而这一点，甚至引发了同为校友的剧作家赵耀民的一番艳羡，“没人管自然好。”

　　就在去年，该剧在报名参加中国剧协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时遭到了拒绝，吕效平说：“中国剧协拒绝这部戏并不是由于它的疏漏，而是根据它的逻辑。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戏剧早已被国家化，国家成为了戏剧创作的主体。大家做戏也都只有奔着一个目的去，就是评奖拿奖。”

　　“我做这个戏，就是想改变当代的戏剧生产制度，戏剧应成为人民的个人表达，它必须成为一种个体的创作，而不是一种政绩工程。”吕效平说，“人民的精神生活是汪洋大海，但政府只是其中一个岛。不能让所有的海水都集中到一个岛上。恢复戏剧艺术创作的个人身份，恢复一种自由表达，是我们最想做的。”

　　在南大演出到10场的时候，剧组就面临了一票难求。吕效平预感到，也许他们做了一件当年类似于复旦大学1978年底《秦王李世民》这样思想解放的戏。戏如果演满30场就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事件，演满50场就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化事件。

　　最初的预言最终实现，而每次谢幕登场，吕效平都会重述那段这部戏和当代世界戏剧以及当代中国戏剧的地位对比。他对此解释说，自己所言《蒋公的面子》在当代中国戏剧的高度，这并不是说它作为成熟的艺术品的价值高度，而是说它在当代中国所表现的精神自由的高度。

　　“戏剧是精神的产品，虽然不能说精神自由必然地产生成熟的戏剧作品，但是真正的戏剧作品肯定只能是自由精神的产物。精神的自由，是戏剧生产绝对必要的条件。”

　　在吕效平看来，很多人说当代中国戏剧危机，但其实，从每年的精品工程、每年的新剧场建设数量、每年的制作经费拨款看，中国的戏剧相当繁荣。戏剧也不存在被影视竞争的危机，因为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都被印证的伪命题。但中国戏剧真正的危机是戏剧文学的危机，戏剧早就把文学开除了。

　　“中国戏剧的问题在于当下中国戏剧丢失了艺术创作的个人身份，丢失了自由的艺术精神，丢失了表现我们生活的悲剧性与喜剧性的勇气。或者换一句话说，是戏剧精神的衰落，是戏剧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却失去了它精神的自由状态，而重新沦为现实世界的工具和奴仆。”

　　“剧协不带我玩，我们就自己演。”《蒋公的面子》在南京公演两轮每场加座，远自上海、北京、成都、深圳的观众慕名专程来南京看戏，演出商更是争抢这一项目。而这样的盛况也在上海延续。如今，剧组已安排全国范围巡演，票房目标是1000万元。

　　“我想再过50年，我们这部戏依然能在南大的校庆上上演，因为它是活的。在中国，至少5至10年内，它都是进步的。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个戏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温方伊、吕效平

　　做客早报文化讲座

　　昨天，《蒋公的面子》的编剧温方伊和导演吕效平做客东方早报文化讲堂，在民生美术馆和读者进行了一次《启蒙与诗歌》的对谈。正值上班日，赶来听讲座的都是对这个作品真正感兴趣的读者，现场交流因此颇为热烈。讲座上，通过问答互动的形式，这对师生再一次和热情的观众分享了他们的感悟。而吕效平更是阐述了他对于戏剧思想解放和自由精神的种种看法。

　　讲座上，温方伊向读者表达了自己创作过程中的想法，并笑言吕老师在学校素以“三观粉碎机”著称。而吕效平则再一次面对读者“粉碎三观”。他表示，他们这个戏之所以选择商业巡演，并把目标定位到200场，是因为“对这个戏，学术评价不重要、奖项不重要，最好的评价是票房高低。我们希望和观众一起见证一个奇迹的产生”。

　　吕效平谈及他的戏剧观时表示，“真正的戏剧是把人的灵魂放在火上烤。所有宣传真理的戏剧都是二流戏剧。”而对于《蒋公的面子》，他认为其最大的进步价值在于张扬个人主义大于集体主义，“我们的戏剧没有塑造道德楷模，只是仰望理想的光辉。”

　　和观众交流中吕效平再次强调了今天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戏剧思想解放的问题。“也因此，我们希望今天再能够做出当年《于无声处》、《曹操与杨修》、《屋内有热流》这样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