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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年68岁的历史学者葛剑雄对现实的关怀显然让他更有“名气”。连续三年的“葛剑雄‘两会’日记”，成了他的招牌。今年的“两会”，他依旧提出了掷地有声的提案，包括应对离任国家领导人的待遇作出明确规定、允许国民自由迁徙等多个敏感议题。在今年的“两会”日记里，他记载了一位委员给300多位候选人都投了弃权票；他还建议代表委员们都来对宪法宣誓……

　　因其敢言，人称“葛大炮”。他的名字中“剑雄”二字，带着正直与英气。而见过他的人，又无不为他的儒雅所折服。他是文人，却也曾说着“黑话”，治服过闸北区的流氓。他是学者，却愿意走出书斋，关注天下之事，积极运用“公话”(公共话语)，而且颇懂得公共话语的技艺与规则。他有“葛大炮”之名，却坦言有些提案，他是压下来不提的。他时刻被镁光灯照亮，却不用手机、不受束缚，始终坚持着独立而行的洒脱。

　　文人葛剑雄何以敢言？他心中有没有一个“敢言”的界限？作为一个学者，他又怎样看待自己的研究和议政之间的关系？而作为大学图书馆馆长，他在实际工作中怎样践行自己的议政观念……3月29日，葛剑雄接受了法治周末的专访。

　　“文革”后，曾经一年提了十几个提案

　　法治周末：可能很多人不知道，40年前你曾经在上海闸北区公安局工作过整整3年。据说，你通过掌握片区混混的术语和行事方式，进而握住他们的“命门”，对方都很怕你。能不能聊聊当年那段经历？

　　葛剑雄：有报道说我在公安局工作过，其实是不准确的。“文革”期间，当时强调的是“群众办案”，哪个单位的人被抓进来了，哪个单位的人就自己来办案。我们学校(上海市闸北区古田中学)的差生被抓了，我就来办案。他们觉得我办案效果还不错，就让我也办其他学校学生的案子。后来，我就在公安局里有了自己的临时办公室，平时在学校，需要的时候就来办案子。所以，“文革”期间前前后后有3年多，有这么一段经历。当时甚至还做过押送犯人、追捕犯人、提审疑犯的工作。

　　“文革”期间，我负责管学生。当时学生打群架、盗窃、男女不检点的情况经常出现，甚至有的还到了犯罪的程度。要跟他们打交道，还要了解他们的“黑话”，上海话叫切口。说不好切口，是不行的。不过我当时有强大的后盾，公安局、派出所都支持我的工作，里弄的居委会也都配合，所以在我的“辖区”里，基本上都还治得住。学生们背后叫我派出所所长。多少年后，有许多学生提起我，还叫我派出所所长。当时，我们对学生家庭很熟悉，有的一家兄弟几个都在我们学校上学。只要把老大治住了，老二、老三都会服你。这样基本上也就治住了。

　　法治周末：难怪有人用“文人从武”和“文人从政”这两句话来形容你。你早在1977年就开始担任区人大代表，能介绍一下你最初当人大代表时的一些经历吗？

　　葛剑雄：纠正一下，当时我担任的是上海市的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是由区里推选出来的。当时区里有三个代表名额，一个是一位小学女教师，另一个是年纪很大的基层党支书。需要一个年轻的男教师，就找到了我。

　　当时的人大和今天的“两会”差别很大。当年，闸北区的人大代表分为两个组，一个是我所在的教师、干部、知识分子组，另一个是工农组。工农组平时就喊口号、鼓掌，主要是讲“旧社会把我当作草，新社会把我当作宝，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我们的生活更加好”。一开始，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开会，到了开会的第三年，也慢慢开始有议案了。有的人不知道怎么提，就找我。他们口头说，我就写下来。一年提了十几个提案。

　　法治周末：这可以说是你最初的“两会”提案经历。有没有影响较大的议案？

　　葛剑雄：比如我曾经提过，上海电影院应该恢复学生专场。“文革”前，电影院有价格比较便宜、内容比较有教育意义的学生专场。“文革”时，学生专场就没有了，后来我提出来之后，得到了采纳，恢复了学生专场。这件事情当时还被《光明日报》报道“上海的人大代表建议恢复学生专场”。

　　后来，也提倡人大代表接待选民，代表选民反映问题。曾经有一个闸北区教师找到我。这位教师在“文革”期间，因为邻里纠纷，被人报复检举，关进了监狱，“文革”后都没有平反。我就为他反映了问题。后来渐渐就忘记了这件事，直到多年后我回母校做报告时，有一个老师找到我，说：“我就是当时给你写信、反映我个人遭遇的人。当时你帮我反映了问题，后来问题解决了，我现在就在你的母校做教师。”我心里也很高兴。我的人大代表工作，总算也是有作用的。这段人大代表的经历，在当时刚刚打倒“四人帮”、结束“文革”的时代，还是很有意义的。

　　法治周末：和现在参加“两会”相比，你觉得有了哪些变化？

　　葛剑雄：和现在相比，当时的提案确实不是特别多。不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民主作风还是进步比较快。2000年年底，我被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这个消息我是知道的。但是当时我正好参加了南极考察团，没能参加政协会议。我就利用和上海沟通的机会，向政协提出要加强极地研究工作的建议。所以后来媒体上也说，葛剑雄在南极还参与了政协的会。

　　我们批评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忙

　　法治周末：你曾说，政协委员应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提出有质量的提案。作为政协委员你怎么看自己的角色和作用？

　　葛剑雄：政协的任何工作，都不能脱离宗旨。政协的作用应该是在宪法和政协章程的规定范围之内进行的。比如提案和发言，并没有什么禁区。但是怎么在宝贵的时间里，将最应该说的意见发表出来，就是需要考虑的。有人说政协是“小骂大帮忙”，没有错。既然参加了政协，就要认可这个执政党领导下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平台。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帮忙。我们批评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忙。政协委员的权利和义务，都应该在这个界限里考虑。

　　此外，还有很多事情都是政协解决不了的事。比如国家的方针路线、执政党的发展方向，这些事情是执政党的事。如果在政协中提这些事，那么就是越位了。提案应该在自己的范围和立场上，才能发挥正面的效果。此外，还有些提案在当前不适合，也没有必要提出来。国家的大政方针已定，我们不适合公开讨论。

　　法治周末：但是你的一些提案还是很震撼、很“敏感”的。比如，你提出过设立独立社会调查机构。当时你说，很少有人能了解复杂的社会真相。比如说物价，政府也发布报告，但总跟普通人的感觉不同。现在，您觉得独立调查的力量有没有增长？社会的透明度有没有提高？

　　葛剑雄：这是重要的问题。政府要做决策，舆论要做判断，都要有根据。但是我们往往缺少可信的数据，缺少判断的指标。比如CPI和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官方公布的数据，大家总觉得可信度不高。但是民间和网络，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因为有些数据都是只有官方才掌握，民间往往根据感觉进行判断，未必准确。也有商业机构或外国机构进行调查，也不能完全中立客观。

　　我希望能够出现一些更中立的调查机构，由政府招标资助，但是政府不得干预。而且应该有多个，互相比对，他们的数据作为民众进行判断的依据，久了就会产生权威性。

　　信息公开对于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民间传说百分之几的富人，占了百分之九十几的财富，或者干部占据了百分之七十的医疗资源，后来也没有出来辟谣，这样使得政府的公信力建立不起来，专家、学者的公信力也建立不起来，社会不同群体的对垒越来越明显。因此，我希望能有公正中立的社会调查机构，发布有公信力的数据。这对于社会共识的凝聚，有着特别的意义。

　　法治周末：最近两年，你都针对考研泄题案提出了质询意见。为何特别关注这个案件？

　　葛剑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质询意见，是去年教育界第一组共同的意见，我也是代表我们组提的。而且某种程度上，我也是代表考生和家长提的，今年教育部总算给了我答复，否则无法对他们作出交待。

　　学术与参政议政还是相辅相成的

　　法治周末：作为学者，你从事了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同时，你也积极参加社会生活，你如何看待书斋内外的学术与应用？

　　葛剑雄：1978年以前，我是一名中学教师。“文革”之后，我才走上学术之路。学术既包括研究，也包括应用。研究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是研究成果如果束之高阁，它的价值就相当程度受到限制。只有转化为应用，它的成果才能最大地得到应用。我也一直在思考，学术研究的成果，一部分要普及给公众，一部分要普及给非专业成员，才可以价值最大化。这个应用普及工作，从一个社会来讲，是必须要做的。有条件的话，自己做最好。因为自己对自己的学术成果是最熟悉的，应用的时候，也能够把握时效和分寸。

　　法治周末：那么，你觉得你参与公共生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

　　葛剑雄：今天大多数的政协委员，还是被动地参与政协工作。在中国，政协委员也不是竞选产生、想当就当的。我们对于公共事务的评价，主要是被动的。而我们这些政协委员，主业还是知识分子，还是某一行业的专家。我们的优势是，可以从专业领域的积累出发，提出一些提案。你可以看到，我的一些提案是和我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关的。可以说，学术与参政议政还是相辅相成的。

　　法治周末：从事公共事务，对于学术有没有什么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呢？

　　葛剑雄：当然，公共生活对于学术研究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毕竟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好在我们这些人精力最旺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学术上面，我这几年主要还是以发表观点、介绍方法为主。尽管如此，最近这两年还是完成了《清史》项目关于户籍人口制度的研究。我们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还有考评制度，我还有带学生的工作，经过努力，我每年的研究工作量都还保持在第二名的成绩。

　　此外，我还可以做些口头的知识传播工作。既到国家各部委，也到以前所在的街道，到中学里去讲课。做研究是学术的一部分，传播知识和文化传统，我希望这也是学术工作的一部分。这还是学者的本分。

　　法治周末：在治学上，你师从谭其骧先生。谭其骧先生又曾师从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又曾是胡适先生的门生。这个传承对你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葛剑雄：师承关系分两种：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生，另一种是专门学问上的学生。比如顾颉刚先生不是专门研究历史地理的。家师谭先生继承了顾先生的一部分学问，同时也有了自己的创新。照顾先生的说法是，“真出乎争”。谭先生生前也经常说：“我是超过了前人，你们也应该超越我。”

　　我比较忧虑的是，学问的传统和抽象的学术精神在当今或许有些减弱。比如今天中午，我们和哈佛燕京学社的校友进行了交流，我就谈了学术、人生和社会进步的关系。物质文明的进步固然是越来越好的，但是精神的进步则未必是后来居上的。我担心今天的学风可能会处于某种低谷。虽然我也相信，这个低谷迟早会走出来。

　　我要将经费尽可能地花在学生身上

　　法治周末：你在2007年以来就在复旦图书馆实施独立的治馆理念。这一点与国内许多高校图书馆不同。比如你与校方签订了三点协议：学校不干涉图书馆的管理，图书馆也不搞回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薪酬由学校财务处统一发放。你觉得这其中渗透着哪些你自己的思考？

　　葛剑雄：图书馆本身是公共服务的设施，贯穿着服务的理念。要做到读者至上，服务第一，这就要求从馆长到工作人员在内的一切工作人员，都要为读者服务。因此，我们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服务，是要为读者采购图书和建好数据库，而不是去争取什么新的珍品收藏。我们要在有限的经费里，采购更多的书和资料。我们尽可能地减少复本，尽可能地多使用馆际互借、通借通还。

　　我作为馆长，学校要求我负全责，我就来负全责。有人曾经拿校长什么的名头来压我，我就明确地告诉他，在这里我是馆长，我要负全责。我要将经费尽可能地花在学生身上，尽量减少非业务性的支出。图书馆现在仍然没有汽车。曾经有人建议，馆里应该配车。我就进行了调查，各个分馆之间有班车，要运输书籍也可以找专业的运输服务，成本比起买车、养车低得多。所以我们就不买，把钱用在图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