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会所是富人的后花园。也有人说，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在现下“节俭之风”和“空盘”运动前，它却成了“奢华”、“腐败”的代名词。于是，有人甚至从“和谐社会”的角度呼吁监管，而更多的经营者则依旧在自己的阵地上默默坚守与探索。

　　
　　长安俱乐部：长安街上最神秘会所

　　如果不是光明正大地矗立在北京宽广的长安街上、如果不是“京城最豪华的私人会所”的名号，相信没有谁会留意到它：简约甚至有些陈旧的楼体，跟对面雄伟的“北京饭店”形成鲜明对比，门前车辆拥挤，空间逼仄。

　　但过往的行人依旧时不时举起相机，对楼顶“长安俱乐部”几个大字拍了又拍，拥挤在门口路边的豪车，比如“宝马”依旧若隐若显地摇曳着人们窥探的好奇心。

　　附近开高档餐饮的老板常会听客人津津乐道这个“神秘”的地方，以致也忍不住好奇想方设法来这里参观，但按长安俱乐部的规定：非会员，谢绝参观。

　　于是，没有机会窥其全貌的人们对其有各种夸张的猜测：在外界，它的入会费被哄抬到“100万”，它的内部格局经常被冠以“奢华”“富丽堂皇”等字眼。但事实并非如此。

　　即便楼顶的“长安俱乐部”几个大字覆盖了整座大楼，但实际上，这整栋楼只有5个楼层被“长安俱乐部”所用，其他则是写字楼性质，对外出租。

　　一进门，首先映入满眼的是便是“屏风·宝座”，通体金箔，甚是夺目。据称，它由中国紫檀博物馆出品，按故宫乾清宫龙椅比例制作。旁侧的“紫檀如意”，与其相呼应。

　　穿过左侧木质拱形门，乘电梯上至9层，餐饮式的布局清新典雅，暖黄的灯光辉映着或红或黑的家具主色调，显得静谧温馨。此外，还有还有图书室、雪茄室等。

　　据长安俱乐部副总经理姚积伶介绍，自2006年至今，长安俱乐部已经经历过2次装修，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奢华，而是强调精致、温馨，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即便是门口“宝座”，想要传递的也不是奢华，而是一种尊贵，“带有文化气息的贵气。”

　　此外，他还强调，长安俱乐部的个人会籍会费目前是16.8万，每年的年费是1.6万，以延续会籍的有效性，即便是终身会籍，会费也只有48万，而并不是传说中的100万。

　　另外，姚积伶还详细介绍了长安俱乐部的会员甄选规则：一是会员推荐；二是审核，而并非是只要有钱就能进入。

　　“最关键的是俱乐部的这个平台适不适合你来使用，这是最关键的。”姚积伶说，会所是集商务、社交、休闲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是一个家的延伸，想要加入的会员必须有一个完整的目的，而且能经常使用会所，并且能够跟其他会员顺畅交流，如果说你单纯地想社交，或是锻炼，那么你的目的就不是很完整。

　　隐蔽式私人会所与协会式组织

　　除却长安俱乐部、北京香港马会、中国会、京城俱乐部以及美洲俱乐部等公开经营的会所，在京城的某些角落，还蜗居着各类企业家的私人会所，而且大多比较隐蔽。

　　宋文洲在文章《企业有必要搞私人会所吗？》中曾这样描述他所光顾的隐蔽式私人会所：

　　“那是东单附近老胡同里的一个大四合院，门外道路窄狭，院内的空间还颇宽敞。建筑主体怕是有上百年的历史，保持原貌，且收拾得干净得体。为我们服务的也都是朋友公司职员。饭后，我们还被请去欣赏古琴弹奏，演奏者竟然也是公司职员，琴韵缭绕，极为专业。

　　那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古琴姑娘竟然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除了兼职弹琴、担任公司收藏古琴的维护业务外，其主要业务是艺术品投资市场的研究，而她手中那把价近百万的名琴就是她自己的收藏。”

　　此外，除了拥有实体、通过会所聚合人脉圈子的形式之外，还有一类协会式组织，只有人群，没有固定场地，这其中最著名的国内组织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由国内著名商界人士为主体创立，很多著名企业家都是它的理事。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1月11日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举行一年一度“道农会”的日子，“道农会”被外界称为商界春晚，是国内著名企业家的联欢会，形式轻松。圈子里的人把这场活动称为“大象们的聚会”，一位熟悉这个圈子的人士告诉本刊：“这群大佬们并不是每天都板着脸，一本正经的，他们还有另一面，是无法在普通老百姓面前释放的。"道农会"是让"大象们"放松下来的活动，活动内容是企业家上台表演，你很难想象李书福上台弹古筝、朱新礼扮演朱元璋的样子。企业家可以放心，它是完全封闭的，每次只有200个嘉宾，都是企业家。没有记者能够进去，所有的媒体报道全都是他们想放出的新闻，第一届的消息是参加活动的人发微博放出来的。”

　　会所中国式发展：“灰色”浓重

　　据《小康》杂志报道，会所起源于欧洲，有着300多年的发展历史，除却高昂的入会费、装修奢华的房子、昂贵的陈设品、盛装的男女和觥筹交错的场面等各种想象之外，会所还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十五世纪初叶前后，英国诗人托马斯·霍克利夫曾提及一个有类似“同乐会”之意法文名字的组织，以志同道合的文人墨客组成，他本人就是会员。这被认为是英国较早的关于会所的文献记录。十七世纪中叶，随着“到咖啡馆喝咖啡”的文化传入英国，在英格兰各郡的咖啡馆中，因共同的兴趣(以文学最为多见)而组成的非官方、闲散式的小圈子如雨后春笋般萌生，“同乐会”因有了“固定活动场所”而进入了更稳定的发展阶段。会员们形成了定期聚会、并共同支付聚会费用的固定模式。

　　随后，原本单纯具有“同乐”或“以文会友”性质的团体开始逐渐出现政治及商业色彩，如英国的政商会所，虽然聚会、消遣、交流是会所存在的主要目的，但是一些汇聚政界和商界人士的会所，在其所关注的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The 48 Group俱乐部，它是一家以工商界人士为成员的会所，以伦敦西区为“基地”。自1954年建立以来，The 48 Group致力于与中国的经贸和文化交往近60年。作为第一家开启和新中国贸易的西方集团，The 48 Group和其会员一道，为中英商务往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称自己是中英关系的“破冰者”。

　　2009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伦敦会见The 48 Group管理委员会时赞赏其“具有政治远见和开拓奋进、团结协作的品格”，并表示“如果没有The 48 Group打下的基础，中英经贸合作不会结出今天这样丰硕的成果”。

　　而且，目前，与国内会所动辄大兴土木、张灯结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的会所大多“很难找到”，私密性是其最大特点。此外，他们一般以所在地的生活圈为基础建立，会员来自同一文化和生活环境，会所自然而然带有了小区域地缘文化的品格，并将这种品格作为区别于别家的符号，并且特别强调“家”归属感。

　　但显然，在我国当下，如此之成成熟的会所文化还远未出现。相比之下，国内的会所更多的是过于注重建筑和装修的奢华，却风格形式雷同，服务理念并未满足会员“由家到家”的需求，只是将吃饭、品酒、娱乐等内容从公共场所搬到稍小的私密空间。

　　此外，亏损式经营、违法腐败、甚至整个社会观念负面给私人会所事业蒙上了一抹浓重的灰色。

　　据《小康》杂志报道，据某咨询公司调查数据，目前广州会所中约90%亏损，北京会所约60%亏损。而且，一些被查处过的会所，在官方通报中，大多有所谓“偷税漏税”之嫌。至于隐蔽的故事，可谓应有尽有。诸如某些行业的企业家进行垄断经营，抑或扩大经营、寻求合作、进行投资开发、海外扩张等等，至于官商勾结，甚至从事其他的非法活动等亦不可避免。会所的隐患已经显现。如有些会所涉及洗钱、吸毒贩毒、赌博等，有些成为权钱交易、色情交易的场所，拒绝检查。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符启林则在《豪华私人会所的灰色生存》中总结了私人会所的三大弊病：一、无证经营。大部分私人会所都没有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没有卫生许可证和税务登记证明。这些会所一般是由某个公司开办的，来这里消费的客人如需开发票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开，这就会涉及到偷税漏税的问题。二、高额会费背后的金融监管。会所发行的会员卡及收取的高额会费还涉及金融监管和金融犯罪问题。早在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工商管理总局联合颁发的《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摘要)》第一条与第四条就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批会员卡的发行，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会员卡发行、转让及相关活动进行管理。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和中国人民银行职能的调整，该《办法》已于2007年被宣布废止，我国目前对会员卡的监管处于法律上的真空地带。三、涉嫌色情、权钱交易等。私人会所为一些人的交往提供了隐蔽性的空间，但同时也为色情、赌博、吸毒以及权钱交易等犯罪行为提供了场所。

　　作者甚至在文章中指出，原博宥集团的董事长丁书苗就是一个利用会所进行权钱交易、拉拢收买政府官员的极端例子。丁书苗花重金打造的英才会所，通过邀请一些政要及个别政府部门高官作为高级理事，将他们拉拢进自己的圈子作为靠山，从而在工程的投标和建设中谋取利益。

　　此外，甚至还有人认为“会所”存在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相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会所，这种所谓的“贵族文化形态”，是有悖和谐社会建设的。在中国宏观社会分化加剧的视野下，会所社会文化价值目标，会给相当多的人带来相对的剥夺感。夏学銮同时强调，他不主张政府公务员介入商务会所，政府是为所有纳税人服务的，公务员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上。

　　守护会所业：贵族的社会责任

　　不过，在会所乱象背后，也有一些人站在行业前头进行守护与探索。

　　比如，长安俱乐部在会所“家庭化”服务方面深耕细作，从关心会员到关心会员孩子的教育等。用姚积伶的话来讲，就是“会所所提供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着会员进行”。

　　而且，在姚积伶看来，经营会所需要强烈的创新意识，“你不能等社会上有什么了你再有什么，你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因为同高档餐厅不同，会所的会员每天都会来，所以，在装修、家具的摆设调整以及餐饮等各个方面，你都要不断地推新。”

　　“如果你不去思考，不让会员感觉到变化的话，你就等于落后的。” 姚积伶说。

　　再比如，有人正探索着新成功人士的定义，未来会所门槛不应完全以金钱作为评判标准。因为在很多人眼中，会所是为“成功人士”准备的。但一会所经营者在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表示，除了金钱之外，“还应有其他标准，譬如社会贡献率，对某个行业的贡献，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前成功的标准太单一化了，现在不是了。第一批"英雄"是张瑞敏、柳传志他们，是财富的成功。第二批是马云、李彦宏他们，是整个产业的成功。那接下来是什么，或许是人格的成功。他的绝对资产可能也就中等偏下，但他提供给你的精神财富无法衡量。所以说，整个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都在改变，对会所也应有宽容的心态。当然，我们做会所的也该争口气，不要去沾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越是急功近利，会所越做不好。”

　　与之相应，还有人甚至提出了更高层面的话题，比如贵族的责任。《小康》杂志报道引用编制富豪榜闻名的英国人胡润的话说：“会所中的富人圈是一个类似于英国新贵的群体。英国女王赐予某人最高的荣誉，也意味着他要承担国家的责任。这群"贵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要考虑如何表达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这才是应该被还原的高端会所真面目。”

　　不过，回到我国历史本身，王羲之《兰亭集序》记下的曲水流觞，或可视作文人雅士的“类会所”活动，而这与欧美会所的鼻祖几乎异曲同工。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的意境也着实让人向往。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