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记者 刘子珩 文/图

　　坐飞机、穿西服、戴墨镜、留搞怪发型，网上称他为“最潮乞丐”，赞美与讥讽各半。他一贫如洗，却自称要从乞丐的角度出发，才能明白这个人群被歧视的程度。他的最高目标是促进立法，以保护这群人的尊严同样不被践踏。

　　他自嘲是坐飞机巡回乞讨的“丐帮帮主”。

　　有人却说，只不过是一个流浪汉，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2013年，孝感人周飞到了深圳之后有了新的计划，他要和朋友一起再次周游中国诸省，以求呼吁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在此之前，他以行乞的方式，曾经高调出现在全国各大城市，希望引得公众关注。人们面对他的奇装异服，除了看热闹，应者寥寥。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周飞出现的时候，一个行人正在过马路，他看到周飞时，愣愣地定在了马路中间，不知所措。另一个年轻人则像猎人举枪一样机敏地举起手机，露出一个长长的笑容。但这一切，周飞都视之不见。

　　他奇异的外表在人群中，就像嵌在牙齿上的一丝韭菜，分外扎眼。凡是见过他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再次将他认出：浓眉大眼，中气十足；永远是西装革履，脖子上挂着大大的“乞讨证”，胸口别着“现代丐帮帮主”的胸针；圆乎乎的脑袋被剃刀刮得轮廓分明，前有鸡冠头，后有小尾辫，左右各翘着一撮毛。浑身就像是个把金银铜铁毫无章法地镶在一起的雕塑，给周遭众人带来了混乱和困惑。

　　他积极迎合着众人脑海里的这团混沌，让自己尽可能地在各色眼光中暴露。他承认自己是行为艺术，要用高调和怪异吸引眼球，为的是让大家注意自己，以便宣传社会最底层人民糟糕的生存现状，进而寻求立法与政策保护。

　　遇到路人围观时，他耐心解释自己装束的意义，接着大谈要对行乞者给予应有的生存空间：“要解决乞丐脏乱问题不能靠救助站、限讨区等遮羞布式的方法，得从源头上保证，要用立法解决底层民众的生活。”

　　遇到流浪汉时，他走向前与其席地而坐，感慨生存的艰辛：“东躲西藏，想肤浅的活着也很难。”

　　遇到城管执法驱赶时，他理直气壮地问：“乞丐有乞讨权，大众有施舍权，这是我们谋生的手段，究竟法犯哪条？”

　　单枪匹马挑战风车的英雄

　　原是上班族的廖德森认为，周飞的言行极具感染力，在听过他当街阐述自己的行为目的后，竟动念辞去了工作，准备追随他一同向那个关乎民生与慈善的目标奔走呼吁、浪迹江湖。

　　同屋住的一个年轻人觉得周飞立论正确、思维敏捷、逻辑清晰，偶尔串门便拍着他的肩膀说：“这一年自己算是运气好，遇到了一个能将社会看透彻的人。”

　　但他的家人，却并不认可这个长子的所作所为，只是觉得他不务正业，如疯人一般痴癫于虚无之事，不可理喻，最后竟至不闻不问。

　　更多的围观者也只是把他当做一个低水平的笑话，一个失败的策划，“他就是利用人们的心理在自我炒作，获取自己的利益。”在合肥时，有人这样直言。

　　周飞对支持者自然感激万分，但对质疑者也不动怒。在那间逼仄的小屋里，他对来访的人高谈阔论，从乞丐的现状到城市的发展，从上书高层到走访江湖，他努力向自己的脑海里那个单枪匹马挑战风车的英雄致敬：“法律的修改是落后于时间的，每一部法律的修改都要付出鲜血的代价。我愿意做这个牺牲，不成魔就成佛。”

　　“丐帮帮主”

　　周飞在名片上将自己定义为“社会活动家”，名片背后印着“中国民间杰出行为艺术家”等九个头衔，无一例外都是自己封的。

　　但在开始离经叛道的生活前，他是一个落后保守的山村里一个普通的农民。

　　1972年，湖北云梦县龙洋湖村的周家迎来了家里第一个孩子，取名周飞。幼年时，他的成长和那个时代众多农村的孩子一样，早早的分担家务，上完小学就辍学，然后有力气了就出门谋生。

　　1990年，周飞和老乡一起去了哈尔滨一个工地上打工。也就是从那时起，他跳出了小山村，开始接触外面正在剧变的世界。

　　那一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市场经济的大潮滚滚向前。两年后，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等地，中共十四大上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

　　不久，既无学历又无手艺的周飞，被抛弃在时代之后。

　　他开始以象棋为生，摆摊踢馆，四处流浪。利用切磋象棋的机会，他接触了诸多江湖艺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相交甚好。

　　朋友看不下去，给他介绍保安、守夜之类要求不是很高的工作，周飞一一回绝。在他看来，虽然自己落魄无依，但还想做些事情，不愿昏昏度日，甘于平庸。

　　2011年9月，在秋天到来的时候，象棋也不能维持自己生计，周飞终于一横心，决定将自己多年所想付诸行动，奔走相呼，以求社会重视被边缘化的流浪者。

　　他给自己挂了个响亮得近乎滑稽的招牌中国现代丐帮帮主。

　　那时周飞还在温州，便就地开始，决定高调行乞。他计划自己的所为首先要摆脱乞丐低贱的形象，进而才能得到更多目光：“谁都没见过这样的乞丐，就会停下来看着我，听我说。”

　　他为此花去了3000多元，给自己买了一套品牌西装；又绞尽脑汁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离奇怪诞的发型。

　　不仅如此，关于如何乞讨，如何介绍自己，周飞都有一套详细的理论。他在网上寻找各类关于底层民众的社会事件，并将一本名为《中国的乞丐与村落》的书视为理论指导，暗暗记在心里，“身为帮主，乞丐的历史、文化与现状自然都要了解。”

　　没有人能准确说出周飞高调行乞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他自称是因为看见了太多底层民众的疾苦后心绪难平，但其实他几十年的人生一直和他们没有分别。

　　也有人质疑周飞以炒作为自己获利，其看似高深的理论，实则是东拼西凑而成，就同那一身装扮一样，光怪陆离。但他至今一贫如洗，仍不改初衷。

　　“你们家老大回来了，

　　在要饭呢”

　　周飞在深圳的暂时居住地是一间隐藏在老居民楼里的家庭旅馆，房间阴暗而拥挤，上下的铺位只要20元一天。他住的是唯一的一个单间，一天40元，朋友出的钱。全身的家当都摆在角落里一个贴满文字的行李箱，一根黑酸枝木棍。

　　他在温州第一次亮相的时候，一身行头将街头围得水泄不通，他大声呼喊自己的想法，将行乞人员不应被遗弃，也需要保障的理论向众人传播，“没有人天生是乞丐，他们都是为了卑微地生存下去，现有的政策根本不足以保障困难群体，我们要通过立法改变现状！”

　　但面对他的慷慨激昂，围观的人或是窃窃偷笑，或是茫然地呆立，间或才有像看戏似的喝彩传来。

　　第二站他回到了武汉。六年没有回到湖北的他，这次一回来就上了报纸。村里的人看到了他的消息，到周家告知：“你们家老大回来了，在要饭呢。”

　　等到周飞顶着鸡冠头回到村子，更是成为村民议论的焦点。父母时隔多年见到自己的儿子，竟不敢相认。弟弟妹妹轮番来劝，他长叹一声，愧为人子，却不能尽孝。沉默了一会儿，他又一摆手，说自己是做大事的，即便留在父母身边能改变什么现状，便又和弟妹说起了立法的事情。

　　二弟的儿子已年近20，弟弟希望大哥不要再折腾下去，至少先娶妻生子。但周飞相亲时一句话便将来人尽皆吓跑：跟着我是要一起要饭的。

　　最后，周飞遗憾地发现，老家还是一如既往的“闭塞”，没有人懂得自己的事业，于是没多久又走了。

　　巡回乞讨

　　从温州开始，经武汉、重庆、北京等地，他在全国十八个城市街头活动，宣传自己的理论。

　　据周飞说，行乞常常是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但偶尔又会有人被其所感动，帮助他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有时坐飞机去，有时坐火车去。”

　　今年3月开始，周飞来到了广东，先后去了广州的北京路和深圳的华强北。和以前所有的情况一样，众人将他围在中间，好奇地看着他摆弄着自己，嘈杂拥挤的街道上传出他断断续续的声音：平等……法治……本帮主……

　　周飞仔细想过自己的未来，十至十五年内，争取到保障社会流浪人员乞讨权利的立法，“现在的救助站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没多少人愿意去；而只靠低保之类的也活不下去；政府养不了，那就只有出来行乞。”

　　在湖北当地的东湖社区里，他化名“红棋驴”给自己留言：“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里面有这样的台词说明了周飞的现状。皇帝要求他解散丐帮，说你们丐帮人口那么多，叫我做皇帝的怎么放心。周星驰说，这乞丐多不多不是我决定的，是皇上决定的。”

　　这是那部喜剧最后的一幕戏，也是全片之中屈指可数的严肃镜头。周飞借助那句台词，把自己身上的荒诞也一一剔除，将自己定格在了一个最有思想深度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