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次第爆发后，全球经济格局数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欧美经济长久停滞不前，宽松政策被迫不断加码，然而收效甚微。新兴经济体则经受着通胀和经济减速的双重压力，很多陷身“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收入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增长潜力放缓等诸多压力一一显现，且随着外贸增长放缓，由外需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任务已经刻不容缓。

　　然而，在当前形势下，政策变局却显得越发艰难。全球经济普遇寒冬，贸易摩擦和货币争端也逐渐激烈。很多国家的政局更迭，令政策应对备显迟缓，既定的改革任务难以顺利推进。世界经济在衰退中嬗变，未来全球经济将走向何方？中国经济在中共十八大后能否渐行渐调整，经济转型之路如何实现？当积极的深层次改革成为重建增长的惟一选择，当重拾效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经济能否延续辉煌？

　　11月16日至17日，“2012财新峰会：中国与世界”在北京举行，本次峰会的主题是“新格局，新期待，新增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蔡鄂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姜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陈文辉等嘉宾参加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在为期两天的峰会中，近百名政、商、学界人士围绕“新格局，新期待，新增长”主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内容涉及债务危机、变革与增长、贸易瓶颈、财税和银行业改革、中国与世界关系等热点议题。

　　重聚改革共识

　　中共十八大结束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台，未来数年的政治格局与经济政策将定。为了重建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改革已刻不容缓。然而，如何增加效率，推进改革进程，无疑是执政者最为关注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从十八大报告看出，经济改革的中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完善各种制度，以便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从政治改革来看，则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更加注重发挥法治的作用。

　　吴敬琏称，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顶层设计。需要把过去诸多关于改革的讨论汇集起来，明确重点、实施步骤、时序安排和配套关系，包括与优化环境的配套关系，把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制定出来。

　　如何落实改革方针无疑是难点之一。吴敬琏认为，政策落实包括两方面，一是根据改革方向，形成各方面的改革方案，并汇成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二是坚决克服特殊利益群体的阻扰，使得各项改革措施能够得到落实。“如何排除阻挠？执政党必须像十八大会议所说的那样，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决心，坚决克服特殊利益群体的阻扰，使得各项改革措施能够得到落实，这样十八大做出的决定才能落到实处。”吴敬琏称。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则指出，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下，政府应积极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红利。这包括，顺应民众反腐倡廉和政治改革的诉求，从程序正义着手，落实公民对各层次、各领域事务的参与权，包括立法权、预算审查权、环境保护和重大项目的审查权利；从预算公开、政务信息公开入手，落实人民的监督权；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让法律法规和政策走上符合宪法的轨道上来。

　　另外，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约束公权力，落实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权力无序扩张的问题也是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吴晓灵称，未来应该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而在此过程中，也要积极保护农民利益。改革开放30年来，城市的发展其实是享受了土地增值的“剪刀差”，城市的扩张是靠农民的土地收益累积起来的。“今天要更多关注农民的收益，在公共服务上给他们平等的待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指出“改革是最重要的投资”。他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关键在于完善投资抉择流程。目前，在中国重大投资项目决策过程中，不仅责任链条缺失，价格要素也被人为扭曲。造成的结果就是，官员对上马新项目情有独钟，而对旧有项目不予理会，同时，由于价格要素被扭曲，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

　　在他看来，今日经济形势已不同以往，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的两波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都有特殊的历史条件。第一波是滞后性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对过去欠账的补偿，政府主导投资决策上不太容易出错；第二波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在加入WTO后，外需高速增长，能够负担国内投资的成本。如今，两个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进入了超前投资的阶段，而且中国高速的出口增长不再，没有外需能负担内部的基础设施投资成本。这个时候再盲目推进上万亿的基础设施投资，很可能就会有问题。

　　另外，在一些专家眼中，影响改革效率的关键也在于政府能否提升其政策公信力。“中国政府已经做出改革承诺，但可信度仍比较低。当然，在很多国家都面临相似的情况。”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巴里·诺顿认为，要增加改革效率，就必须增加政策可信度。

　　他建议，政府要增加政策可信度，需从几个方面着手。政府不仅应该定期向公众披露信息，还应该让国有企业从垄断地位中退出。“而且，对国企的改革重组至今为止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必须在明年底前完成。”

　　财税制度求变

　　在改革过程中，财税体制是不可规避的领域。财税改革不仅牵涉政府内部制度的完善和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集权与分权，更牵涉政府预算对民众的公开与透明。推进财税改革意味着地方与中央、国企和民企、个人与家庭之间的税赋再分配。税金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税体制改革又要如何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改革效率又将如何保证？诸多问题，悬而待解。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认为，目前的税制结构不利于收入分配。中国间接税比重较高，使得就收入水平来讲，出现了“间接税累退”现象；所得税个人扣除而非家庭扣除，税制设计并不完善；税率上，劳动收入税率高，资本所得税率低，也不合理。

　　他建议，未来税制改革应该对间接税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为住户占比提高创造空间；增加直接税收入占比，增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同时，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强化资源超额收益税，提高垄断行业利税上交水平，降低其准入水平。

　　另外，某些现行税收制度也制约着税收效率，比如个人所得税，想要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扣除方式，但目前却并无相关数据信息支持这种征管模式。他认为，未来应提高财税经济信息共享程度。建立全国经济信息中心，覆盖全部个人、企业和其他机构，实现税务、公安、工商、金融、土地等部门信息共享，提高微观主体基础信息收录统计水平。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则指出，分税制改革至今，财政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基层财政困难，地方大量负债和地方对土地财政过分依赖。但这更多是因为1994年到现在，省级以下的体制一直没有真正改革，依旧是分成制、包干制。未来需要强调财政体制扁平化，在推进县级财政保证的同时，特别重视建立合理的地方税收体系。

　　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应该积极推进“价税财”配套改革。当前资源、房地产等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扭曲。例如，从煤到电的价格形成产生的比价关系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也不能形成产业的上中下游各个相关主体节能降耗的内在激励。

　　贾康称，在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中，“营改增”改革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有很重要的意义，资源税改革是重要的切入，有利于理顺价格形成关系。个人所得税则对于调节分配有重要作用。“这些都有助于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改善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的矛盾制约，进一步提升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潜力。”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则呼吁，财税改革的首要任务在于压缩政府支出。“如果不节流，再怎么开源、征新税种，都是欲壑难填，根本满足不了政府的胃口，因为政府支出膨胀速度远远超过收入增长速度。”

　　许小年认为，在缩小政府总体支出规模的情况下，应适当向地方政府放权，但必须增加财政的透明度，只有监督和制衡跟上，才能保证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他建议，财政立法权应收归各级人大，不允许政府任意增加税收，政府预算必须向各级人大负责。“政府只能负责提出预算和税收建议，必须由各级人大最后审议和确认。”

　　更好地“走出去”

　　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中国制造”产品的竞争力有所下降。如何实现产品升级，提升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上的地位，将成为影响中国竞争力的重要一环。而在当前形势下，中国企业能否顺利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也成为与会嘉宾热辩的焦点。

　　在高盛集团中国投资管理部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看来，中国要提升对外贸易水平，就需要打造更多自主品牌，而这就要求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民企也应获得更为公平的权利，避免“国进民退”的情况出现。与此同时，推进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也至关重要。

　　巴克莱资本董事总经理黄益平则认为，未来中国提升竞争力应积极开展海外投资，但不应重复老路，而应在充分考虑自身比较优势后，寻找投资标的。在他看来，未来海外投资不应将目光仅仅局限在欧美国家，像俄罗斯之类新兴经济体同样可以在考虑之列。

　　他认为，中俄优势互补明显，俄罗斯有丰富的资源和较好的技术，但制造业产品竞争力不强。“中国企业既有技术更新升级的需求，也有国内制造业成本上升的束缚。因前一类原因投资的主要是大中型国企，后一类驱动的是中小企业，类似当年台湾企业来大陆投资求生存。”黄益平称，未来中俄之间应该建立投资保护协议，加大信息交流，提供包括金融在内的相关服务，为海外投资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黄河看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上还存在五大问题，包括：缺乏国际战略规划能力，缺乏人才，品牌建设能力不足，并购经验不足以及体制性障碍。未来中国企业如想更有效率进行海外并购，必须做出改变。

　　他认为，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多从财务投机角度出发，而非战略角度，比如有重型机械生产企业去海外投资了游艇制造企业，这种仅仅依靠金融危机时点来进行的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另外，中国企业在文化、工作理念和习惯上的问题造成人才流失。而且，由于品牌建设起步晚，无论在国家还是企业层面，品牌欠缺都是一个大问题。

　　黄河指出，中国在风险管理和并购经验方面的欠缺，以及并购的体制性因素也成为制约并购行为的重要障碍。中国政府对海外投资的审批通常需要三到四个月，而国际上接受申请的时间是28天。并购往往需要企业在获得政府批准前就行动，但在国有企业体系内，领导人怕犯错误，就不愿意去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