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报讯 （记者 袁建彰） 刚过去的4月2日，是第六个“世界自闭症日”，自闭症患者群体再次受到社会关注。记者近日走访市内的一些自闭症福利机构时发现，资金、人才和政府政策已经成为制约这个行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医保药疗效差，咬牙挨贵药

　　据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广州市常住人口中的自闭症发病率约为0.75%，即广州有约7万多名自闭症患者。

　　23岁的阿康就是其中之一。6岁被诊断为自闭症并伴有脑瘫，阿康的症状表现为注意力几乎完全不能集中，情绪不稳定并有自残行为。阿康需要长期服用一款名为“澳淡平”的进口精神科药物，价格不菲，7颗一盒售价高达300多元，光是这款药一个月下来就要花去1300多元，而且无法从医保报销。

　　阿康妈妈说，此前曾试过购买一些能够报销的国产药，但医院的医生们均表示这些药药效一般，而且副作用比较大，容易对阿康的脑部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因此，虽然家中每月收入仅2000余元，家长也只能咬牙买“贵药”。

　　政策频变或加重负担

　　今年8岁的小贤，2岁时被确诊为二级自闭症，目前在海珠区特殊学校读一年级。小贤爸爸表示，儿子入读特殊学校后，由于有政府政策补贴、九年义务教育等帮扶，用在小贤治疗、复健等方面的支出已下降至每月1500元左右，比起入学前的花销要少一些。

　　不过，他最担心的是政策变化2年前，广州市残联为自闭症患者提供康复补贴，符合资格的患者每年可获10000元的复健补贴。而这项补贴的试行时长为3年，如今已踏入第三个年头。有不少像小贤爸爸这样的患者家属担忧，一旦这项补贴到期后取消，将会加重他们的负担。

　　福利机构遇瓶颈

　　目前，在国内的自闭症患者群体中，救助模式以“自救”为主。患者家长通过建立QQ群、网络论坛等形式聚集到一起，交流疾病资讯、治疗经验等，有的甚至会联合起来充分发动自身的社会关系，以求达到更好的效果。

　　由英国心理学家布恩·史德福夫妇于1997年创办的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是广州最早为自闭症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协助的社会福利机构，目前长期为1450个患者家庭提供服务。该机构综合支持中心主任欧玉娴坦言，目前这一类社会机构面对的困难不少，有来自资金、人才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压力，同时社会对此缺乏基本认知和理解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资金来源渠道窄

　　扬爱俱乐部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除了成立初期由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管理了3个月，此后均挂靠在广州市残联名下。与很多社会福利机构一样，资金成为了其生存与发展的最根本制约。

　　扬爱俱乐部目前收入主要来源于基金资助和一些社会小额捐助，据欧主任介绍，他们曾希望通过得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得到一些发展资金，但由于近年来社会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近两年政府在购买社会服务方面的筛选门槛也有所提高，他们很难争取到这些项目。

　　专业人才流向政府

　　社会服务机构数量增多，除了引致出现“僧多粥少”的现状外，也引发了一轮人才竞争。欧主任介绍，目前有不少社工服务机构属街区组织开办，这些拥有政府背景的单位更能够吸引人才，“说实话，在招人方面我们肯定是处于劣势的。”

　　扬爱俱乐部目前有8名全职社工，其中一半拥有社工或心理学等对口专业学历。欧主任坦言，为保证服务质量，他们必须要找专业对口、有社会机构工作经验的人才，而且在筛选过程中，还要考察其对公益行业的热忱，是否认同组织的公益价值观等。

　　业内看法 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据了解，在自闭症组织方面，深圳的机构比广州的要更活跃，原因是深圳的机构更容易得到政府和基金会的支持。一名业内人士说：“深圳的自闭症NGO不少于10个，广州的一只手就能数完，造成差距的原因在于政府对此的推动力度不一样。”

　　这位业内人士建议，广州对社会福利机构应该实施免税等一系列帮扶措施，“单靠政府自己去做这些群体的公益简直就是杯水车薪，这些组织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有力补充，不给一些政策扶持似乎也说不过去”。记者从扬爱俱乐部等机构了解到，这些民办非企业单位每年至少要缴纳数万元不等的企业所得税，这对这些社会服务机构来说，已造成很大的生存压力。

　　此外，该业内人士还认为政府需要简化程序，提高服务意识，让更多民间力量能够作为政府以外的补充进入，以更好地为有需要的人和家庭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