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除夕,对于74岁的农民陈天祥而言,并无特别之处。一锅红烧猪蹄,两个炒菜,再加上一盆蛋花汤,算得上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全家人凑齐了,稀稀拉拉地坐在饭桌前,满打满算只有4个人:老两口,一个年近不惑的女儿,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外孙女。
每到团圆的日子,儿孙满堂的热闹情景,如今在中国农村仍然常见。但陈天祥一家人的年夜饭,却显得清静不少。这个家在四川什邡农村的老人,是什邡登记在册的年龄最大的独生子女父母。
什邡是中国最早实行计划生育的地方之一。1982年,当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写入党代会报告时,“计生运动”已在什邡这个县域“轰轰烈烈”地进行了11年。
在什邡市分管计生工作的副市长赵科看来,什邡是中国计生工作的一个缩影。因为“计生抓得好、抓得早”,这个地处中国西南的县级市,提前遇到人口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其中凸显的现象之一是“较早出现的老龄化”。
“这些问题不是我们才有,必须在较高的层面关注,提前做出调整。”他说。
这个曾经以“计生”闻名全国的地方,如今因为醒目的“银发”特征,再次成为中国人口图景上的一个焦点。
一场席卷什邡的计生风暴,没有窝在成都平原的一块小地方,很快就吹向全国
陈天祥的老屋孤零零立在一片菜地里头,和村上连成一片的新楼群,隔着一条村道。当地人说,“他年纪大了,不愿意搬了”。
他那间建于1980年代的青瓦房,窗户是木头棱窗,遮光的纸板还缺了一大块。对于一家之主来说,屋里最“稀罕”的物件,是一摞锦旗和荣誉证书。它们被裹在一个塑料袋里,放于里屋的书桌中。其中,有一个半个巴掌大小的红本子,还有一面叠得四四方方的小锦旗。
红本子的外皮已经发黑,只在右下角有点儿破损。那面小锦旗更是保存得完好,大红锦缎上的金边依旧闪闪发亮,上面写着“奖给陈天祥同志为革命实行计划生育”,落款是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民主公社十一大队管委会”,时间是“1979.1.4”。
早在1971年,什邡已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当时控制的是“多胎”,即不超过三胎。当年,国务院转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被认为是中国开始计划生育的标志。
什邡第一任计生干部袁长贵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到了1972年,什邡搞计生已初见成效,而且离省会城市又近”,于是被确立为四川省的计生示范县。
袁长贵介绍,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计生的主要手段还是“靠行政命令”,而且什邡的经验法宝是“从干部、党员和团员抓起”,有时甚至要请“组织出面”。
这样的方式被证明是有效的。身为生产大队队长的陈天祥“以身作则”,带头去医院做了结扎手术。当时他38岁,只有一个独女。陈天祥那个常被人拿起观摩的红本子,则是什邡乃至全国最早一批独生子女光荣证。据统计,当年这个红本子在全国的数量是610万。
在什邡,第一批“为革命实行计划生育”的人,被评为当地的“计生模范”。为了表彰模范,公社召开大会,给他们戴上大红花,颁发鲜亮的锦旗,还奖励每人30块钱。
当上“计生模范”以后,日子还颇为风光,陈天祥在十几个村子里作报告。如今,眼角皱纹蹙成疙瘩的陈天祥,坐在挂着毛泽东画像的墙角边,一说起当年的情景,眉毛扬起来,语速像打机关枪一样飞快。
一场席卷什邡的计生风暴,没有窝在成都平原的一块小地方,很快就吹向全国。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发出了“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此时的什邡,因为计生成效显著,已在中南海享有盛名。
今年76岁的袁长贵自豪地回忆着,1979年底,作为全国计生部门两名代表之一,他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等行业的“全国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表彰大会”。
他站在台上,从时任副总理谷牧手里接过一张奖状——总理华国锋亲笔题名的“国务院嘉奖令”。奖状上写着,“什邡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优秀,特予奖励”。
在进行长达数年的人口调整之后,这个西南小城迎来了一股势不可挡的趋势——老龄化
如今,这张特殊的奖状挂在什邡市人口计生局办公楼的一面墙上。奖状被嵌在玻璃夹层中,处于视线最醒目的位置。
什邡市计生局局长李顺良说:“到计生局来参观的人,都要看看这张奖状,再合个影。”这家县级计生局窝在城区的一个窄巷里,办公楼建于1980年代,楼梯两侧的墙上布满零零星星的泥点子。
说起办公楼的“寒酸”,李顺良笑言:“什邡计生工作搞得太好了,罚款少,因此计生局比较穷,楼还是这么旧。”
这个不起眼的老办公楼里,荣誉证书和奖牌“不计其数”。用李顺良的话说,“从计划生育开始,国家、省市任何级别的,只要与计生有关的荣誉,我们都拿到了”。半人高的奖牌,摞在一间会议室的门后,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有的奖牌已经长出了霉点,和一把竹扫帚摆在一起。
什邡实行计划生育的显著效果是,30年间少生了近40万人,近年人口保持在43万人左右,“相当于少生了一个县的人”。
与此同时,在进行长达数年的人口调整之后,这个西南小城迎来了一股势不可挡的趋势——老龄化。
什邡市民政局老龄科的数据显示,什邡市60岁以上人口占全市人口总量的19.7%,高于全国14.3%的比例,远超老龄化的国际标准——10%。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总量的11.4%,距离“深度老龄社会”的国际标准14%也相差不远。而且,这个数字仍以每年1%的比例往上攀爬。
“银发”特征在这个面积不到900平方公里的县域,几乎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老年妇女,手挽手在街上逛时装店。农村社区的休闲小广场上,几个驼背的老人弓着身子,凑成一桌麻将。有的茶馆里,坐满清一色穿着黑色棉服的老年茶客。每到晚上,一头银发或者身材发福的大妈们,牢牢地“占据”城中心广场的一角。随着广场音乐节奏的起伏,几百个臀部一起摆动,几百只手朝一个方向挥舞。
老龄化带来的一个显著问题是,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近年来,什邡市来自中央、省级和本级的养老保险财政支出,在逐年增加。去年,仅县级补贴就超过8000万。
养老机构也在等待资金投入。什邡市民政局副局长黄超荣介绍,散布于什邡各乡镇的敬老院多是“撤点并校”后,在闲置的校舍上建立起来,“房屋比较简陋”。2004年,什邡市开始投入资金扩建敬老院。当地的福利院、敬老院的人员工资待遇和机构运行经费,也于2010年被纳入财政预算。
不能忽视的是,地处成都平原腹地、属于都江堰灌溉区的什邡,是西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域。当地官方网站显示,“什邡市经济综合实力连续五年名列四川省十强县第二名”。这里拥有亚洲级的磷矿,其生产的饮料、矿泉水被摆在各地的餐桌上。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生产晒烟出名的什邡,在北京成立生产小组,给中南海的领导人造烟。
而当地不少官员认为,什邡市包括养老机构在内的公共设施,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才遇到发展的拐点,“至少提前了20年”。地震重灾区之一的什邡,是北京的援建对象。一笔70亿元的援建资金投入在市政、学校、医院以及福利院、敬老院等公共设施上。
在北京,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杨燕绥表示:“在公共治理完善的国家,提前二三十年就要拿出应对老龄化的方案。”然而,她近日组织的“老龄社会发展指数”研究显示,“中国得分52.6,准备不足,尚不及格”。
面对快速迈入“老龄化”的什邡,有人从“危机”中发现机遇
昔日的“计生模范”陈天祥,在步入晚年后,担忧起自己的“养老问题”。
这个古稀之年的老人,患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等慢性病。平日里,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被茶渍染黄的塑料杯,里面泡着菊花和枸杞,“喝了降血压”。
陈天祥说:“最怕就是生病。要是病了,就赶快死,不能拖着。”他曾经两次中风,都在老伴和女儿照顾下好了起来。女儿有时跟老两口抱怨:“一个人照顾不来,连个换的人都没有。”
在什邡,像陈天祥这样超过70岁的人,有将近2万人。独生子女家庭是此地的主流模式,占据超过60%的比例。
“‘四二一’模式的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更多赡养老人的压力。”什邡市民政局老龄科的负责人周勇说。
什邡城区有一家名为“福圣堂”的坝坝茶馆(当地语,露天茶馆的意思),一到下午,这里坐满头发稀疏、皮肤松垮或者张嘴一口假牙的老年人。这些人围在一起,喝茶、打牌和聊天。
聊起“养老”话题,有人悲观地开玩笑说,“就是等死”。还有人说,“指不上一个娃,将来就去福利院”。他们中一些人还去市里的福利中心“考察”过,“为了心里头有个数”。
陈天祥想住镇上的敬老院,但按照相关政策,有独女的他,不在“免费入住”的范围。如果自费住托老所,他又感叹“花不起”。
副市长赵科以及民政局相关负责人都表示,“这里的公办福利院和敬老院还没有饱和”。赵科认为,其中原因包括“居家养老”的传统观念,以及“养老机构没形成规模效应,成本仍然很高”。
事实上,依托社会机构养老的市场需求已在这里凸显。什邡市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透露:“什邡市有两三家民办托老所,有的没有在民政局注册,但是也无法取缔,总不能把老年人赶出去吧!”
什邡市城郊,有一家民办托老所。周日下午,一位身着红色皮衣、头顶黄色卷发的姑娘,正和一桌老人打着麻将。这个忙着出牌的姑娘,是这家托老所的负责人。她说这里住了60多个老人。
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已在这里住了四个年头。他告诉记者,相比于公办养老机构,这间民办托老所收费更低。
在赵科看来,“什邡今后的方向是建立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产业”。对于当地民政部门而言,探索社会化养老,于2010年开始纳入议程。
2011年,民政部出台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其中提到的背景是,“老龄化进程与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相伴随,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急剧增加”。
在民政部门工作十多年的黄超荣坦言,什邡探索社会化养老仍有“种种困难”,而且“周边县市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先例和经验”。在他看来,居民老年赡养消费能力的限制,以及缺乏“明晰的民间资本投建养老机构的土地使用机制”,都是摆在他们这些先行者面前的难题。
杨燕绥则认为,“一个县域对老龄化问题的调整能力,是有限的。养老金制度以及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需要国家顶层的战略设计”。
如今,“如何养老”并不局限于什邡这个小县级市,而是时下社会的热门议题。一个周四的下午,一趟从成都开往什邡的中巴车广播里,两个主持人热烈地讨论着“以房养老”。
面对快速迈入“老龄化”的什邡,有人从“危机”中发现了机遇。近年,负责老龄科工作的周勇,又多了项新任务——引入社会力量办养老事业。周勇说,上门向他咨询合作养老机构的人,“不下10个”。
40多岁的王鹏正是顺着这股趋势,同什邡市相关部门“一拍即合”。2012年,他在什邡市民政局注册一个民营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两年前,他从事的“爱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什邡一个老年人居多的保障房小区,参与办起一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这个从事投资行业多年的商人,描绘起他心中的养老产业图景:“办成全国有影响力的社区养老机构,还要发展夕阳公寓、夕阳旅行社。”他自信满满地说:“不出5年,就可以让这个服务于‘夕阳红’的产业,变成真正的‘朝阳产业’。”
一天晚上,王鹏开着一辆黑色奥迪车,路过什邡城中心的广场。看着排成长队的老年人齐跳健身操,这个中年男人不禁感叹:“我也只有一个儿子,不指望他给我养老。房子和车子,也不能养老。老了以后,能靠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