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医疗队援非50周年，晨报特别聚焦北京赴非洲医疗队，细数这些普通的队员在非工作生活的喜怒哀乐，他们将汗水与青春都留在了非洲，他们也收获了独特的人生经历。采访中，很多队员都曾说过同样一句话：在情感上，非洲已经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讲述人：许政刚
第一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曾任北京同仁医院大内科主任、急诊科主任，消化内科专家，现已退休
各种病都要看 缺药就自己造
来自同仁医院的许政刚是我国第一批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1968年6月，他随队前往非洲参加援外医疗工作。“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已近耄耋之年，但当年的一切仍然历历如在眼前。”
许政刚回忆，那时每天早饭后，他匆匆查完房，就得去迎接早已等候在门诊的病人，每天要诊治一二百位病人，中午饭常常是在诊室里随意扒拉几口，晚上还要照顾病房的重病人，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从来没有休息日。
当时几内亚农村的医疗条件极差，为了救治病人，他们坚持一周两次下乡巡回医疗。天气炎热，山路崎岖，常常使大家晕车呕吐，队员们耐心地诊治病人，给卧床病人送去药品，又将需要住院的病人随车带回医疗队治疗。
当地病人对中国医疗队非常信任，有病就找中国医生，不管你是哪一科的，小到倒睫、虫子进了耳朵，大到恶性疟疾、阴道直肠瘘，各种在国内很少能遇到的病都能碰到。“那时候我们每一个医生都成了真正的全科医生，为了病人康复各种病都要看，缺少药品就自己制造，甚至连输液剂都自己做过。为了节省药品，我们尽量采用针灸疗法，做到中西医结合。”许政刚说。
当时，第一批医疗队中原本没有眼科医生，但当医疗队治疗了一些眼倒睫、沙眼病人后，一些失明病人纷纷而来，其中不乏白内障病人。我们告诉他们目前无法做这种手术，可病人过不了一两天又来，反复请求给他们治病。面对着病人失明的痛苦和要求治疗的热切心情，许政刚和同事开始学习解剖知识、了解手术步骤、自制手术器械、进行动物实验，充分准备后，才为病人实施了白内障手术，就这样，他们愣是让九位已经失明的病人重见了光明。当时的卫生部根据当地的需求，一年后给医疗队派来了一位专职的眼科大夫。
非洲疟疾横行，虽然队员们定期服用防疟疾药，但疟疾依然不时侵袭大家，无一幸免。当地人对疟疾可谓是习以为常，就像一次小感冒，可中国医疗队员却没有那么适应，每当疟疾病发时，常常高热不退，吐得翻肠倒肚，滴水不进，痛苦异常，有些同志回国后还会疟疾多次发作。
尽管条件艰苦，但通过队员们的辛苦工作，很多非洲普通人都知道了中国，了解了中国人民对非洲同胞的友善之情。“记得当时很多父母亲给新生儿起名为‘喜奴华’（法文：中国），流着喜悦的眼泪感谢中国医生，甚至下跪感谢救命之恩的场面也常常出现。我们这些医疗队员作为祖国派出的国际战士，无不引以为荣。”许政刚这样说。
讲述人：李景章
第二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员
救人不畏枪弹 雇佣军也不拦
在队员们的讲述中，医疗队在异国他乡不仅要面临物质条件的艰苦，时局动荡也给他们的工作甚至人身安全带来了影响。
第二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员李景章给记者讲述了一段发生在40多年前令他印象深刻的惊险事件。那是1970年11月的一天，大约凌晨3点钟，几内亚爆发战争。战斗中随时都有人受伤倒下，随时都有人因伤死去，但中国医疗队员就是在这枪林弹雨中依旧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抢救受伤的军民。当时，医疗队队员们都穿上白大褂，乘两辆吉普奔赴首都亚斯汀医院准备抢救伤员。出发时，每辆车除司机外，还选配一名会开车的医疗队队员，一旦司机受伤，立即由该名队员接替其开车奔赴医院。街上没有普通百姓，沿途都是军队和民兵。他们看到医疗队纷纷劝阻：“那边不远就是敌人占领的兵营，要开车过这兵营有危险！”“我们要到医院抢救伤员哪顾得上什么危险。”李景章和他的同事们这样回答。
最终，民兵决定立即放医疗队通行。路上汽车在燃烧，墙壁上弹痕累累，吉普车甚至穿过战斗对垒处。看到身着白衣的医务人员不畏危险赶赴前线，就连入侵的雇佣军也没有阻拦。随着战局的持续，伤亡不断增加，医疗队员们只恨自己分身乏术，不能及时抢救眼前的大量伤患，却忘记了他们自己也同样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时刻经受着死亡考研。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医院收治的70名伤员都得到及时救治并很快脱险。医院外科主任也是医院的负责人凯贝激动地说：“中国医生一分钱也不要，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中国人是几内亚人民真正的朋友！”
讲述人：孔晴宇
第二十三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员，安贞医院医生
险情随时发生 流弹相隔1.5米
这样的危险不是只在过去的年代发生过，即便是现在，险情也随时会发生。
今年5月初，第二十三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再次遇到政变，游行群众和军警之间发生冲突，医疗队队长孔晴宇遭遇了生死相隔1.5米的危险。当天下午4点钟左右，孔晴宇从餐厅回宿舍，走在驻地院里的时候，突然一枚子弹飞来，打中了孔晴宇面前的地上又弹射到了墙上。瞬间地面出现一缕白色的弹烟，距离孔晴宇只有1.5米的距离。原来是附近游行的队伍发生混乱，警察鸣枪镇压，流弹飞进了驻地。假如当时孔晴宇走路的速度再快一些，后果可想而知。
讲述人：张洪林
第八批医疗队翻译
军方开路取水 一路畅通无阻
当然，在政变中医疗队遇到的并不只有安全的威胁，更多的是特殊时期来自非洲人民的关怀。第八批医疗队翻译张洪林就给记者讲述了一件让他感怀的故事。那是一场发生在1984年3月的军事政变。早上起来，驻地就能听见枪声，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组织上要求大家尽量不出门。但是很快驻地的水就消耗一空，电也断了。没电还能应付，水没了，吃饭洗漱都是问题，下午3点钟左右，张洪林决定冒险开车到当地自来水厂取水。出门后他便看到军方设置的许多关卡，车辆每每经过都要接受盘查。张洪林的车每走几米就被拦下来检查一番。走走停停，十分缓慢。这时，几内亚军方知道眼前的是中国援助医疗队的车后，走来一个军官，直接站到了车上，为医疗队的车开路，陪同张洪林一路畅通无阻。
在非洲，无论平民百姓、政府官员，还是军队官兵都同样得到了中国医疗队的帮助，并且在此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因此，政变造成的动荡虽然会影响医务人员的正常工作生活，但却从未直接伤害过医疗队。
讲述人：曲梅
第14批、第17批、第22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员，北京天坛医院针灸医生
手术没有无影灯 全靠日光手电筒
来自天坛医院的曲梅，在1994年到2012年的十多年间，曾三赴几内亚。作为第14批、第17批、第22批医疗队队员，先后在几内亚三个不同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了5年半的时间，与几内亚人民结下深厚情谊。
1994年7月至1996年8月，曲梅作为一名针灸医生，首次参加由北京天坛医院主派的援几内亚第14批医疗队，被派往几内亚法拉纳省医院工作。提到非洲，很多人都会因为惧怕战乱和传染病而不敢涉足，“那时我因为年轻，除了觉得肩负的使命光荣，再就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曲梅说。
法拉纳是几内亚偏远、落后的一个省份，距离首都460多公里，方圆几百里没有中国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气候炎热、缺水少电；各种传染病肆虐；物资匮乏，缺医少药；医疗队员的吃用都要到首都去采购，还需要自己种菜来改善生活。
曲梅告诉记者，法拉纳医院虽然是一所省级医院，但你不亲眼目睹，根本想象不出它有多么简陋！既无像样的诊室也无像样的手术室。手术室仅有一张20世纪50年代留下来的破旧的手术床，没有无影灯，没有玻璃窗，手术照明全靠日光和手电筒。为了光线好，很多时候就开着窗户手术，苍蝇蚊虫从窗户随意出入。想找人，也可以随时进出术中的手术室。消毒设备更是无从谈起。仅有一种从法国进口的白色消毒药水，手术前用其清洗一下伤口，即进行手术。内科门诊唯一的医检设备是听诊器，诊断疾病全凭直观和经验。医院有10多张病床，都是破旧不堪，针灸门诊室只有一张桌子，两张椅子，一张破旧的病床用作针灸治疗床，没有洗手的地方，“所以我每天在工作的几个小时时间里一口水也不敢喝，为的是怕上厕所。”曲梅说。
当时，整所医院只有一名内科医生、三名外科医生和十多名护士，医院以中国援助的药品为主，也有少量法国进口药品。中国医疗队每月给医院发一次药品，往往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经常得提前支付下个月的药品。“那时我们有内科、外科、针灸科三名医生，每天工作量都很大。”这样的环境下，曲梅和她的同事们坚守了两年多。
病人肤黑难扎针 暗中练就好眼力
2001年3月14日，曲梅再次踏上援非医疗队的征程。这次是在另外一个城市拉贝省。这是几内亚中西部城市，距首都科纳克里431公里，从科纳克里到拉贝要穿越几座山峰，近一半的路程是山道弯弯，一路跋涉通常需要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非常辛苦。
拉贝医院的针灸科极有特点，诊室像个大仓库，房子很高，铁皮房顶就那么裸露着，没有吊顶，顶棚和墙壁之间缝隙很大，年头多了房顶上布满了蜘蛛和灰尘，刮风时外面的树叶，房顶的灰尘稀里哗啦往下落，墙壁也没有粉刷，就是黄泥色的，室内光线很暗，窗户是木板的，上班时间用一根木棍斜向外支撑起来采光，治疗床是砌在诊室三面墙边的一圈水泥台子，上面铺个垫子和床单就算是床了。水泥台子足有一米高，外面拉根铁丝挂上一圈布帘权当是屏风，每次给病人扎针时我都要钻到这块布帘后面操作。
“因为白天很少有电，病人的皮肤又是黑的，赶上阴天下雨更是黑得要命，开始时很不习惯，起针时常常落下几根，就是因为看不清楚。后来慢慢适应了，真正锻炼了眼力，至今在黑暗中我都有超强的分辨力!”
“从我第一次参加援几内亚医疗队，现在已经过去18个年头了，我的女儿从蹒跚学步成长为一名大学生。已经融入我的生命之中的几内亚，她是我人生历程中的第二个故乡。我热爱科纳克里大西洋的潮起潮落，钟爱拉贝的一草一木，怀念法拉纳的万家灯火。作为千千万万为非洲人民无私奉献的中国医生之一，我们用自己的汗水、泪水和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诠释了中国医生的大医情怀，我无怨无悔！”曲梅这样说。
数字
840万人次
1963年，刚刚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急需大量医疗援助，他们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全世界发出紧急呼吁。中国政府第一个响应阿政府的邀请，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决定我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并确定了我国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提供医疗援助的长期战略。那一年，我国迅速组织了第一支中国援非医疗队开赴阿尔及利亚工作。中国援非医疗工作的序幕从此拉开。而北京从1968年派出第一批援助非洲医疗队开始，45年来共有43批队伍842人承担起援助非洲的使命，共诊治病人840万人次，完成手术约18.1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约15万人次。
钩沉
药品器械几乎为零
做手术用上老虎钳
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起步晚，医疗水平滞后，缺医少药现象严重，致使正常的医疗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上世纪60年代，所谓医院通常只有一个空屋子而已，药品器械几乎为零。为了完成对当地患者的救治，医疗队常常从国内自带医疗用品，每月给医院发一次药品，往往不到半个月就用完，经常得提前支付下个月的药品。当药品耗尽、物资短缺的时候，为了继续救治工作，中国早期的医疗队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经常亲自动手修理、研制医疗器械和药品。手术器械不全，队员们就主动把残旧不堪的骨刀用电磨打刃后再消毒使用；咬骨钳、上钢板的改锥坏了，大家就到市场购买民用老虎钳和改锥充当手术器械。
在几内亚拉贝省，皮肤病尤其是疥疮发病率很高，由于药品有限，为解决这一难题，驻守在这里的医疗队常常自行制作硫磺膏。不知是哪届的医疗队员，自己制作了简易漏斗，就固定在茶几上，看上去很旧了，但十分好用，于是被历届医疗队延用下来，拉贝医疗点也渐渐形成了自己制作硫磺膏的传统。从市场上买来凡士林，用热水化开加上硫磺粉搅拌均匀，然后趁热用漏斗一点一点灌装到小塑料药袋里。如果凉一点药液就会凝固，而太热塑料袋又会被烫坏。因此，制作过程中需要三个人密切配合，动作迅速，以确保温度适中。每次制作时队员们先把药袋一一打开放好，然后从炉子上把化好的半流体药液端过来，一个人撑着小塑料袋，一个人往里慢慢倒，灌满后另一个人马上接过来倾斜着码放在一个大托盘里，等药液凝固了再一一把口封上。为了满足需要，每次至少要做六七十袋，甚至更多，队员常常要忙到深夜。这种简单制作的硫磺膏物美价廉，疗效非常好，非常实用。
本期策划 张旭光
本版撰文 徐晶晶
供图/北京市卫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