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局向社会买服务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既能将政府部门从专业隔阂的尴尬与负担中解放出来，又能促进社会系统的积极发育。

　　日前，北京市民政局下发通知称，将向社会组织购买参与未成年人保护试点服务项目，每个项目不超30万元。经过审核的社会组织将承担心理治疗、监护评估等工作。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本是政府应有的公共服务职能，这样外包出去是否适当呢？现代社会，单一化的政府公共服务不仅难以负荷，也很难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需求。在一切公共管理领域，期待政府一只手能够捋顺社会关系，并及时提供优质的服务，早已变得不可能。正是在社会发展呼吁公共服务多元化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吸纳社会资源参与公共管理，成为现代行政的一大特点。

　　与政府部门相比，社会组织犹如共同体的末梢神经，能够敏锐洞察社会需求，填补政府公共服务真空，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建立良好的润滑功能系统。就拿未成年人保护来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涉及法规政策的制定、各个部门的联动等宏观管理，也涉及心理健康、权益保障、监护评估等专业服务，这些职能民政部门不可能完全胜任。而在专业领域内，一些社会组织能为未成年人保护提供更为科学、细致的服务保障。在国外，诸如儿童权益保护、家庭监护评估等，早已纳入社会组织功能之中，而政府则退守到规则供给和执法监管上来。

　　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无疑与一些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政府包揽过多而又担责不够。作为一种探索，北京市民政局向社会买服务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既能将政府部门从专业隔阂的尴尬与负担中解放出来，更加专注于监督保障；又能发挥社会组织保护未成年人的功能，促进社会系统的积极发育。

　　当然，这种探索可能需要把握一些关键因素。比如，民政部门将未成年人保护的服务职能向社会开放，并不是一揽子完全卸掉自身职责，哪些服务需要向社会购买，哪些服务是不可推卸的，必须要以规范化手段厘清。目前看，民政部门主要将心理治疗、监护评估等工作外包，是比较符合行政法治原理的。

　　还比如，既然是一种购买行为，就涉及动用纳税人的钱，这种公共财政的支出，需要经过“人民同意”的正当法律程序。在探索过程中，如果能够将购买服务的财政支出正式纳入预算，则更加合乎依法行政的要求，也能够对这种购买服务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进而完善相应的规则保障，确保此类外包能够处于规范化状态。 本报特约评论员兵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