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记者周民摄

　　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会议提出政府购买服务资金要规范透明，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

　　“规范透明”“刀刃”让不少社会组织心生期待。

　　此前，随着政府购买力度的逐年增大，虽然不少社会组织从中受益，但多数社会组织表示并不清楚为什么“中选”，如果能详细公示评审过程和成败原因，将有助于推动公益组织自身建设。

　　社会组织期待了解评审过程

　　怎么评的，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出结果，都不知道，最后还是兄弟机构告诉我们，说网上看到公示了，我们一去查，才知道申请成功了。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红枫）今年已经是第三次成功申请到政府购买了，虽然屡获政府支持，但红枫的主任吴群芳坦言，“过程不太清楚。”

　　2011年初，北京市首次发布《北京市2011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指南》。

　　红枫在这年三月开始了申请，项目书等交上去后，是漫长的等待，直到11月份，结果才出来。

　　“等待期间发生了什么不清楚，怎么评的，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出结果，都不知道，最后还是兄弟机构告诉我们，说网上看到公示了，我们一去查，才知道申请成功了。”吴群芳说。

　　对于提交项目书然后直接等结果的这种评选过程，不少公益组织觉得，胜负取决于项目书撰写得好坏，因此被不少人戏称为“项目书写作大赛”。

　　作为北京市民政局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评审专家组成员，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介绍说，民政局会对申请项目先进行初审，拿掉一些问题较大的申请，然后专家再进行背靠背的打分，最后按分数排行选出项目。

　　“这个过程本身没问题，但评审过程，好的项目好在哪儿，不好的项目差在哪儿应该给社会组织更多了解的机会，这不仅是透明的问题，本身还是对公益组织自身建设的推动。”李涛说。

　　枢纽型组织助力政府购买

　　枢纽型组织帮我们打开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渠道，我们也相信志愿者联合会，但这种要隔着一个平台做事的感觉，许多中间环节会搞不清楚。

　　1986年，孟维娜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民办特殊教育学校，至今，包括香港在内，已经有13个服务于智障人士的“慧灵”在她的推动下成立。

　　“唯一没有正式身份的就是北京慧灵了。”孟维娜笑道。

　　目前，北京慧灵仍以工商身份运行。

　　《北京市2011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指南》发布后，诸多跟慧灵一样的机构经历了过山车似的心情，因为《指南》明确规定，申报主体须是“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连续两年年检达到合格及以上等级的社会组织”，这意味着，如北京慧灵这样的工商身份将无缘参与其中。

　　好在规定为这些组织留了个空间：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主责单位，负责所联系社会组织申报项目的指导、协调和筛选。

　　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即是市级“枢纽型”组织，而慧灵正是其会员单位，通过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慧灵获得了申报的机会并取得了成功。

　　但借助枢纽型组织申报的感觉，让孟维娜觉得无所适从。

　　“毕竟我们有自己的业务，但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跟我们的业务本身并不搭边，所以这种‘不搭’的感觉会让人觉得无所适从。”孟维娜说。

　　而项目款拨付也很模糊，北京慧灵需要每星期先自己花钱，然后再去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报销。

　　“而且，到底申请了多少钱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去年先是说给我们申请下来了6万，后来又来电话，说又多了几万。客观地说，枢纽型组织帮我们打开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渠道，我们也相信志愿者联合会，但这种要隔着一个平台做事的感觉，许多中间环节会搞不清楚。”孟维娜说。

　　目前，北京市有两个体系在分别执行政府购买服务，其一是合署办公的北京市社工委与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这个系统管理的是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另一个系统则是北京市民政局，这个系统的资金来源是福利彩票公益金。两个系统在实际运行中各自为政。

　　李涛乐见这种情况，因为“多一个系统资源，社会组织就可以多一个申请政府购买的渠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认为，枢纽型组织本身就是亟待改革的对象，法律定位不清，身份角色模糊，存在风险。

　　但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宋贵伦接受《财经》采访时称，枢纽型组织在各自领域占有优势，政治上可靠，经北京市政府授权，可以代行一部分政府职能。

　　评选监督有待加强

　　在项目申请阶段,评审专家实地走访了解情况，项目进行时和结束后，询问服务对象服务情况，这才是客观公正的政府购买。”

　　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逐步制度化成规模之际，业内不少声音指出，要避免政府以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名义购买有政府背景的“社会机构”或“团体”的服务，导致“自我圈钱”。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敬义嘉表示，包括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偏离公共利益的利益共同体、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性而成为政府的执行工具等风险正在增大。

　　“自我圈钱”虽未有实例，但与政府走得较近的社会组织在购买中确实体验了“青眼有加”。

　　据孟维娜介绍，在全国13家慧灵中，有11家获得了政府购买，其中，6家慧灵搬进了当地残联大楼。

　　“说实话，我们这些拿到政府购买的，也是不清不楚拿到的，虽然我们的工作的确做到位了，影响力也形成了，但也有人骂我们跟政府走得近，因为我们有些领导人的确擅长跟政府打交道，但慧灵绝不允许有灰色交易。”孟维娜希望拿不拿得到钱，是根据法律制度来体现，而不是公关。

　　孟维娜能做的，就是经常提醒这些机构的领导人，一定要真正努力地服务于社区。

　　今年评选结果出来后，孟维娜和同事们研究了获选组织的情况，“有些政府自己主管的社会组织一口气拿到十几、二十个项目。”

　　什么样是客观公正的政府购买？孟维娜以广州慧灵为例，“项目申请阶段，评审专家会实地走访了解情况，项目进行中及结束后，评审团还会给服务对象打电话，询问是否知道机构获得政府购买，服务质量如何，有什么问题，以此来评选及监督获得政府购买的项目。”

　　从入门到评审增强透明度

　　如果自己主管的社会组织申请的项目与民间社会组织申请的项目发生了重合，我们通常会把项目交给民间社会组织去做。

　　在北京社会组织密集的朝阳区，一些渐进式的透明工作正在摸索中。

　　据朝阳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社会组织科马凯介绍，每年市级政府购买项目审批结束后，朝阳区会开一个市级项目批复会，告诉申报组织结果。“大部分还会给一个交代，告诉他们哪做得好，哪做得不好。”

　　而对于不向工商注册的机构开放政府购买的规定，在朝阳区有所松动，“对于没有其他组织能做的项目，也会给工商注册的机构机会。”马凯说。

　　而对政府背景机构的参选态度，马凯表示“做减法”，“如果自己主管的社会组织申请的项目与民间社会组织申请的项目发生了重合，我们通常会把项目交给民间社会组织去做。”

　　除了政府自身的改革探索外，孟维娜还提出香港的“入门防范模式”。

　　五年前，孟维娜在香港注册慧灵时，被要求签署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声明，声明明确表示不能利用自己的工作背景、社会关系等来为社会组织获得营利性的灰色利益。

　　“签了这个声明，就意味着你自己的业务不能进入公益机构里，一旦机构被发现获得了与你个人背景相关的利益，就会被严格查处。”孟维娜说，在这种入门声明的威慑下，许多居心不良的人会被“吓”跑。

　　李涛所在的协作者这几年也连续获得政府购买服务。与往年不同，今年李涛申请的一个社区服务项目被民政部门进行了建议性更改，协作者由向社区提供服务，变成了监测其他通过审批的项目执行。

　　对于未来的政府购买，李涛建议，除公开透明、公示评审过程、成败原因外，还应增加一个给各组织申诉机会的环节，“有的项目评审出现问题，这个机构就可以利用公示后的这个申诉机会，为自己再争取公平的结果。”李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