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尚在发展中的中国慈善事业备受诟病，公众形象一落千丈，屡遭误解与质疑。以我所在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为例，由于该机构是一群明星企业家发起的，被很多人戏称为“富人俱乐部”，更被一些舆论渲染为大亨的“个人秀”。这其实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扭曲，折射出国家对公益慈善意识的宣传还没到位—大众对于慈善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传统思想中，即慈善就是富人对穷人的施舍。但我们需要的，是现代社会的慈善观念，需要一批已经富裕起来的、有责任心的企业公民积极推进公益事业，而不是怀着仇富的心理使他们的公益行为受阻。如此，整个社会方可逐步进入共同富裕的阶段。

　　在我的概念里，慈善就是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和金钱支付给公共事务，这种额外的支付就是公益或慈善。并不是只有捐款才是慈善，为公共事务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一样属于慈善，比如像巴菲特这样的人，仅仅参加一次公益活动，就已经相当于捐款—他的出场可以带来远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里，我们支持了很多如红嘴鸥、红树林和自然之友等社会上的环保组织去做各种公益事业。我们的做法是，除了把一部分钱拨给他们，还负责他们的组织培训，告诉他们如何做公益，如何做宣传。可见，慈善实际上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事业，而不仅仅只是金钱的事情。

　　对于企业家做慈善的问题，在我参加了这么多公益组织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公益组织最大的差别在于企业家的参与程度以及组织中的民主性。大部分的公益机构只是让企业家捐款，或者参加相应的审批管理，但很少让他们直接参与项目操作;只有少数的公益组织，比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却能使企业家的才智直接发挥到每个项目中去，提高其参与程度。不仅如此，SEE生态协会里的所有人都在实践着一种理想中的民主体制模式，我们有自己的章程委员会，并在选举和章程上配有专业的企业管理专家把控。为什么红十字会出现了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所有的钱都由一个人管的时候会管坏，必须要一起管才能管好。而在SEE生态协会，完善的监督机制实现了整个组织运作的公开透明，保证了任何一方面都不会出现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说，现在很多企业都已经成立了自己单独的公益基金，比如万科、万通集团，以及潘石屹在自己家乡做的教育基金，这就形成了“一家出钱，一家说了算”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每年都会从公司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并安排专业人员以完成项目，由于目标更单一，效率更高，因此也更容易达到目的。比尔·盖茨基金会之所以成功，正因为它是不受政府制约的个人基金会。但就当下来看，国内没有几家企业具备比尔·盖茨的经济实力，拿不出几百个亿来做公益，因此，我们必须将企业家们联合起来一起做。所以相对而言，民主性的组织需要付出更大的维护成本。

　　但需要注意的是，公益组织和企业完全是两回事。企业以股东的最大利益为基准，公益组织却相反，其最终目的并不是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而是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如果达不到社会利益最大化，参与者就可以选择退出。可见，公益组织与企业恰好是相反的。企业不能民主化，否则谁对资产和股东负责呢?但是公益组织就不同了，公益组织讲的是性价比，即投入的钱是否能换回相应的社会效益，这与企业所追求的经济效益完全是两个概念。

　　作为一个企业家，把企业管理好，始终是我最重要的事业，公益只是我对社会的额外影响力。在《从贪婪到慈善》这本书里，用问答的方式阐述了什么是贪婪什么是慈善，企业的底线才是最主要的。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提出要做慈善，有人专门就此而讨论，讨论的最终结果是多数人反对，但又不是完全反对。为什么呢?比尔·盖茨提出的慈善，是用慈善的方式来解救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这是它的根本观点。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很多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企业首要的问题不是拿出更多的钱做其他的事情，而是应该先把自身管理好，专注于如何扩大就业和生产、如何创造需求等问题，把分内的事做好之后，如果还有余力，再去做公益慈善。因此，不要以为管理好自身企业就是贪婪，这种理解不符合现代公益的理念。比如，有些企业一边污染环境，一边捐钱治理，这种行为就是假借慈善之名，我们宁可不要这种企业的捐款，而要让他们把这笔钱用在自己企业的环保规划上，不要作假，诚信对待——这样反而比边污染边捐款的做法能够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因此说，公益应该是融合于企业内部管理中的理念，而不仅仅是捐款这么简单。

　　谈到国家对公益事业的支持力度，总体看来还是太弱。在中国，对于慈善事业的税费减免是有特殊规定的，未经批准的项目，即使捐了，公共税也不能减免。不仅如此，国家还名文规定，只有红十字会等六家公益机构可以捐钱免税，现在扩大到正式批准的基金可通过税务局享受公益免税，但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公益项目得不到免税待遇，比如曹德旺做的很多公益项目都是不能免税的。这就说明，我们国家的法律实际上是不支持慈善和公益事业的，而这也是我国慈善和公益事业一直都发展不起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