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您现在排队，住上至少还得要七八年。”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蒋大妈今年70岁，因为腿脚不方便、儿女工作繁忙无暇照顾，便想到了去养老院，但工作人员的答复，让她倍感失落。

　　“这个养老院离我家不远，硬件设施不错，还有专业的护理，也方便子女探望。就算一个月多交点钱，我也愿意。但没想到要等这么长时间！”蒋大妈感慨道。

　　蒋大妈的遭遇反映的正是目前我国养老机构“一床难求”的现状。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城乡养老机构发展到4万多个，养老床位365万张。但平均下来，每50个老人拥有不到一张床。

　　总量不足导致“一床难求”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大部分老人都愿意居家养老，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养老观念也在逐渐转变。不少思想开明、衣食无忧的老人希望入住设施齐全的养老院安度晚年。

　　因儿女出国、老伴去世，87岁的高老伯住进了广州市红升侨颐养老院。“我有骨质增生，住在家里每天上下楼很辛苦，没人做饭、聊天，一个人感觉很孤独。在养老院一日三餐有人管，还有人陪我下棋、打牌，日子比以前开心多了。”高老伯说。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老年人和残疾人福利处张晓峰说，在我国现有的养老服务体系中，公办养老机构主要接收“三无”老人、“五保”以及低收入的高龄、独居、失能老年人，在养老服务体系中充分发挥基础性、支撑性作用。

　　但与现实需求形成强烈对比的却是，多数养老院床位紧张，公办养老院更是“一床难求”。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赵女士已过古稀之年，几年前唯一的女儿去世。老两口想找一家养老院养老。可一打听，入住区里的公办养老机构少则等两三年，多则要七八年。

　　广州市老人院是唯一市属的公办养老院，现有的1200张床位基本都已住满。“如果我们老人院不是在郊区，排队的恐怕更多。”老人院党委书记薛上健说。

　　据民政部统计，我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仅为19.7张，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0‰—70‰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0‰—30‰的水平。

　　根据《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我国未来要实现“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0张”的建设目标，目前仍欠缺900多万张养老床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郑梓桢说，当前养老院入院难的根源在于养老院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并且受交通、医疗、服务、价格等多种因素影响。解决“一床难求”的矛盾不仅意味着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质的提升。

　　“难求”背后暗藏潜规则

　　床位总量少，是养老院“一床难求”的客观原因，但不够公开透明的排队制度，从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入院难”现象。

　　本文开头提到的蒋大妈，因不愿等那么长的时间，后来托熟人找关系，最终入住了一家郊区的公办养老院。而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原本接收“三无”老人、“五保”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公办养老院，渐渐成为“特权”老人争相享用的“蛋糕”。找关系、打招呼“插队”入住“火爆”的公办养老院，已是行业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在床位紧俏、有300多人排队等位的上海市第一福利院，86岁的朱大爷就坦言，自己能住进来多亏3年前女婿找了关系。“要不哪能这么快住进来，排队不知要排到猴年马月！”

　　然而，在“特权”老人如愿入住的背后，一些真正需要入住公办院的困难老人反被拒之门外。为给90岁高龄、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找到一个公办养老床位，广州市民李女士几乎跑遍了大半个城区，得到的答案却是：无论市属、区属都要排队。无奈之下，李女士只好花3万元的赞助费，把父亲送进一家民办养老院。“就算我们能等，父亲的身体也等不了啊。”李女士说。

　　据了解，公办养老院接收自费老人的收费标准普遍在每月1000元到2000元左右，而民办养老院的收费标准每月至少要三四千元。

　　此外，部分公办养老院由于承担行业示范作用，建筑设施存在高端化倾向，也成为吸引“特权”老人的因素之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公办养老院更应发挥“托底”作用，不能沦为政府部门追求政绩的“面子工程”，忽视了社会群体基本的养老需求。

　　多元养老模式解决“入院难”

　　“入院难”的现实已经引起了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重视。在北京，平价的公立养老院正在加快建设中，以保障低收入及不能自理老人的养老需求。

　　与此同时，北京也积极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养老机构，对于符合条件的民办养老机构按照每床8000元至16000元的标准给予建设补助，预计将带动社会投资约9亿元，增加养老床5228张。

　　寿山福海养老院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于2008年建成，设置床位592张，为生活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提供颐养、照料、医疗、护理等优质服务，2012年8月被评为北京市首批社会办五星级养老服务机构。

　　正是由于环境舒适、设施完备、服务完善，寿山福海养老院一开业，500多张床位就被一“抢”而空。现在排队等床位的老人也有近百人之多。

　　“养老是一门科学，不能粗放管理。”曾任职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傅旻认为，一方面公办养老机构“供不应求”，另一方面民办养老事业发展缓慢。在大力发展公办养老机构的同时，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事业。

　　2012年12月底通过的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对倡导多元养老模式进行了确认，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财政、税费、土地、融资等方面采取措施，鼓励、扶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兴办、运营养老、老年人日间照料、老年文化体育活动等设施。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社会处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到2015年，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总量计划达到12万张，即在2012年养老机构床位近9万张的基础上，平均每年新增1万张养老床位。

　　“除了机构养老，更多的老人需要以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的方式安度晚年。”北京市石景山区民政局副局长宋晓斌说，按照北京市制定的“9064”的养老思路，90%以上的老人将在家庭及社区周边度过晚年。针对这部分人群，石景山区建设了135家社区养老日托所，可以承担社区老人用餐、护理的基本需求，大大减轻居民负担。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令我们备受鼓舞。”宋晓斌说，今后将继续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控制”的思路，多途径兴办养老服务机构，为有不同需求的老人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记者 殷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