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妮

　　最近几天，亚妮和11个“没眼人”在微博和朋友圈里持续刷屏。

　　祖籍丽水庆元，浙江卫视当家主持人亚妮，在“神隐”了10几年之后，带着一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讲述山西左权一批盲艺人生活和历史的书《没眼人》，重新出现在大众眼前。就在2天前，崔永元在北大百年讲堂为这部新书首发做了主持人。

　　长达十年的跟踪拍摄，和“没眼人”同吃同住同行，这些“上天不要的人”，究竟有着怎样极其另类的活着和死去的轮回？这本融文学性、纪实性为一体，猎奇、神秘、感人……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亚妮，这个浙江人都非常熟悉的主持人，为了这群人，著书、拍纪录片和电影，押房子找贷款，倾其所有，录下500多小时的影像素材，消失10年“疯狂”拍摄的传奇故事，也迅速传开。

　　为亚妮和“没眼人”摇旗呐喊的还有众多名人： 贾樟柯、徐文荣、陆川、宫晓东、俞胜利、于丹……

　　“没眼人”的传奇在流转，而亚妮，这个浙江人都非常熟悉的主持人，卖房欠债、消失10年“疯狂”拍摄传奇的故事，也迅速传开。

　　完成北京的新书首发以后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聊起《没眼人》幕后10年的故事。“也许很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了。”亚妮说，“其实，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故事1

　　为让亚妮专心拍“没眼人”，崔永元接过她的活

　　6月16日，崔永元写了一条微博：“给朋友们推荐亚妮的新书《没眼人》，山村野曲，直抵心灵。”

　　2天前，他又亲自带着亚妮和山西“没眼人”，进了北大百年讲堂。

　　崔永元最近因为身体的原因，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公开场合，但是他为亚妮和左权的“没眼人”破了例。

　　“很多人不知道，如果没有崔永元，我是做不成这个事的。”亚妮在电话里说。

　　他们两个不仅是好友，而且姐弟相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义父，就是已经去世的第二代老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苏里。”

　　当年，亚妮被左权盲宣队的山歌震撼，决定去山西拍摄他们故事的时候，她正是浙江卫视当家主持人，身兼导演和制片人的职责。那时候，她正在几十个国家跑，拍摄一部关于中国外交的纪录片，需要拍48个大使和一系列外交事件。

　　“这个片子是和各国大使馆以及中央机构报备的，如果我去拍盲眼人，整个进度就会耽误。这时候我在上海碰到了崔永元，告诉了他这件事。没想到过了几天，崔永元叫我安心去拍盲眼人，毅然接过我手上的事。”

　　用崔永元自己的话说，对于这些在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并传承了太行天歌的盲眼人，“我有义务为他们宣传。”

　　就这样，崔永元不但默默替亚妮扛了活，而且把《没眼人》的新书首发做进了北大百年讲堂。

　　在北大，盲艺人们激动得发抖，嗓子都变调了，拉琴的手也抖个不停。他们说，“来北大就像去天安门一样像是在做梦。”

　　故事2

　　一位老将军，把“没眼人”带到天安门

　　2007年初冬的一个早餐，北京瓢泼大雨，气温只有5度。

　　就在国旗仪仗队即将走出天安门的时候，暴雨停止。

　　在大雨中等了很久的“没眼人”，此时已经脱光了鞋，手拉手站在广场上，耳朵侧向天安门。每个“没眼人”身边立着一个笔挺的武警战士，亚妮则在他们中间，用语言给他们描述天安门的样子。她的摄制组在一边静静地记录这个画面。

　　整个升旗仪式就在这样一种特别的氛围里完成了。

　　“聆听”完升旗仪式，那面换下来的国旗，还被特别允许让每个“没眼人”摸索了一遍。

　　甚至那位仪仗队领队，也以站军姿的姿势，被“没眼人”从头到脚摸了一遍。

　　用这样特别的方式感受过国旗和仪仗队以后，“没眼人”说：“我们的老队长在天上一定看见了。”

　　去天安门“看”升旗，这是盲宣队老队长的遗愿。因为当年，这支队伍曾为八路军传递过情报。

　　1940年，八路军抗日前线总指挥部设在左权县麻田乡。为了突破日本鬼子的封锁，八路军把游唱太行的“没眼人”组织起来，他们以唱曲为掩护，刺探军情、宣传抗日，成了一支特殊的情报部队。

　　“来北京看升旗本来不是难事，但是，我要把这个画面记录下来就很困难了，因为天安门是不允许随便拍摄的。”亚妮说，“于是我就找到了当年采访过的一位浙江的老将军沈从岐，他是浙江丽水人，也是共和国三军仪仗队的指挥刀——天下第一刀的发明人。”

　　当年，这位将军在龙泉县附近的山中闭门打造的这把军刀，最后就成为天安门升旗仪式上使用的指挥刀，它也出现在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大阅兵等仪式上。

　　沈从岐听说了“没眼人”的故事，当下决定亲自陪亚妮赶赴北京，找到武警总队。武警总队队长听完亚妮的描述之后非常感动，决定破例允许摄制组进入天安门，把那个历史性的升旗画面拍摄了下来。

　　故事3

　　《末代皇帝》的作曲者苏聪，为电影免费配乐

　　看过亚妮“没眼人”片花的观众肯定对其中的音乐印象深刻。操刀音乐的也是一位“大手”——中国最早获得奥斯卡奖的作曲家，电影《末代皇帝》的作曲人之一苏聪。

　　亚妮拍摄的“没眼人”电影的音乐，原本也不是苏聪所做。但是最初的版本让她不满意，全部推倒重来。

　　这时候，曾推出过《大宅门》、《天下粮仓》的央视著名制片人俞胜利，为亚妮介绍了苏聪。

　　“俞胜利老师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加入队伍的。”亚妮说，“他不但亲自为我开车，当总制片人，还把自己儿子交给我当副导演。一分钱不要，自己还倒贴油钱。”

　　因为俞胜利的牵线，亚妮联系上了在德国的苏聪。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亚妮接到了电话。苏聪上来就报了大名“我是苏聪”，接下去第二句劈头就问：“这个片子真是你拍的吗？”

　　“苏聪是个特别直爽也特别严肃的艺术家，从来不绕弯子。我明白他的意思，国内很多主持人会请枪手来帮助完成作品，他作为艺术家一定要搞清楚制作人的情况。我和苏聪说，您不信可以问问俞胜利。”

　　苏聪就去联系了俞胜利，跟他聊了很久，完了又打电话给亚妮，劈头又是一句：“您知道我作曲的价格吗？是26万欧元。”

　　亚妮当时心里就凉了，想说原来苏聪也是个看钱的。她坦白地跟苏聪讲，别说26万欧元，“恐怕26万人民币我都拿不出来。”

　　没想到苏聪下一句，“你不用在意钱的事。这个音乐我接了。钱以后再说。”

　接着苏聪就一丝不苟地开始做音乐，在俄罗斯录制交响乐，在山西录制鼓，在德国制作音乐。一路上看得亚妮心惊肉跳：“咱能不能省着点？请中国的交响乐团不行吗？鼓一定要重新录吗？”

　话没说完就被苏聪批评了，做艺术怎么能含糊？还是那句话，“钱以后再说。”

　　这一“以后”就到N年后了，到现在，亚妮还欠着苏聪的钱。

　“我的书出版了，电影到现在还在后期制作中。”亚妮说，“很多人说我挺笨的，也不会运作，一个人默默做这个事。不过，我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在做，一路上确实是得到了很多厉害的人无私的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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