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乐评人金兆钧第一次采访刘欢后说，“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明朗健康且宽容的性格，加上对美的高度敏感和追求是支撑刘欢生命与艺术的三原点。”
如今，与刘欢同时期的乐界中人，在嘘唏中国流行乐坛衰败、业界浮躁喧嚣的同时，无不赞佩刘欢对于艺术一如既往的执着。刘欢则说，“我只是个非常喜欢音乐并愿意为之努力的人。你说到‘天命’，我倒觉得我是个知命比较早的人。我能做的就是尽我的能力写出、唱出一些好听的歌曲来，而且现在还在做，我已经很满意了。”
转眼间，当年的阳光青年即将年满50。对于60后的理想情怀，刘欢言语寥寥。而10年前，他曾在第二张专辑《六十年代生人》里饱含深情地写道——“60年代，对于我们上一代的人可能是家灾国难；对于我们下一代的人可能是天方夜谭；对于我们，可能只是似真似幻的童年。每个人各自的童年或幸福或苦难，我们记住了很多，可能也忘记了很多，可是当那些回荡在记忆深处的旋律飘然而至，心底的咏唱就印证了一切，再癫狂的时代都会留下一些美好，因为有人在，因为有音乐在。”
也许要了解刘欢，先要了解他心中的音乐。
9年前，他所认同的一位乐评人这样评价他：“他是成名最奇特，成名时间最长的歌手；他的音乐从未时尚过，但也从未过时过；他远离歌坛的热闹生活却一直被大众和歌坛所尊重；他一直无欲无求却又获得别人难以得到的众多机会；他一直以学校和教师为荣，但他的歌曲却获得中国最大众化的认同。”
总之，他的身上“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统一性”。一切看似不可能和对立，都被他成功地融为一体。
今年3月，等待数月之后，我终于与他见面。
北京光华路一餐厅，刘欢扎着马尾，一袭皮衣，缓缓踱入。烟斗时而在手中摩挲，时而叼在嘴里。声音不高不低，平稳里是有分寸的回绝。身边的人插话：他真的没有故事可说，他的人生就在音乐里……
时代，歌曲与人
1970年代末，中国还无流行乐坛一说。邓丽君为代表的一批“靡靡之音”从沿海城市传入，人们拿着板砖录音机，相互转录，才渐渐意识到，过去在“超英赶美”、“大干快上”和阶级斗争的口号中，他们的身心已被政治填满，与真正的艺术绝缘。人们太需要精神上的抚慰。
尽管中国乐坛的原创作品还不丰富，《军港之夜》 这类抒情歌曲内容还饱受质疑，80年代初，还是所有音乐人视音乐为事业的年代。1984年，央视在《九州方圆》 节目中推播流行歌曲，正式明确流行音乐的地位合法化。1986年，纪念世界和平年，在北京工体，百名歌手济济一堂，以“让世界充满爱”为名开办音乐会，标志了中国流行音乐原创的集体爆发。也是那一天，崔健首唱《一无所有》，这首歌成为中国摇滚乐的开山之作。
“每一阶段的流行音乐，与人们的生理需求与心理需求有莫大关系。”中国歌曲排行榜创始人之一、现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张树荣指出。《一无所有》 后，徐沛东、苏越等音乐人将西北民谣与西方摇滚结合，产生了《黄土高坡》 等一批“西北风”作品：大跨度的音域，声嘶力竭的表达，豪迈的风格，恰与当时中国人宣泄的内心渴望呼应。这一时期，刘欢与他演唱的《心中的太阳》风靡全国。
《心中的太阳》 作曲者李黎夫与刘欢第一次相逢是在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那里被音乐人称为“大木仓”——1985年，担任过国内首家盒带厂厂长的刘伟仁，在西单大木仓31号—— 一所翻建的四合院里创办这家音乐制作与盒带发行公司。一批词曲作家、音乐编辑、录音制作人才聚集一堂。
“大厅里，他弹奏钢琴，唱起一首英文歌曲。我一听便知，他受欧美音乐影响较深。尽管有些稚嫩，但比起录音棚里空有嗓子不识谱的歌手，究其音色、音准、表现力，他都是这个——”李黎夫竖起大拇指。
作曲家雷蕾在完成《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 后，也一直难忘刘欢在1985年北京高校英语歌唱比赛里的演唱，“我一定要找这个人录音。”她打电话给该剧副导演赵宝刚，问能不能找到刘欢。半个月后，赵宝刚打来电话，人已联系上。
那天，在国关宿舍筒子楼，刘欢15平米的蜗居里，他正感冒，仍拿起吉他为他们试唱——“他们把歌交给我，我一看就说，这调太低了，低了有4度，你得改了，重新配器。”
1988年年初，北京每周一、三、五晚播《便衣警察》，二、四、六晚放《雪城》。 《少年壮志不言愁》 和《心中的太阳》 两首歌传遍大街小巷。
抓住机遇的那只手
“当机会来临时，你能伸出手去抓住，这只手就是你那时具备的能力。” 刘欢绝对是有备而来。
1990年，北京亚运会。刘欢与韦唯共同演唱作曲家徐沛东的《亚洲雄风》，至今被称为“不是会歌的会歌”。据说，当初在录音棚，他并不看好这首歌。人声俱疲时，徐沛东知其好酒，特意买了啤酒，“刘欢几乎喝一口，唱一句。整首歌唱下来，热血沸腾。”
“直到演唱《亚洲雄风》 时，我都没拿自己当歌星。我好像从来就不太负责任，觉着我是业余的，干得好是我好，干得不好没人说。从刚唱歌到1988年，我都以为唱歌没什么了不起，我一唱就行。但一听美国人的歌，认为写出这样的歌那叫牛皮。”刘欢向乐评人金兆钧坦言。
早期，他想过玩摇滚。他的好友、著名音乐人捞仔不认同，“他证明他有能力玩可以。但他骨子里是一个温厚的人，更像名学者。要他长期呐喊与愤怒，估计他自己都受不了。”他与金兆钧都认为，那时刘欢创作的《磨刀老头》 很一般。
1990年，刘欢凭借《丁香雨》 《黑船》 等作品，获得《中国青年报》主办的“全国十大青年作曲家”创作和演唱双奖。而《雪城》 的片尾曲、二十多年后被歌手黄绮珊再度唱响的《离不开你》，也是刘欢在大木仓时创作的。“只可惜那会他还没名，所以没有署名。”李黎夫说。
就在“西北风”刮得正紧时，刘欢已预感到“刮得不像话”。1988年3月，“有一场‘西北风’乡土音乐会，搞得相当大，舞台装潢得相当漂亮，乐队来自东方歌舞团。舞美、灯光、演员等等一切给我的感觉就是已把‘西北风’造到顶了。那次赵季平（作曲家）也在，我跟他说，赵老师，‘西北风’完了，再也不能造这样的歌了，街上的带子一打开，都是2、5调式的。”
“后来全体人马又到南京去演出。有一个记者采访我，我就说，该打住了，作曲家得马上动脑筋，不然就要跌进低谷了。当时我不管底下的观众怎么样，我是已经听够了，觉得闹腾得太厉害了。应该有点物极返本的东西，应该回到恬静的、特别朴实无华的东西里去。”
让“西北风”真正退出的，是苏芮、齐秦等台湾歌手的来临。从1989年到1993年，大众传媒网络的商业化基本完成，是大众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变革。这一时期，随着海外音像制品引进、卡拉OK出现，传媒走向市场化。音乐人开始在内地歌手身上尝试起海外歌手的包装机制。94新生代歌手（北京歌手以陈红(微博)、孙悦(微博)、谢东等人为主，岭南歌手以杨钰莹、甘萍、毛宁为代表）的走红、校园民谣的崛起，暗示了流行音乐的第二代人已基本处于第一线位置。
“但听众分层——有一批老歌手依然受欢迎”。金兆钧写道。其中就有刘欢。
年轻的刘欢
被央视封杀
“前两年当刘欢开始发起音乐的烧的时候，我听到了他写下的一些音乐片段，他用不知是英文还是法文或是中文哼唱着他的一些歌的雏形。那时，我曾对他说，这种音乐迟早会有人听的。”1993年，金兆钧写道。刘欢的回答是，“这种东西要等待机会，因为味道太洋了。”
那一年，导演郑晓龙、冯小刚拍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对选音乐人，他们十分慎重。每见一人，必先听其作品。最后选定刘欢，他也成为剧组惟一没去过纽约的人。
8月，片子已快剪出，片头、片尾、插曲、背景音乐依然全无。为了赶活，刘欢将整套MIDI设备从家中运到剧组所在的友谊宾馆。
“我试过ROCK一点的，也试过像FUNKY这种风格的，效果都不好。最后还是发现对本子的理解不对，因为它毕竟不是美国片，而是北京人在纽约，这就决定了最后的选择是中庸。”
“所谓中庸就是既要有美国味，又要照顾到中国听众的欣赏习惯。旋律性要好，配器上不妨多一些变化与个性。例如片尾本来准备完全用管弦乐，把流行因素全部去掉，后来看效果也不见得好，还是保留了电声。”一个多月里，他写出《千万次的问》等7首歌曲、九十多段音乐。
《北京人在纽约》 在央视的播出，冲破了央视对他的3年禁令：1991年华东水灾，为了赈灾，刘欢与韦唯共同发起首都文艺界大型慈善晚会，这与央视的“风雨同舟，情暖人间”大型赈灾文艺义演形成竞争。在央视义演当晚，他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却在电视上突然看到主持人报幕：下一首歌本该由刘欢演唱，他却没到……待他火急赶到现场，唱完最后一首歌下台后，发现随身携带的包不见了。他对名誉是很看重的，第二天，自然要上央视讨个说法。
不久，还在《人民音乐》做编辑的金兆钧亲见广电总局下发红头文件，“上写刘欢迟到，还大闹会场，要对他实行封杀。”文件发出后，被迅即收回。据说有关部门认为这样下文不妥。
1998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请刘欢为国产动画大片《宝莲灯》创作和演唱主题歌。他听了对方提供的一首作品，觉得编曲不错，“有点儿《狮子王》 那种动画大片的意思”。于是套着编曲，重新写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旋律，并填上歌词。这就是《天地在我心》的由来。
“《宝莲灯》 演到中途，《天地在我心》 放出了。编曲、作词，整个架构非常动漫，又通俗易懂。可惜好几年，我找不到它的伴奏。参加《中国好声音》，我做了刘老师的学员后，第一件事不是要他指导我，而是问他能不能借我伴奏。他一口答应。我拿到以后，唱了一夜《天地在我心》。”去年参加《中国好声音》并成为刘欢组学员的王乃恩说。
1990年代的刘欢，如金兆钧总结——“从《北京人在纽约》 到《胡雪岩》，他进入了创作上的高峰期和演唱上的黄金时期。他的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在流行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演唱上，他进一步成功地融合了不同声乐艺术的演唱技巧。”
听完一遍就再也忘不了的声音
“在唱歌方面，我没有太多道理可说，因为连自学都谈不上……流行音乐的演唱本身也没有前车之鉴可以借，完全是自己瞎打。只是尽量找到各种各样的方式综合到我认为比较满意的状态，这个东西不能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刘欢说。
若干年前，在一次对谈里，他说起歌唱之路的最初，“我最先接触的是古典音乐，喜欢音乐也是从古典音乐开始。因为那时听到的流行音乐少，听古典音乐多一点。我在天津读高中，同班有一个同学打定主意高考考音乐学院，上高二时，学校有一架三角钢琴，第一次看他在我面前弹肖邦的《蝴蝶》，我就晕菜了，原来这个东西可以弄成这样……我自己做流行音乐是1983年以后的事，大二、大三看到那么多同学在学校里弹吉他，我过去瞧瞧，这个东西有什么难弄的，暑假跟人家借了琴，回来之后就成了那堆人里弹得最好的了。后来开始自己写歌。我对所有人声的东西都有点兴趣，像歌剧演唱的方法虽然没有学过，但是喜欢听，甚至包括中国戏曲的一些办法我都是比较注意的……”
“有一次，在我的租房里，他兴之所至，夜半歌声。我真担心楼内隔音差，吵到别人休息。第二天，邻居却问，昨晚谁在你那儿唱歌？唱得真好听。”李国威想起。
1985年，他们毕业在即，法国大使馆在北京二外举办法语歌曲比赛，获奖者赴法旅行一周。刘欢与李国威共同赴赛，最后刘欢获奖。
同年年底，首届高校英语歌曲比赛在北大举行，他们再次报名。当时，刘欢弹钢琴，李国威弹电子琴。由于两台乐器笨重，很难搬上台，他俩事先找舞台监督商量，轮到上台时，一定要等琴安放好，再揭开帷幕。不料，报幕员提前公布他们上场。俩人手忙脚乱，台下纷纷起哄。
见此情景，李国威心头发紧。刘欢低声叮咛他，别管他们，你弹你的。他一言不发站在舞台上，待李国威前奏弹出，他的第一声唱出，台下哗地掌声响起。唱了3首英文歌曲后，刘欢流利地用英文介绍，这是自己作的曲，“全场high了”。
第二年，中央电视台制作节目《电影世界》，亟需懂外语的歌手配唱外国电影插曲。这时有人举荐，有一个英、法语歌赛中获一等奖的歌手，名叫刘欢。
“大约十五六年前，在中央电视台录完一个节目，我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忽然，一阵极富磁性、不同凡响的歌声把我震住了。那是电影《德黑兰43年》 插曲，是用法文唱的。我愣在那儿直到听完，那是听完一遍就再也忘不了的声音，是一种让你期待着在以后的某一天能再次不期而遇的声音，从那天起我认识了刘欢。”2002年，歌手成方圆撰文写道。
“他的音域要比一般男声整整高出5度，可以唱到HIGH C还不止。”金兆钧写过，“我还是愿意把他称为那种大POP歌手。大型的抒情性歌曲，我觉得刘欢是天生地最适合演绎这种东西。”
唱歌拼到最后就是拼修养
乐坛的残酷在于，有人嗓子好，却没遇到好作品，有人遇到好作品时，偏偏过时了。“当早期中国音乐人全情释放能量时，刘欢一下占据了那个高度。要知道，很多歌手要打拼多年，才可能企及那一高度。”金兆钧指出。
而当歌坛低靡时，他又以一首《好汉歌》 大快人心。1990年代末，工人下岗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他唱红了《从头再来》。这首由三宝作曲，融合西洋歌剧、音乐剧和流行歌曲等元素的歌，迄今都被李黎夫赞叹。
张树荣与金兆钧不约而同地提起一点：“多少歌手有准备又悟性不够，或作品不对路。而作品对不对路，还是理解力的问题。”
1989年，李海鹰为都市民谣《弯弯的月亮》 作词作曲。在一些歌手试唱不成功后，他请来刘欢。那会儿的刘欢正在困惑，谁给他歌时都说，这是根据你的风格写的，“我不好意思问，我的风格是什么？为我写的歌，动不动就往HIGH C上抡，认为那就该是我的。什么时候，我把自己框起来了？”
按照李的设想，他想用英国歌手菲儿-柯林斯般略带嘶哑的声音，唱出广东在他心中最美的画面。然而，刘欢在演唱时进行了“二度创作”，即兴发挥出一段假声。正是这一处理，让这首歌成为他在艺术上的一次突破。
1997年，赵季平为电视剧《水浒传》(观剧) 片尾歌《好汉歌》 作曲。在广电总局录音棚里，刘欢刚录完一首歌出来，立即又被他请了进去。
初唱《好汉歌》，赵季平听出他只使用了通俗唱法。赵提议，既要保持通俗，又要唱出民间传统艺术感。刘欢思忖一会，再进棚里，就有了今天流传的版本。以一乐评人的话说，“山东小调的土和侉，血性江湖的狠劲儿癫劲儿，谁会把它与那个著名的大嗓联系起来呢？”
“现在唱歌的人挺多，音乐感觉好的挺多，好嗓子也挺多，但两个人唱同一首歌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就是背后有一层力量在起作用。实际上唱歌拼到一定程度后，都没什么高下了，技术问题都没有了，声音的表现力都挺强，最后拼的就是修养。这个东西还说不清楚，它是多年积淀下来的，当你唱歌的时候，这些东西自然就会流露出来。而且这个东西特别有力量。”当年接受金兆钧采访时，刘欢说道。
对外做减法，内心做加法
“艺术家应多写艺术……”一个多小时中，刘欢都在婉言回绝采访。
他的反应在张树荣意料之中，“这是一个对外不断做减法，心里却不断做加法的人。你要找他做什么事，他多是推脱，这事算了吧，那事算了吧。但你跟他谈军事、文学、历史，音乐更别说，西洋的、民间的，你会发现他兼收并蓄。他在琢磨关于音乐上的事时，往往琢磨得很细。叼着烟斗——这不合适吧？那不合适吧？各种元素在他的内心激荡叠加。”
“中国历史我也没有特别喜欢哪一段，影响我音乐的可能也就是我们这一段吧。我觉得中国历史在文化上变化不大，你把李清照的词放到清朝也未尝不可，屈原和李白的不同，我看除了文字本身的发展也就是后者酒喝得更多。还是当代吧，更有意思，从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到田歌的《草原之夜》，再到姚谦的《我愿意》，这之间也就七十多年吧，语境、表达全都不同了。”
只有酒后，他才会敞开心扉，滔滔不绝。他的朋友一直津津乐道的是：那时的他，聊起音乐与远大理想时，说中文。酒喝到一半，说英文。当他说法文时，已然半醉。等他再蹦出西班牙语时，表示他已喝多，而天也该亮了。
1991年，金兆钧第一次采访刘欢——“当天，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六点半……一冰箱的啤酒伴随了我们的采访，而这采访又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以音乐为中心的无主题变奏……啤酒终于喝光，刘欢热切地提议到校门口的饭馆继续喝并聊着，我只好婉辞加坚辞了。从那以后，我们说来为数并不很多的长谈都在啤酒中进行，不同的是，谈话的内容更加的无主题，甚至也并不总以音乐为中心。从文学到历史，从文化到艺术……有一点特殊，在我们的交谈中，几乎没有段子，没有圈内的风传，没有对业界人物的月旦臧否，也就是很不时尚。在这个角度上，刘欢其实不属于这个世俗世界。”
他一直与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见面时他说，曾有人根本没有采访过他，居然敢在媒体上编得神乎其神。
高晓松对我谈起，有一年，有人找他制作广告，提出请刘欢来拍，“费用酬劳都谈好了。”他带此人到刘欢家，签完合同后，“那人拿起电话便说，你知道我在谁家不？我在刘欢家。不信？让他跟你说说。”那一晚上，刘欢“耐着性子谦谦君子般”接了十来个这种电话。第二天，那人就此消失。
“还有一回，刘欢说起，哪天跟你们一块泡吧——他不随便出头露面。我说行啊，第一次带他上位于和平里的一间隐秘酒吧。第二次，我们胆大了，跑去三里屯。可不得了，凡是看见他的人，个个狼奔豕突，恨不得围住那个酒吧。有客人上来说，欢哥，过来喝一杯。他只好含蓄拒绝。最后那人急了，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一唱歌的么……”
成方圆说，刘欢是性情中人，“记得一次，我们在阿根廷演出后，所有演员到当地的一个探戈酒吧看表演，一位演奏CHARANGO （听上去像‘踩烂狗’，一种类似吉他的弹拨乐器） 的乐手的表演吸引了我们，他紧闭双眼，长发披肩，如入无人之境，浑身每一细胞，每一缕长发都散发着音乐的魅力，把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山鹰》 演奏得如泣如诉，荡气回肠……这时，我发现我和刘欢的眼睛里都含满了泪水。后来，在他的行李中就多出一把‘踩烂狗’，没事拿出来弹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