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妇女报

　　  人物档案   

     杨绛，著名作家、家、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7月17日，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年至1938年留 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 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父亲的爱点滴入心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1878年出生于无锡书香门第，自小就受到严格的教育。后考入南洋公学读书，因成绩优异，于1899年被学校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在 日本时，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影响，和一批留日学生成立了励志会，从事反清活动。杨绛的母亲唐须荌也是无锡人，曾在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务本女中读书，是 一位贤惠文静的知识女性，与杨荫杭结婚后，她相夫教子，料理家务，堪称贤妻良母。
1911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当时父亲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并应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之请，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杨绛出生时，上面 已有三个姐姐，父亲对这第四个女儿特别钟爱。也许因为这是他逃亡海外留学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也许因为小杨绛初生就透着一股灵性，招人喜欢。父亲为她 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母亲告诉阿季，她出生后，有时哭闹，父亲就抱着她来回踱步，口中还哼唱着催眠曲，这是在姐妹中阿季唯独享有的"殊荣"。后来，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相继出 生，在众多姐弟中排行老四的杨绛，在家从不争宠，但她天资聪慧，善解人意，与父母特亲，对父母有声的教诲，无言的榜样，感悟深、吸收快，点滴入心。
杨绛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 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1898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 ——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 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他 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 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 杨绛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和睦自由、民主开明的家庭当中。

　　"无为而治，兴之所在"

　　杨绛是个聪颖机灵的孩子，但考试很少得100分，父亲从来没因此责备过她。上高中的时候，她还弄不懂平仄声，她自己很着急，父亲对她说："不要紧，到时候 自然会懂。"有一天，杨绛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字什么声。杨绛答对了，父亲高兴而笑；没答对的，父亲也不责备。
父亲的教育理念来自孔夫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这种顺其自然的育人办法，培养了杨绛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素养。杨绛从小喜欢文学，如果她对什么书 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本书放在她的桌上，有时他得爬扶梯到书橱顶层去拿；如果她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会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她买的书多半是辞章小 说，这些都是杨绛的最爱。
    杨绛的中学生活，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地度过，沐浴着父母的关爱，她渐渐地长大成熟了。
1928年秋，杨绛考入东吴大学（江苏师范学院、的前身）。大学一年后，涉及分科问题，她拿不准主意，只好带着问题回家求教。
   "我该学什么？"她问父亲。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就是自己的兴之所在，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有了父亲的这番话，杨绛内心释然，于是，在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
杨绛曾经说过，"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
   "言传不如身教。父亲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在《申报》的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父亲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我学他的样子，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读书入迷。"
   有一次，父亲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不好过。"杨绛说。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过了。"
   父亲笑道："我也这样。"
   杨绛觉得父女两人心同此感，与父亲好像一对朋友，她非常珍视这种深深的相知与亲情。

　　言传不如身教

　　"父亲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而是通过他的行动，让我们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
    1916年，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他主张独立，1917年，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他当江 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上海，当地绅士联名登报欢迎，父亲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父亲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 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上海沦陷时期，父亲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视而不见。
    杨绛回忆起父亲在北洋公学时，有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出来镇压，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被开除了，洋人并说，谁跟着闹一起开除。大家面面相觑，默不作 声。闹风潮本为改善伙食，父亲并未参与，可是看到那伙人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他真的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被开除了。风潮就此平 息。
当时常有律师向当事人索取贿赂，父亲出于义愤，自告奋勇为请不起律师的穷人辩护。当然，也时有一些并不贫困、打胜官司后赖掉公费的事发生。据杨绛回忆，父亲大约有1/3的公费被赖掉。她笑父亲：作为一个律师，却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

　　美国式的"劳动教育"

　　1923年，杨绛一家迁居苏州，父亲当时又重操律师旧业。由于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而执行律师业务则需要有个事务所，所以父亲以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一座没人要的破宅院，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破旧的小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木。
    其实，父亲是反对置买家产的，买这所房子，实在出于无奈。他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 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父亲对子女们 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杨绛家搬入这所房子时，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掀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和蜘蛛。父亲要孩子们干活儿，悬下赏格，捉一个鼻涕虫铜板一个，捉一个小蜘蛛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
    在杨绛看来，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杨绛周末回家，发现弟弟妹妹们都在"赚钱"，小弟捉得最多。母亲对父亲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图了。"可这种"物质刺激"很有效，没多久，弟弟妹妹们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
    不过，杨绛对这种"赚钱"方法并不感兴趣，她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杨绛很明白："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 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励‘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 有吗？’"她的淡泊名利的性格，就是这样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本报记者 张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