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系统腐败案及广东省科技厅厅长李兴华被查等事件相继发生，引发人们对科技信息系统的关注。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回应，在这一领域出了这么多事情，肯定与制度有关系。他表示，全国科研经费大概只有40%是真正用于科技研发的，60%都用于开会、出差等。(羊城晚报8月2日）

　　与此同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8月1日公开通报一批科研不端行为典型案例，其中一例是：湖南某大学彭国星与福建某大学余文琼来所，他们的行为时在网上雇人完成基金项目书。经比对，彭国星2012年度申报的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与余文琼2012年度申报的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整体相似度为97.1％，立项依据相似度95.9％，研究内容相似度99.3％，研究方案相似度98.5％，创新点相似度100％。经调查，彭国星与余文琼都是花钱从网上“中介公司”购买申请书。（京华时报8月2日）

　　“科研”的逻辑在这一个案例中特别清晰：花钱去买课题申请书，搞到课题，再从课题中获得“好处”，包括学术的好处和金钱的好处——大部分的课题经费并非用于研究。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逻辑？是因为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就是围绕课题而展开的：政府部门或者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发布课题，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学者去申请课题，大学和科研机构把学者申请到课题作为机构重要的学术业绩，课题（课题的性质和课题经费多少）是学者晋升、考核的重要指标。如此一来，科研人员关注的是“课题”，而非真正的学术研究，学术于是成为“课题学术”，教授也就成为“课题教授”。

　　这种“课题学术”逻辑，导致我国学术研究严重功利化，一方面，学术研究就“从课题而来，也从课题而去”，所有学者和学术机构，都重视立项，而轻研究，大家所见的是，我国近年来的研发经费不断增加，大学教授、科研机构研究员都有不少的课题，可是，又有多少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呢？或有人会说，我国每年都会评出300多项国家科技成果奖，每隔两年就会新增一批两院院士，我国的科研论文数量也已全球第一，但国家科技成果奖以及两院院士，也是“课题学术”逻辑的一环，这和行政设立课题是一体的，而科研论文数量并不能说明什么，我国有相当比例的论文，是零引用率。

　　另一方面，这也催生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在“课题学术”逻辑下，学术原则被利益原则所取代，在申请课题项目时，大搞学术公关，课题到手之后，研究没进行，课题本身就成了学者的荣誉，而由于大家并不重视究竟取得怎样的成果，研究者的精力更多用于怎样折腾经费上，甚至用于科研上的精力，也多为“包装成果”，再用包装的成果去申请课题，于是“课题复课题”，在我国研究者中，谈论最多的就是课题，而真正的学术研究却远离。

　　要打破“课题学术”逻辑，就必须改变学术资源配置、学术评价的行政化导向，建立学术共同体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报学术不端时，有一个细节是，涉及学术不端学者所在大学、机构被“某大学”、“某机构”一语蔽之，这表明，在学术行政管理体系之中，治理学术不端，还受到盘根错节的利益因素的影响，只有实行学术共同体评价，学术原则才能回到学术圈。否则，再多的经费投入，都难以制造出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来，而可能败坏学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