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启动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即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代之以需要定期考核评定、可上可下的“职级”，这项改革也被形容为给中小学校长脱“官帽”。(8月7日《京华时报》)
校长脱“官帽”并非安徽第一个吃螃蟹，此前，全国已有广东中山、上海、山东潍坊等多地为中小学校长摘除了“官帽”。校长取消行政级别有着一定意义，一则，打破行政级别，采取考核评定，校长可上可下无疑给校长增加了一定的压力，可上可下的淘汰机制盘活了校长的积极性。二则，校长有行政级别，导致一些重点学校的级别比教育局的官员还大，由此校长也就缺乏了监督和管理，更重要的是，行政级别就代表着官员身份，时常出席各种会议和应酬，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教学管理也就成了必然。
校长脱“官帽”有积极意义，但作用却也有限。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3日在留学教育论坛“常青藤中国论坛”上，谈到曾经提出的教育去行政化目标时表示，去行政化任重道远。想要资源，还是要走行政化的一套，办大事就要请行政领导帮忙，比如一些资金的审批，都要深圳市领导决定。南科大校长和教师都脱了“官帽”，然而，在教育整体行政氛围的笼罩下，还得按照行政手段来办事。
由此可见，校长脱“官帽”并非意味着办学方针去行政化了。也并非意味着校长会按照教学的规律治学。因为评价校长和考核校长的仍然是教育部门。正如教育专家熊丙奇所言，“真正的去行政化校长应该公选，由选拔委员会选拔，考核应该由学生和老师来考核。改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教师自主权和学生选择权。”而当校长还是由教育部门考核，校长除了名义上不是官员外，其他变化仍旧有限。
真正的教育去行政化必须与国际接轨，把学校交给办教育的人去做。管办分离，教育部门只是充当教育的管理者，唯有如此才能够形成教育管理者、教育主办者、教育评价者的“三方博弈”。 刘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