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一个六岁女童被父母送去崇明参加某“国学夏令营”，突发高烧，夏令营工作人员却以“喝姜汤、捂厚被子”等土方法医治，拖延数天后才送医，女童最终于7月30日晚去世。每当发生类似悲剧，调查后往往发现，“主办方不具备资质”。

　　可为什么不具备资质夏令营能轻易招揽到孩子？本报记者在调查时发现，包括夏令营在内，暑假里针对幼儿园孩子以及中小学生的各色补习班、暑托班等，正处在“九龙治水”的尴尬中参与管理的政府机构有很多，却没有一家是主管。

　　暑期报班“刚需”之下，家长无暇追究机构资质

　　家长怎么会把孩子送去“死亡夏令营”？6岁女童殒命国学夏令营的事件，引发了不少市民关注和议论。实际上，近年来，湖北、福建等地都曾发生类似意外。

　　不少学生家长告诉记者，送孩子去夏令营本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比起孩子一个人在家，有人看管总相对好一些吧。”蔡女士是一位大学老师，儿子今年6岁。由于大学放假晚，为了填补时间空当，她只好付了1800元在7月上旬为孩子报了一个为期6天的夏令营。“连我这种有暑假可以带孩子的人都不得不选择夏令营，可见这个市场有多大！”

　　暑假该把孩子送去哪里？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双职工家庭。“刚需”之下，大把市场机构纷纷入场。

　　记者在调查沪上夏令营市场后发现，目前针对孩子暑期的培训和活动项目名目繁杂，让人眼花缭乱。这些培训项目和夏令营活动的组织方，除了民办培训机构占大头外，还包括旅行社、户外运动公司、咨询公司等，形形色色的市场机构都在把孩子的暑假当成“揽金”的好时机。

　　一位中学老师告诉记者，学龄前儿童和中小学生在放学和寒暑假期间无人托管的现象非常严重，催热了暑期市场，其背后有深层次原因。

　　早在10年前，为了给中小学生减负、治理教育乱收费，上海市教委曾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出台规定，严禁本市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师举办或与社会办学机构合作举办向学生收费的各种补习班、培训班、提高班。而作为这一规定的“附属品”，针对孩子放学后的晚托服务以及针对学生暑期开班的夏令营、暑托班等，从此在学校里消失。

　　身为教育圈人士，蔡女士也知道一些“内情”：由于安全风险客观存在，过去由少科站等机构牵头的公益夏令营如今虽零星存在，但招生“低调”，很多家长根本不知道哪里可以报名。

　　夏令营市场上，有十多个不管事的“婆婆”？

　　一位开办儿童夏令营的公司负责人透露，要说管理部门，民办机构的“婆婆”不少。由于要租用大型商场作为活动场地，每天要向孩子提供午餐和点心，公安、消防、食药监、工商等部门，对活动场地的安全、食物安全以及营运范围等等，都有明确的管理分工。

　　“看上去很多部门在管理，但一旦发生安全事故，谁是主管部门？恐怕一个也找不到。”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直言不讳，“包括夏令营在内，很多针对学前儿童和中小学生的托管处于“九龙治水”的状态似乎谁都在管，可没有一个是主管部门。

　　据记者了解，正在修订中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案草案，收入了一条内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让未满10周岁的子女独处。下个月，这份草案将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如果这部法规获得通过，那么把10岁以下儿童留在家里就等于违法。很多无暇照顾孩子的双职工家庭只好把孩子送出去。但送给谁才让人放心？！

　　改变“碎片化”管理，顶层设计迫在眉睫

　　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相关部门必须尽快改变行政管理的“碎片化”状态，寻求政策管理的无缝对接。

　　“家长肯定希望把孩子送去公办、有资质的机构，但正规的学校又不允许办班，这个死结怎么解开？”杨雄认为，针对孩子在课后和假期的托管，应有科学的顶层设计，在管理上形成统一的归口。比如，利用现有的社区资源建立针对青少年的服务中心，整合政府部门以及社会资源，共同把看护孩子的民生工程扛起来。对于民办机构，应该出台管理规范、设定准入门槛、定期监管，确保孩子的安全。

　　据记者了解，目前一些街道在破解中小学生晚托难的问题时，正在尝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有资质的社会机构。

　　在杨雄来看，由政府主导、引进社会机构提供专业服务的操作模式，可以被拓展到提供暑托、夏令营等活动。但在社会机构的引进过程中，应请第三方机构做独立的质量评估。

　　还有不少学生家长呼吁，针对孩子的托管服务，必须尽快明确相关的主管部门，厘清责任。“办夏令营活动的单位需要取得什么资质？把孩子带到户外活动需要配备哪些专业人士？带孩子离境的游学夏令营是否应强制购买保险（放心保）？这些和儿童安全以及利益相关的问题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而不是模棱两可。”家长们迫切等待政府机关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