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规划里面包括灾后重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把规划当成废纸”，4·20雅安地震灾后重建工作该如何向汶川“取经”？汶川县县长张通荣认为，在重建过程中尊重规划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最重要。

　　今年是5·12汶川地震五周年，与4·20雅安地震仅一月之隔，雅安市几个重灾县在重建时有何“前车之鉴”？汶川在完成援建工作3年后“自我造血”功能如何？未来五年汶川的主政者将描绘怎样一幅蓝图？南都记者日前就上述问题采访了汶川县县长张通荣。张通荣表示，最期待最关心的，还是“我们优质的农产品怎么稳定地进入广东的市场”。

　　雅安灾后重建到汶川取经

　　雅安地震发生后，汶川派了两支小分队前往雅安支援，第一支是地震当日抵达芦山县城的抢险救援队伍，第二支则在4月25日由副县长带着发改、规划、科技、交通、旅游、教育等单位人员前往，与对方交流灾后重建的经验。

　　“我们非常主动参与，把我们的经验、资料、人员三个方面都同时贡献出去。”汶川县县长张通荣说，除了民兵由上级部门第一时间指派，两支小分队派遣支援雅安均属汶川自身的决策。

　　此外，截至本月9日，雅安地震灾区来汶川取经灾后重建的党政班子起码有5拨人，雅安天全县、雨城区及邛崃市等均曾派人前来。

　　一个体育馆的规划就做了11次

　　汶川县在三年前已基本完成援建，对于在废墟上造城有何经验之谈？张通荣认为，灾后重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把规划当成废纸。

　　据了解，在汶川13个乡镇重建中，援建资金最多的是威州镇(即汶川县城所在地)，有28亿资金，威州也是汶川重建过程中规划修改次数最多的一个乡镇，其中汶川体育馆的规划就做了11次。

　　张通荣说，“一定不要把规划当成废纸”是汶川重建过程中的有益经验。“老百姓的幸福不是靠政府规划出来的，老百姓的幸福是他自己感受出来的”，张通荣说，做规划的过程应该是开放和理性的，“每一个领导的思维和专业是有局限的，无论是哪一级领导都得尊重规划的科学性与严谨性”，他说，在执行规划的时候应该尊重专业本身。

　　此外，张通荣认为，资源配置结构的问题在重建时也应考虑。

　　据了解，汶川县的学校投资巨大，仅汶川一小就耗费6000万元，外界不少人评价这个广州房产商资助的项目豪华程度“看上去像会所”。

　　但张通荣并不认为这是“捐赠过度”，而是功能布局不合理之故。

　　张通荣说，学校盖得好是应该的，无论是从“先进文化”还是“保证孩子安全”的角度，他认为多花钱是值得的。但考虑学校硬件的牢固性，同时也应该考虑与之配套的软件，比如汶川许多乡镇教师没有住房，靠租房住，自身的拮据无法解决，师资要提高就很难，“不仅要考虑孩子们读书，也要考虑为这些事业付出的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

　　大量社团组织出现 改变了政府大包大揽

　　“广东援建汶川后，汶川的基础设施前进了几十年。”这是不少媒体3年前援建结束时对汶川的直观印象。

　　不过，社会管理的软件如何跟上先进的硬件，对汶川官方来说并不轻松。

　　“去年以前都还觉得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张通荣说，去年之前，无论是公众还是机关干部都认为所有公共服务都应该由政府大包大揽，结果就是，如果开放体育馆，体育馆的厕所肮脏不堪、体育馆使用破损之后维修费用昂贵，另一方面，市民批评的声音也不小。

　　解决问题的转折点在于大量社团组织的出现，他们为民众提供服务，同时为政府分担管理职能。

　　经过2011年至2012年官方的阵痛管理与探索，“从原来政府的两重形态变成现在的三维形态”，张通荣说，以前政府大包大揽，财力有限，又要把全社会所有事情包过来，却又包不完，现在中介组织社团组织，行业内部制度建立起来，管理也随之变得更有生命力。

　　张通荣举了个例子，原来遗址纪念广场所有纪念活动的花卉均由政府埋单，但从2012年开始，如果市民献花，需自己掏钱买，“就这么一个观念的变化，每年减少我们财政压力上百万”，这对于一个年财政收入只有3亿的县城来说，并不是小数目。

　　类似的例子还包括，通过社团组织运作，把青少年活动中心的4D影院和地震体验馆进行收费，通过营业收入来弥补活动中心的管理成本。

　　据悉，2011年至今，汶川成立了11个社团组织，包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农民工协会、体育青少年俱乐部、棋牌协会等，目前整个汶川已有49个社团组织。另外，2011年至今已成立超过200个致力发展农村经济的专业合作组织，包括种植类、畜牧类及服务类。

　　后援建时期的汶川

　　如何自力更生是未来发力方向

　　从2010年完成援建至今，“后援建”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无论是智力上的“派汶川干部到广东学习”，还是经济上的企业进驻、农产品输出，对于这个“大手牵小手”的后援建战略计划，坊间有赞有弹。

　　在众多合作项目或意向中，张通荣最期待最关心的，还是“我们优质的农产品怎么稳定地进入广东的市场，而且被广东的市民接收”。他说，这必须是市场化的，而不是政府包揽的，但要通过政府将平台建立起来。此外，他也期盼广东在产业转型过程中，转移一部分到汶川，“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移”，这与汶川要发展旅游业的思路也相契合。

　　张通荣说，目前的后援建协议中，他认为最有吸引力和落实得最好的是人员培训这项。他说，后援建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援建成果的管理问题，通过派员到广东挂职或学习这样的“智力支持”，对启发汶川干部管理新汶川很有帮助。

　　在描绘汶川未来的蓝图时，张通荣说得最多的是创建全民健康示范县、“好房子、好身子、好日子”这样的概念。“最核心的就是发展路径，现在的这个路径主要是依赖于社会对我们的帮助，今后可能是在自力更生这个方面了”，如何让民众(而不仅仅是政府层面)“自力更生”，是未来发力的方向。 南都记者张艳芬 实习生龙姿吟 黄培 发自汶川

　　记者手记

　　汶川如何面对后援建时期

　　眨眼五年。

　　汶川县城由废墟变成灯火通明的大工地，进而变成“基础设施前进几十年”的现代小城，已是第三个年头。

　　城建的步伐并未停止：有望延伸到2公里长的“西羌文化街”已进入规划阶段，4幢“全县最高”的住宅(21-26层)雏形已成，博物馆后方东南角的姜维城将建成500亩城市文化公园“绿肺”……这个由“援建”转而“自建”的县城一直在向前。

　　与此同时，社会管理也在“阵痛”中苏醒。

　　正如汶川县长张通荣说，社团组织的介入大大分担了去年以前汶川政府“大包大揽”的沉重的行政压力。除了社团组织，像“业主委员会”这样的组织也渐普及，一些区域的拆迁重建，政府干脆直接将钱拨给业委会运作，这样“既不得骂名百姓也心安”。

　　不过，也并非诸事皆顺。

　　拿汶川援建之后开始涌现的小区管理来说，对为什么要交物业管理费这件事，很多市民仍想不通，县城内可提供专业服务的物管企业也屈指难数(汶川县内没有具备资质的物管)，“供求”都缺，这只是硬件现代化过于迅速而软件难以立刻跟上的个案而已。

　　在汶川走村访城的一周时间里，记者所见，城建仍有遗憾痕迹：秉里村家家户户无独立厕所与猪圈、万村的安置房有裂痕……

　　其实，“城”只是躯体，生活在城中的“人”才是灵魂。

　　“援建”曾让汶川物价高涨，工价猛升———100元一天扫地没人干，水泥工最贵400元一天——— 这样的“好时光”已经一去不返了。

　　以威州为例，援建时期这个3万人的县城暴涨到6万人，随之而来的则是被刺激的经济欲望。随着援建队伍的撤离，经济不再如以前活跃。

　　有人认为“高半山上的人享受的基础设施应该和县城一样”；有人认为“政府修路必须充分补偿，不能接受过去那种‘以工代赈’的方式”。

　　有在汶川工作生活多年的人士对记者说，“灾民就是身份证”，地震之后由于社会对灾民“无序的给予”，导致部分人“自身奔跑”系统缺失，而政府力倡的“感恩教育”，对解决这些困境只是杯水车薪。

　　不过，我们也看到汶川人的阳光气息：雅安发生地震时，10万人口的汶川县捐款超过200万元，派了两支小分队前往雅安支援。